张炜：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作家张炜

　　在接受本报记者傅小平的专访时，作家张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观。他说，随着时间的延续，探求的深入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迫近和变化，一个人常常会陷入新的矛盾和怀疑当中。不过有些基本的东西可能是不变的。比如对真理的热爱，对诗与思的执着，这些不应当改变；而且探求之路上的许多痛苦和矛盾，也会由此而来。如果一个人总是随着世风和潮流去改变自己，不失时机地跟随和迁就，那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思想危机”吧。

　　谈及自己的写作时，他表示，“其实在写作方面我缺乏‘伟大’的志向，所能做到的只是认真探求、自我苛刻”；“‘浪漫’在我看来更多的不是创作方法，而是艺术本来就有的质地。没有飞扬的想象，没有激越的心灵，哪里还有艺术的酿造？从现实到艺术是一个心灵酿造的过程，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没有将现实生活当成酿酒的粮食，这种‘现实’对写作者也就失去了意义。”

　　张炜：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十八卷《张炜散文随笔年编》展现了作家三十年心路历程

　　“现在是最需要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

　　记者：19卷长篇小说年编、20卷散文随笔年编及7卷本中短篇小说年编的相继出版，读者大致可以藉此触摸到您立体而生动的精神形象。透过这些有着巨大体量的作品，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您是有坚定价值观，有一贯的精神追求，且对此有充分阐释的作家。也因为此，当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入口，经由您关于文学、人生的既有的深刻思考再往里掘进时，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首先想问的是，在您看来，某种恒定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作家或写作者而言，有何特殊的重要性？您是否经历过思想危机，或怀疑过自己一贯持守的价值和信念？

　　张炜：随着时间的延续、探求的深入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迫近和变化，一个人常常会陷入新的矛盾和怀疑当中。不过有些基本的东西可能是不变的。比如对真理的热爱，对诗与思的执着，这些不应当改变；　而且探求之路上的许多痛苦和矛盾，也会由此而来。如果一个人总是随着世风和潮流去改变自己，不失时机地跟随和迁就，那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思想危机”吧。

　　记者：无论是您的写作，还是您的阅读，都体现出您坚定鲜明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判断。比如对于托尔斯泰，我注意到您经常提到他的《复活》。尽管这部小说里有一些为写作者“力戒”的说教，但托尔斯泰天才的笔力使得这种说教融入卓绝的叙述之中，反而形成了独创的风格。悖谬的是，这种堪称典范的社会小说模式，在托尔斯泰之后成为潮流，但大多是失败的，这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对《复活》的评价。

　　张炜：有些写作者是比较单纯的小说家，有的是比较复杂的作家。现在人们有个误解，多少将“作家”等同于“小说家”了。托尔斯泰显然不是单纯的小说家，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他是一个综合的人物，是小说大匠，是宗教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个卓越的人物。仅仅从阅读消遣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既获取不了最大的快感，也不会理解他的文字。他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综合体现在其中。单纯的小说家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不能说无足轻重，但价值和品级相比之下就低得多了。总之伟大的作家手中才会产生伟大的小说，而单纯的小说家可能会困难一些。所以说只有托尔斯泰这一类伟大的人物，才能写出一系列巨著，包括了《复活》。在思想和艺术的小时代，消费时代物质时代，要理解《复活》比较难吧。

　　记者：何以会理解比较难？能否展开谈谈？

　　张炜：思想和艺术的小时代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结构的。读者将在一切读物中寻找实用品或娱乐品，而作者也将在这个层面上最大地满足他们。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复活》是那些独立自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精神投影，他们这一类人不会加入低一等的精神循环，因为对他们来说，仅有一生的时间太宝贵了，而他们这一生要解决的问题又太大太多。他们只会在更高的意义上进行思想活动，比如终极真理的探究、宗教神学，即人们常常引用的康德那句“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物质欲望时代的精神状况通常会平庸得多，它与《复活》所探究的世界相距十万八千里。

