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障碍

　　《洛杉矶书评》日前发表了两位汉学家华志坚和布伦丹·奥凯恩的对话，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问题。《中华读书报》就此对奥凯恩进行了采访。

　　奥凯恩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数量固然比以前有所增加，却远远不够。2012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汉语图书仅有16部。在英语世界，出版商出译作，历来难销，而就影响力和声望而言，英译中国文学仍未找到自己的村上春树或卡尔维诺。

　　他还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痼疾：编辑水平。他认为，中国的很多编辑往往只能粗粗地做些字句上的校对。有些名头非常响亮的作家会骄傲地告诉他，他们交稿时另有附言：“一个字都不许动。”奥凯恩分析，也许这是因为中国文学由男作家主导，而编辑通常由女性操刀，但你不能动我东西的结果，是作品的质量大受其害。

　　另外他也认为，许多中国作家最好的作品是中篇，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不到翻译。因为中篇对文学杂志和选集而言太长，单独成书又太短。

　　从植物看中国文明形态

　　与一般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不同，日本学者上田信写了本很有意思的书，名曰《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朱海滨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2月)，是从自然生态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

　　上田信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具有形态各异的植被和地形，中国历史文化才显得异彩纷呈。他指出，从总体形态上看，中国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两种文明形态，即北方的黄河文明和南方的楚文明。黄河文明是严寒干燥地区的文明，南方的楚文明是湿润、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森林文化。黄河文明造就了《诗经》，而楚文明孕育了《楚辞》。古代的中国南方有大片的森林，有极为丰富的树种，南方人的生活总是和树木休戚相关，如《楚辞》中，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植物。

　　不仅南方的生活和植物关系紧密，整个中国也同样如此。上田信对《楚辞》中的《九歌》、《诗经》中的《国风》、《唐诗选》诸篇章中，对植物名的出现进行详细的统计。比如《楚辞》中的《九歌》，共255行，植物名出现54次，每5行就出现一次植物名。《诗经》中的《国风》，全部共2620行，各种植物名出现255次，平均每10行出现一个植物名。而《唐诗选》的3404行中，植物名出现214次，平均16行1次。从这些统计数字不难发现，南方植物繁盛，在诗歌当中也出现得更为频繁。

　　“我不太喜欢马友友的音乐”

　　谷川俊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翻译家，被誉为日本现代诗歌旗手，他刚刚出版了新诗集《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田原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近日他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谈到了一些著名音乐家。他说：

　　整体来说我喜欢莫扎特和巴赫。巴赫的音乐会带给我的心灵一种秩序性。莫扎特是个天才。我要是能把莫扎特音乐的每一章都写成一首诗的话，我现在死了都愿意。

　　有个日本的演奏家内田光子我也非常认可。马友友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我不太喜欢他的音乐，和他见面我很喜欢他的人，但是只谈音乐的话，我觉得我和内田光子有种共鸣的感觉，但是和马友友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泽征尔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直很喜欢德国的一个乐团演奏的巴赫的乐曲，结果小泽征尔指挥这个乐团演奏的巴赫的音乐让我非常失望，听了那一场我觉得小泽征尔还是个亚洲人，不是西洋人。

　　杀千刀

　　所谓“杀千刀”，即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处死。《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卜正民等著 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一书中指出，在晚清时候的西方人看来，最能象征中国古代法律之野蛮残酷的，就是凌迟。

　　该书也指出，直到18世纪，欧洲人也都相信，对犯下十恶不赦之罪者就理应以极残酷的方式回敬他。在这一点上，中国反倒曾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残酷肉刑的国家：上古的刖(砍脚)、宫(去势)等大刑早在唐代就已废除。

　　实际上，据学者考证，凌迟之刑极少用，宋代偶然用过几次，元明才合法化，清则规定叛逆及极少数重大犯罪才施刑，一般人极难见到。但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在凌迟之中体现出来的异文化，而在于以此来确立自身的形象：文明、优越的西方。

　　(刘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