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大雁情

　　到了一定岁数的人，谈到人生的经历与经验，总爱用阅人无数来形容。想想自己从北京郊区农场，走入京城二十载，成长为知名的作家、媒体人，除了自己的努力、家庭的支持，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时期得益于不同老师的帮助。

　　一九八三年，我在上高中时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一年，我中考失败，在重点中学、师范学校录取无望的情况下，我把希望放在文学创作上。在这之前，我的作文一直不错，小学时，也曾在《三夏战报》上发表过打油诗。见我整天闷闷不乐，伏在椿树下的板凳上胡乱地写东西，在农场果园上班的母亲对我说，场里有个烧锅炉的刘师傅喜欢写文章，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学学。这样，我便在果园锅炉房里见到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位老师。

　　刘师傅不到五十岁，面容黑黢黢的，背有些驼。我跟他讲话，他先是冲你憨憨的笑，然后再把他的想法告诉你。几次交往下来，我发现他的神情总是很抑郁。我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长叹了一声，说刘师傅是好人，本来他是有些技术的，还会写文章，场里的广播一直由他管。有一年，场里一个作风不太好的女知青勾引他，他们在广播室拥抱时被领导发现了。这种事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可是那女知青一口咬定是刘师傅非礼她，结果刘师傅在场里做了检查，最后被安排在锅炉房，代管澡堂子。

　　去了一个多月，刘师傅某天突然对我说，你的散文和诗写得比我好，我不能耽误你，我给你介绍几个农场机关的领导吧。

　　刘师傅说的几个农场机关的领导指的是农场宣传部部长孙雨山、工会副主席刘金声和工会干事陈友福。这几个人在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上是我的启蒙者，也是我的亲密伙伴。在农场工作的六年，人们每谈起不务正业、一心痴迷搞创作的一群人中，我们几个人的名字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农场是不缺乏文学因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浩然曾经专门来看过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拖拉机，八十年代前后，张抗抗、陆星儿、柯蓝、柳萌、雷抒雁、陈祖芬、王宗仁等名家也都先后来参观辅导过。在我之前这里也曾出过两个作家，一个是《儿童文学》编辑部主任杨福庆，另一个是一九六九年到山西插队后来成名的李锐。不过，他们俩没有在农场工作过。记得一九八五年李锐在《当代》上发表了反映农场生活的中篇小说《红房子》后，我们几个人争相看了好几遍，那兴奋劲儿甚至超过了李锐本人。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孙雨山、陈友福等人已经退休，而刘金声则已告别人世。去年，农场局宣传部的退休老作家胡天培约我到南郊农场参观。看到农场的变化，我感慨万千。我真有心写一部反映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可我眼下因为工作的繁忙、身体的不适暂时还不能了却这个心愿。我把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孙部长，他说他很期待。

　　一九八三年八月，天气还异常闷热。一天，孙部长告诉我，说最近农场局的《北京农场通讯》和朝阳区文化馆的《芳草地》两家报纸编辑部的老师要来农场组稿，希望我能参加。说来有趣，这两家报纸来的两位负责的老师都姓刘，似乎我跟姓刘的老师天生有着缘分。

　　《北京农场通讯》的老师先到农场来的。老师叫刘远英，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说话十分豪爽，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父亲解放前曾经是唐山市的市长。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被打成了右派。在组稿座谈会上我的发言刘老师听得很认真，吃饭的路上他悄悄对我说，你的观点很新颖，我喜欢，有稿子就直接给我。我当时感到很受宠若惊，不久便把一篇小小说《回乡》邮给了他。原想自己是初学乍练，这小说不一定能被老师看上。哪料，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那期《北京农场通讯》副刊上，我的《回乡》竟然发了头题，还给配了插图。接到样报那天，我举着报纸在回家的路上尽情地欢呼雀跃：我的小说发表啦，我要成为作家啦！

　　《回乡》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北京农场通讯》虽然只是个工作性质的内刊，可在我心中是以后发表作品的任何一家报刊都不能替代的。可惜的是，由于几次搬家，这篇作品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这将是我永生的遗憾。此后，刘老师又帮我接连发表了《农场漫步》、《一个妻子的独白》等五六篇作品，使我在农场局系统很快有了一些名气，为我多年后离开农场调到市里的新闻单位奠定了基础。刘老师如今要是还活着，该有九十岁了。