　　记者：现在依然有很多作家，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奉为写作的标杆，但也有作家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动辄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谈论这几位大作家，是对当下写作处境的一种回避。因为，当下作家即使再伟大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而假如托尔斯泰活到当下，他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

　　张炜：现在我认为是最需要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没有这种重要的文学与艺术、思想与道德的参考和启迪，就会安于现状，回避和迁就自己当下的写作处境，做出“与时俱进”的解释。破碎的、欲望的和消费的文化浊水里，要有探头呼吸的可能和机会，这样才不会被憋死。不然或者是终止健康的艺术和思想，或者是发生变异，成为适合这摊浊水的某种新物种。谈论托尔斯泰不会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谈论别的作家就会成为那样的作家吗？显然也很困难。可见这种设问和担心一点必要都没有。

　　记者：您也比较多地谈到了雨果和巴尔扎克。在一些写作者的眼里，或许依然认为他们是大作家，但更多的是把他们束之高阁，而不是视为一种活的文学资源。我想您不断提及他们，一定有您的道理。

　　张炜：我谈巴尔扎克不多。谈了一些雨果和歌德，以及那个时期前后的一些作家。这些国外经典和中国经典一样宝贵，都是不可逾越的。他们是在更长的时间里积累的人物。不是说现代作家不重要，而是现代作家所经历的时间还不够长。精华的识别和集中要满足一些条件，相应的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现当代文学不能取代十八九世纪或更早以前，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不断提及更早的那个时代，就是关心和看重现当代文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障碍，有自己的遮蔽和局限，所以阅读必须是跨时代跨世纪的。

　　记者：有人说，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时代，却没有出现像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并为此备感困惑。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张炜：我想，今天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大概已经不行了。那样奢侈地使用文字，现在是不允许的。由于多种媒体的介入，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简要更结实的文字。这好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时期，但仍然还不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因为在精神和科技、物质和自然，诸多方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果实，再也结不出与十九世纪相同的那种了。但在雄心和价值、气概和追求，这些方面仍然可以相互学习和比较，问题就在这里。

　　记者：当说到文学传承时，很多写作者张口就会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多数也承继了这一文学脉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先锋之所以为先锋的一个必要的背景。相比而言，您更倾心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这使得您的写作始终和先锋文学保持着距离。您怎么理解先锋，还有先锋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张炜：我同样算是比较热读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一个写作者，说到底这种阅读是不能回避也不能偏废的。我只是强调我们需要十九世纪艺术与思想的参照，强调要拉大我们的精神坐标。当代的“先锋”如果离开了这种参照，就会流于简单的模仿，变得单薄，也难以走远。实话说，在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召唤下，哪里还会有什么“先锋”。真正的先锋是勇气，是对于艺术和思想信念的顽固坚持，是一根筋。伪先锋是不需要传统的，因为现学现卖就来得及，完全不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艺术和思想坐标里思悟和整合。伪先锋说到底仍然是商业主义的一部分，是与商业投机属性相一致的写作方法。

　　“道德激情、价值信念不是什么‘遥远的问题’，而是当下最切近最迫切的问题”

　　记者：极目当下文坛，感觉也只有您和张承志，一以贯之地言说着道德激情、价值信念等看似与现实“非常遥远”的话题。某种意义上，你们追慕神性的写作且身体力行，自身也获得了某种神性的气质。我也注意到，不少读者在谈到你们时是肃然起敬的，这在文学已被世俗化的当下并不多见。我的一个想法是，言说神性往往有自我神化，或被读者神化的可能。但从您的行文、处事，分明感到您是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的。这其中该怎么平衡？

