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宁远：永远的“9·10”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因为一个新设立的节日，正在读小学的我们被告知，停课放假一天。尽管这个叫做“教师节”的节日不属于我们，但因为能放假，还是成为了秋日里的盼望。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到来是因为一个人。教师节的内涵如同他一样的澄澈，一样的纯净——

    出身贫寒的他，在家庭无法圆他“求学梦”的情况下，能够走出偏僻山村，考入武汉大学，后就职南开大学，并被送到莫斯科大学深造，他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离不开老师的启蒙和支持。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代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也没有着落，是班主任老师替他付上了全部费用。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成为知名教授、著名大学的校长、中科院院士的他始终不忘师恩。只要回家乡，都要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们。每年教师节前夕，都必定要给老师们写信问候，直到他们离开人世。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王梓坤院士。

    师范教育系国家之重器、民族之灵魂。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大计，在于教师。然而，受“文革”的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一度不为社会所重视，教师的职业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一切都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深思。

    一九八四年岁末的一天，刚刚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不久的王梓坤早早来到办公室，拨通了《北京晚报》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告诉他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希望通过媒体发出提一个建议——每年用一个月的时间作为“尊师重教月”，同时把其中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这位记者朋友为王梓坤的真诚所感动，随即以“简讯”的形式把这个建议刊发在《北京晚报》上，虽然仅有两百字，版面位置也不是很显眼，但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打电话表示支持和响应。这让王梓坤感到非常振奋，他随即邀请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贤智、黄济、赵擎寰等在北师大任教的著名教授座谈，这个倡议也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说，在这座曾走出梁启超、鲁迅等先哲的师范学府，应该率先发出尊师重教的声音。于是，王梓坤进一步建议，把新学年开始的九月作为“尊师重教月”，其中的一天作为全国教师节。第二天，《北京日报》在显著位置正式向社会公布了这一倡议。仅仅一个月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就接受了王梓坤的建议，正式决定，从一九八五年起，将每年的九月十日定为“教师节”。

    这个故事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听说的。王梓坤的名字因此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仰望，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教师用务实的学风、渊博的学问、谦恭的态度，指导我们如何读书、怎样做人，使我们浑身都沐浴在师大淡泊、博雅的学风之中。因王梓坤卸任校长一职后曾受聘于深圳大学，所以在校期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令我仰慕的老校长。毕业离开母校，这位老人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了。但每年教师节这一天，仍会想起熟悉的校园，想起未曾谋面的王梓坤。

    真正见到王梓坤，已是毕业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二〇一二年，母校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际，我被授予了“荣誉校友”的称号。回母校参加一百一十年校庆时，恰逢教师节。王梓坤为了陪同一位来校视察的中央首长，早早来到新落成的师大主楼前等了很久。在首长走后，我是在他步行回家途中遇到他的，我一眼就从那清瘦的身材和满头的银发中认出了他，眼前的王梓坤比照片上更显得清瘦和睿智。

    简单的寒暄几句后，我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教师节》纪念封，递到他的面前，请他签名。王梓坤仔细地端详着画面上的黑板、粉笔、鲜花，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八年前的那个秋天。

    一九八五年的九月十日。就是在这座校园里，师大学子们相聚在操场上，欢庆第一个教师节的到来。那一天，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四名学生在人群中打出“教师万岁”的横幅。当时的各大媒体评论说，这是他们真诚的呼声，也是社会更加文明的象征。学生对教师的职业如此敬重，王梓坤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流，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对我来说，成为师大的学生后，对教师节的认识由曾经简单的“放假”而变得崇高起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也成为为学、为人的自觉。毕业时，学校收回了白底红字的校徽。从此，我告别了那厚重的文化底蕴、尊师重教的校风、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同学间真挚的情谊，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怅然。我工作的第一家单位是总装备部的继续教育中心，在一家教育杂志当编辑，还曾以教师的身份过了两个教师节。两年后，我调入了上级机关，那年的九月十日，忽然意识到，教师节不再属于我了。当昔日的同学们依然享受着假期和“教师”的称呼时，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涌上心头。从此，每年的九月十日，都成为一个令我怀念的日子。我从小集邮，特意买来《教师节》的邮票和纪念封，作为我浓缩的精神寄托。

    如今，教师节已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每年的这一天，王梓坤都像平常一般地读书、上课。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王梓坤渴望唤起全社会对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尊重的初衷，却被染上了世俗的味道。从最初自制的贺卡，变成了鲜花礼品，进而变成了购物卡……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让家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也玷污了孩子们心中最后一点纯真。当年联名倡议的启功、钟敬文等先生已驾鹤西去，如今只剩下王梓坤在晚年孤独地看着这令人尴尬的局面。

    “老校长，在我们师大学子心中，教师永远都是最崇高的职业，教师节也是最纯净的节日。”尽管难以掩饰痛彻心扉的感慨和无奈，但我还是对王梓坤这样说。

    “好，好，谢谢你们！”当王梓坤提笔在纪念封上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时，这笔迹里便浓缩了老一辈教育家对青年人，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以及每一位北师大人的期望和嘱托。那天，我同王梓坤在师大的校园里合了一张影，一份足以陪我走完人生的珍贵纪念因此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