　　刘远英老师到农场组稿后不久，《芳草地》的刘延老师就来了。其时刘老师已经快六十岁了，满头白发，声音清脆，很有军人的风度。熟悉以后，得知她是四川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军入藏，当独唱演员，搞文艺创作，七十年代与老伴胡然(出演过《枪口从背后打来》等多部电影)转业到北京，先在一家工厂工作，后调入朝阳区文化馆担任文学辅导干部。刘老师来的这天中午，我从学校下课后匆匆赶来。因为天气热，弄得满头大汗。这时，不知谁从外边送来一盒雪糕，我拿起一根送到刘老师面前，说大热天您吃一根败败火，这可是我们农场乳制品厂自产的。然后，我才拿起一根自己吃。这时，孙部长他们几个人纷纷向刘老师推荐我，说我是后起之秀非常有才。

　　由于下午还要上课，我与刘延老师见面不足一个小时。通过这次见面，刘老师是否能记住我，还真不敢想。我试着把一篇散文邮给她，她很快就给我回信，接着又把发表我散文的清样邮给我，告诉我说要等明年发出来。看着刘老师在清样上为我改过的字迹，我感到无比温暖。果然，来年三月，继《北京农场通讯》首发我的作品后，《芳草地》发表了我的散文《走在故乡的土地上》。再以后，我又陆续到文化馆听了多场名家的文学讲座，如陈建功、郑万隆、赵大年、韩少华、晏明、徐放等，每次都是刘老师亲自把他们接来。记得有一次在听完萧军先生讲座后，我也和其他学员一样纷纷挤到萧老面前请老人家签名。见我穿一件工厂特制的棉大衣，同样穿着工厂蓝色劳动布上衣的萧老用手分开众人对着我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先给你签。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几年后，我与萧老的女婿王建中老师做了同事，我把萧老的话说给他听。王建中老师笑曰：你与萧老的缘分不浅呐！

　　刘延老师今年已经八十二岁。前年，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记得她获知自己被批准入会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我理解刘老师，他们这一代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他们把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等改革开放了，一切都活跃起来了，他们因为年事已高，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去投入，更不可能大红大火了。为此，刘老师也曾感慨过，不安过。以我对刘老师的了解，她的散文绝对是可以站在当代女作家一线队伍行列的。可是，由于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家庭，尤其是我们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身上，她怎么能火起来呢？刘老师退休前，只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彩虹升起的地方》。退休后，七十岁时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跳舞去》，快八十岁时出版了散文集《聆听岁月》。八十岁生日，我和一帮文友相约和他们一家人联合编写了《刘延八十》一书，这本书没有书号，完全属于自娱自乐，哄老太太高兴。

　　在《刘延八十》中有一篇刘老师关于歌曲《远飞的大雁》的文章。一九六四年秋天，北京西苑宾馆里住着两支令人瞩目的大型文艺团体，一支是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排练的中央及北京各大专业文艺团体的艺术家，另一支是全国各地来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各族业余文艺代表团的艺术家。当时，刘老师在拉萨市文化局工作，经过严格政审，被选到西藏业余文化代表团担任文字编写工作。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在代表团离开拉萨前刘老师和叶玉林、廖东凡两人共同创作了《好得很》、《次仁穷穷开会回来了》、《对歌》等一些演唱节目外，代表团赴京后的许多演唱歌词、藏戏清唱等，基本上都由刘老师一人完成。因当时形势需要，所有节目、歌词演出或发表时，均以“民歌”形式出现，而不能署作者名字。其中，就包括刘延老师作词，徐大猶记谱、填词的传唱全国的《远飞的大雁》。二〇一〇年冬天，我请刘老师和她的女儿胡滨到位于北京东五环的红色经典餐厅吃饭。这家餐厅的特色就是怀旧——“吃人民公社饭，听革命经典歌曲”。在吃饭过程中，一个叫刘娟的小姑娘以甜润的歌喉演唱了《远飞的大雁》，只见刘老师听得非常入神，后来还情不自禁地跟着演唱起来。演出结束后，刘老师专门到后台找刘娟攀谈。见状，胡滨神秘地告诉我：《远飞的大雁》这首歌是老太太写的。我听后感觉很诧异，这是真的吗？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老太太提过一句呢？

　　回到家中，我上网百度搜索《远飞的大雁》，词条倒是不少，歌词也全，但没有一处标明词曲作者，这是多么的残忍与不公啊！刘老师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是藏族女歌唱家曲宗同志，只可惜她三十多年前就英年早逝。

　　看着刘延老师的回忆文章，使我对老人家更增添了无限的敬意。三十年前，著名作家黄宗英老师曾创作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大雁情》，今天我不怕背着撞题的闲话，仍以《大雁情》为题，写下这篇散文，借以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为年轻人成长甘于奉献的老师们。我想，黄宗英老师若看到此文，她一定会笑着说，红孩这个小挨刀的，竟敢偷用了我的题目。

　　附：远飞的大雁(歌词)

　　刘 延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