　　张炜：道德激情、价值信念不是什么“遥远的问题”，而是当下最切近最迫切的问题。这一切也不仅是言说，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劳动中，作家的最大劳动就是作品，这些都应该统一。如果不统一就成问题。大家都追求统一，也完全知道这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我在作品中充满了对自己的质疑、追究和批判，对自己的软弱性既痛苦又警惕。至于作品中的神性，我和很多当代作家一样，可能都嫌远远不够吧。但是没有神性的写作，就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记者：就我的感觉，眼下不少人出于对世俗现实的反驳而激扬理想主义。您反其道而行之，对理想主义表示质疑，是很需要勇气的。您进而对所有的“主义”表示质疑，对我也很有启发。但这里有一个矛盾，从历史上看，理想过于虚无缥缈，似乎也只有成了“主义”，才有了让很多人追随效仿的现实操作性。所以古今中外，都少不了“主义”。您也提到了理性的重要性，但理性最后成了“理性主义”或许就不是那么美妙了。在您看来，该怎么把握好这一尺度？

　　张炜：我不太喜欢“理想主义”这个词汇和概念。“理想”是好的，是追求向上和向善，追求完美的情怀和志向。一旦凝固成“主义”，就有些简单和粗暴了。“主义”再复杂也是简单的，它有可能是相当僵化和教条的，也会过于自信。而“理想”是追求和向往，有了这种志向和心情，就会不断纠正自己、质疑自己，就会在包容中学习和改造，只为了不断地靠近真实。“理性”也是一样，“理性”多么重要，但是“理性主义”会认为“理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依据和尺度，是至高至尊的。其实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仅靠“理性”是难以解决和把握的。“理性”并不是通向终极真理的唯一通道。

　　记者：之所以有此认识，有赖于您深邃的历史感，这也是您区别于很多作家的重要特点。如您所说，很多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把眼光放得太近。如果放到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看，比如您说到的网络文学的界定和争论等都不成其为问题。但问题在于，以历史之名来消解或取消当下某些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就一定合理？而执着于当下的很多人，是承受不起这种荒诞的。比如对文学史论者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分门别类，实际上就部分消解了其存在的价值。

　　张炜：如果没有深邃的历史感，就会将一些最基本的现实问题搞得裹缠不清。历史不是用来消解当下的，而是用来廓清当下的。万物皆有根源。缺少历史的鉴定和认知，就会走向实用主义的荒诞与浅薄。对于当下诗学问题，少数深奥的专家只能坚持，而绝不能为了满足俗众的简单化而改口或放弃。缺少卓越人物，缺少基本的学术坚守，将是一个民族文化溃败的开始。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取消了层次和差异，也就取消了可能性。我们现在是努力将坚硬结实的文化和学术内核放弃，去迁就和妥协于那些虚妄的东西，归于似是而非的“大众”见解，站到乌合之众一边，这样来求得一种安全感。其实这不过是投机行为，是让人悲哀的学术和思想的现状，是消费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才有的怪相。学术以妥协为荣，以随众为荣，以附和强势为荣，这只能是学术的耻辱。

　　记者：当很多人为当下碎片化的时代感叹，进而遥想史诗写作的时候，您对此提出质疑，很是让人感慨。我的疑惑是，既然您写的很多小说，都有家族的背景，而家族故事一般都会被放到五十年、一百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流程里来叙写，也因此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史诗色彩。这么说，您的写作和理念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或者在您的理解里，质疑史诗写作，说到底是质疑作为其核心的线性时间观？那么，史诗的时间模式是否必然就是线性的呢？对此，我想有必要做一辨析。

　　张炜：史诗式的写法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固有模式，它大致以线性时间来处理漫长的历史事件、结构作品。现代作家质疑和改变史诗式的写法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自己的写作“小品化”、“碎片化”、“单薄化”。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复杂的历史事件，只能给现代写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怎样调度一切文学表现手段完成自己的“现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写作学问题。

　　记者：但凡有抱负的作家，都声称自己有志于写出伟大的长篇小说，而且对此有自己的标准。但我注意到很少有人声言有志于成为一个伟大作家？尽管优秀的作家，大多有成为伟大作家的雄心壮志。那么是否写出了伟大长篇小说的作家，就可以称得上是伟大作家呢？我也知道，您对当下作家称号的滥用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对于何谓伟大作家，您也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炜：其实在写作方面我缺乏“伟大”的志向，所能做到的只是认真探求、自我苛刻。“小说家”和“作家”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写作爱好者、小说爱好者是很多的，真正称得上“家”的当然要少多了。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平时为了客气和尊重，称呼一个写作者为“家”，被称者当然不能信以为真的。作家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其他，比如思想类著作。只要写出了其中某一类的“伟大”，就应该算是“伟大作家”了。写出了“伟大小说”，当然可以算是“伟大作家”，不过这种种“伟大”都不是当代人可以命名的，或许它起码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鉴别。如果有人轻许某某“伟大”，那只能说明他同时也高估了自己，认为自己具有超越一百年的宏巨眼光、有这样可怕的穿透力。那一般是客套话、吉祥话和鼓励话，不必当真的。有人对我的辛勤劳动常常给予鼓励，我在感谢的同时也明白其他。

　　“从现实生活变成文学作品，是一种神秘的酿造过程”

　　记者：在社会转型期，考察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大概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相比多少年前面对转型，知识分子经历的心灵挣扎，眼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轻轻一跃就跨越到了实用主义，而且在践行实用主义理念时往往更彻底。这是为何？是否消费时代比盛行阶级论的年代，对知识分子有更大的腐蚀性？

　　张炜：那些从理想主义一步跨到了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显然比比皆是。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许多“知识分子”不过是掌握了一些书上的套话，并没有什么独立见解。套话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套话让人厌弃，有的套话倒能唬人。他们讲着套话，跟住势头，在一种势头下是很容易表现“勇气”和“学问”的，一旦失去了势头的支持，他们就会转向。有的转得慢，有的转得快，有的连“五分钟的机会主义”也搞。这哪里是什么知识分子。究竟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要看受了什么教育，有了什么著作，而是要看他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是否能够反省和批判自己，是否拥有独立思考和创造发现的能力，尤其还要看他在失去势头支持的情形下会怎样。物质对人的腐蚀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有人在严酷的环境下还可以抵抗一番，一旦面对物质安怡的诱惑却绝对受不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记者：“小说已死”的言说已然远去，小说往何处去的命题却迫在眼前。在《行者的迷宫》里，您谈到作家的眼光既要向内，也要向外，并打通内外的界限，从而表达一种综合的经验。

　　张炜：我的意思是，现代小说面临着更巨大的变化，可能它今后不仅要单向延续狭义现代主义的“内向”，而且还要注目十九世纪或之前的“外向”。“内”与“外”的接通与结合，大概是未来小说写作需要考虑和完成的一项大工程。

　　记者：不能不说在“内”与“外”的结合上，您的写作达到了为很多同时代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挖掘灵魂的深的同时，您格外关注为当下文坛稀缺的开阔的风景。在这宛若天成的风景里，有如许的形形色色、光影，乃至声音、气味。这种不加渲染的丰富，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然。

　　张炜：大自然作为生命的大背景，我关注得还远远不够。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自己的视野越来越局限于斗室、人造风物，专注于曲折的人事机心，这本身有多么荒诞和脆弱。大自然的巨手轻轻一转，精致的人工小巢和逼天大厦会顷刻无存。网络时代，人的眼睛可能只盯着小闹剧，根本无法在真实的山川大地上荡开来。这不是写不写自然风景的问题，而是能否与大自然这个永恒的生母对话、有没有这种对话的冲动和能力的问题。

　　记者：有一个问题，您在一些篇章里也曾谈到。作家步入写作之初，他的文笔会有些稚嫩，但常常不经意间会让你感动。写作时间长了，这种感动就会慢慢消失，甚或为了让写作有一个客观的面貌，他们会刻意过滤掉这种感动。有些作家甚至把感动等同于煽情。某种意义上也因为此，曾经被推崇的浪漫、抒情等，都被视为不真实，也因此越来越淡出写作者的视野。

　　张炜：人如果不再感动了，作为一个生命失去了这种能力，实在是一个大悲剧。感动如果成为写作者的一种姿态和手法，那也很廉价。“浪漫”在我看来更多的不是创作方法，而是艺术本来就有的质地。没有飞扬的想象，没有激越的心灵，哪里还有艺术的酿造？从现实到艺术是一个心灵酿造的过程，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没有将现实生活当成酿酒的粮食，这种“现实”对写作者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缺乏浪漫情怀的写作者，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就写作学的意义来推论，甚至可以说艺术没有“现实主义”的，而只有“浪漫主义”的。当然这样讲并不妨碍研究者的学术说辞，也不妨碍他们从作家作品的外部色彩上做出某些界说和概括。

　　记者：可能是源于小说本身的诉求，或者受了非虚构写作热的影响。眼下写作都特别强调真实。事实上，您也多次谈到真实，谈到要依据生活的真实，来写人物，写故事。但真实这个概念，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

　　张炜：我前边曾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比喻成酒和粮食的关系。从现实生活变成文学作品，其实是一种神秘的酿造过程，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中间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文学与现实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压根就不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说，粮食压得再紧再密，也不是酒，因为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所以说只要是没有经过心灵酿造的所谓“文学”，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对于文学阅读来讲，那些要享受美酒的人，给他再多的粮食都不能让他满足。

　　记者：在一篇文章里，您提到当下社会的错乱，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不相信存在终极的真理。我的理解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一元的世界的惧怕与抗拒。但问题是假如存在终极的真理，是否我们的世界就只能一元论了呢？再比如，道德相对性固然带来了价值观的错乱，但强调绝对性，又会否对社会的多元构成威胁？在您的理解里，所谓终极的真理指的什么？如果它并不是实际的存在，那是否更接近于康德所说的“心中的道德律”？

　　张炜：如果不相信有终极的、永恒的真理，那就只好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这样，也就没有追求真理的必要和意义了。只有相信具有永恒的真理，才会坚持“多元”并存，因为每一个思想和理论系统都近乎一个假设，它再完美都可以质疑，都在等待探究。对“多元”的整合与综合，才有可能接近终极真理。可见包容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真理的存在是超验和先验的，但探究的过程可以接近它。也就是说，我们不探究，它也仍然是一种实际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它是怎样的。而我们生来就想知道真理。

　　记者：您解决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遗憾的是，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看似非常多元，实际上二元对立的思维依然普遍存在。

　　张炜：“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遮蔽真实，幼稚化和简单化、浅表化。但可惜我们通常不知道什么才是“二元对立”，往往把真正复杂和包容的思维方式当成了“二元对立”，然后再去批判它。比如对“多元”的包容一旦成为姿态，赞赏和采用这种姿态，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一元”独尊，进而必然要走向“二元对立”。只有执着地追求真理、相信永恒真理的存在，才能朴素而持续地追寻，对任何一“元”都会既尊重又质疑，不断地解码，从根本上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部作品开始了，创造一个世界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记者：您崇尚简单、朴素的生活，也崇尚简单、朴素的写作。但读您的作品，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包括故事的设计，都会读出一种繁复之美。我想您说的简单、朴素，大约不同于风行一时的极简主义。而倘使极简，却不能传达出丰富的韵味，恰恰构成了对极简主义的反讽。那么，繁复是否是抵达极简或是简单朴素的一条可能的路径呢？

　　张炜：极简主义不是一种朴素，而是一种风格和方法。朴素是追求真实(真理)的需要，而表达和接近真实，有许多时候是不能“极简”的，这时候“繁复”就成了一种朴素，也是走向最大的“简单”了。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而丧失了真实，这就不是朴素也不是简单，而是人为的复杂化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谈到您，都会联想到万松浦书院。您在很多文章里，都写到这个书院，可见您对它倾注的热情。如果从精神寄托的层面上讲，书院是您的“瓦尔登湖”，尽管您或许并不感到梭罗似的孤独。您也谈到美国人对梭罗的推崇。

　　张炜：“瓦尔登湖”的思想并不怎么深刻，尤其在当下。但是真要实践它也不容易。今天有条件驻进这样一个“湖”的人，也确实不多，太奢侈了。说到万松浦书院，它不光不是这样的一个“湖”，而且还和“湖”的思路背道而驰。因为书院是集合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地方，是深入探究的地方，是投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小小一镖，而不是躲个清静，不是闲情无为，更不是自力更生自我勤俭就能概括的。

　　记者：让我感到佩服的是，您对各种主题、题材的超乎寻常的掌控力。您的创作，从细部看会有一种紧张感，但整体上又给人感觉特别放松，有弹性。因为此，对您在写作中如何构思和布局感到特别的兴趣。

　　张炜：我构思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短篇，往往都会放在心里许多年。它只要放在心里，就会经历无数次的修改，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修改都会发生。一个人有再强的思维能力，有些大工作还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计划起来。有人担心存在心里的时间太长了，要写的东西会不再新鲜，会有陈旧感。其实一旦陈旧了就等于这枚种子发霉了，那它就不再需要发芽了。真正茁壮的种子一定会生长出来。一般来说，单薄的作品，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埋在心里的时间还嫌太短。

　　记者：总体看，您的写作是严肃、庄重的，这和当下流行的写作格格不入。我想是受了时代氛围的影响，很多作家的写作都偏向轻喜剧式的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备受欢迎。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追求以喜剧的方式传达悲剧的意味，所谓喜剧是最高意义上的悲剧，所谓写作贵在亦庄亦谐，以轻击重吧。您认为流行的写作观念是否包含了某种误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样一种写作状态？

　　张炜：娱乐作品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人都投入娱乐。我不是写娱乐作品的。通俗作品也自有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作家都去写通俗作品。我也不适合写通俗作品。至于说让更多的人欢迎，这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知道更多的人欢迎什么。

　　记者：您在写作中高扬诗性，且对“诗性”一说做了很多辨析。很显然，诗性与写作体裁无关。但优秀的诗歌，会表现出更多的诗性，而且只有顶级的诗歌，才能标示出诗性的最高标准。在收入《疏离的神情》一书中的《诗螺丝》中，您还特别指出诗所具有的把词汇的内涵给固定住，不让其消散和流失，不让其变形的了不起的作用。由此很想知道，诗歌对您的写作产生了何种重要的影响？

　　张炜：我最早是写诗的，现在也一直写。诗处在了文学的心脏部位。诗歌虽然并不一定比现代小说更有表现力，但它的确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不需怀疑。诗性的强弱当然决定了作家的品级，但诗性却不一定要由诗歌来表达。我认为中国现代诗的出路不完全在、或者说主要不在翻译诗那儿，而是继承诗经一脉，然后再往前走。

　　记者：《你在高原》之后，您更多转向散文创作。更准确地说，是您在写小说的同时，一直在写散文。我们也看到，的确有很多作家倾心于写散文，越到写作的后期越是如此。当然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他坦诚自己越来越感到不适合写小说，而且也越来越排斥虚构作品。那对您来说，散文创作意味着什么？

　　张炜：我的20卷散文是1982年之后到2011年的全部散文，第一次集合到一起。1982年前的散文等太差，一开口就是片面性，荒谬得很，于是没有收。而我的小说年编是从1973年的作品开始收的。可见讲故事、虚构事情，是容易藏拙的。胡言乱语言不及义，胡扯，耍滑头打哈哈，有时候还会让人当成“大学问”“大思想”去推崇，而要直言和阐明理性就不那么容易了，想打个哈哈蒙混过关可不容易。我十六七年前就在准备的一部小说，因为那个450万言的长卷给耽搁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力量写出来。不是体力不够，而是心力需要积蓄。它对我可能是极重要的一次写作。

　　记者：在您同时代作家普遍表现出写作颓势的大背景下，是什么支撑着您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追问和探索，又是什么维系着您一以贯之的极其丰产而又有着相应水准的写作？

　　张炜：朋友们写得又多又好。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写作这种劳动和探究既无比有意义，又有极大的吸引力。一部作品开始了，创造一个世界的工作也就开始了，还有什么比这种工作更有意义？这简直是让一个生命诞生，当然是了不起的事业。我觉得为此花上一生都是值得的，最不可能光阴虚度。人生的最大幸福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