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丰富·高贵》(5)

　　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两位东方诗人以美而富有哲理的散文诗(多用英文创作)征服了西方读者的心，继而通过冰心的汉译征服了中国读者的心，一位是泰戈尔，另一位就是纪伯伦。

　　多年来，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它们如同我的生活中的清泉，我常常回到它们，用它们洗净我在人世间跋涉的尘土和疲劳。

　　纪伯伦说：“语言的波涛始终在我们的上面喧哗，而我们的深处永远是沉默的。”又说：“伟大的歌者是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人。”纪伯伦自己正是这样一位唱出了我们的沉默的歌者。

　　那在我们的上面喧哗着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表面的喧闹，得和失的计较，利益征逐中的哭和笑，我们的肉身自我的呻吟和嚎叫。那在我们的深处沉默着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内在的精神生活，每一个人的不可替代的心灵自我。

　　在纪伯伦看来，内在的心灵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本质之所在。

　　外在的一切，包括财富、荣誉、情色，都不能满足它，甚至不能真正触及它，因此它必然是孤独的。它如同一座看不见的房舍，远离人们以你的名字称呼的一切表象和外观的道路。“如果这房舍是黑暗的，你无法用邻人的灯把它照亮。如果这房舍是空的，你无法用邻人的财产把它装满。”但是，正因为你有这个内在的自我，你才成为你。倘若只有那个外在的自我，不管你在名利场上混得如何，你和别人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你的存在都不拥有自身的实质。

　　然而，人们似乎都害怕自己内在的自我，不敢面对它的孤独，倾听它的沉默，宁愿逃避它，躲到外部世界的喧嚣之中。

　　有谁倾听自己灵魂的呼唤，人们便说：“这是一个疯子，让我们躲开他！”其实事情正相反，如同纪伯伦所说：“谁不做自己灵魂的朋友，便成为人们的敌人。”人间一切美好的情谊，都只能在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人之间发生。同样，如果灵魂是黑暗的，人与人只以肉身的欲望相对待，彼此之间就只有隔膜、争夺和战争了。

　　内在的孤独无法用任何尘世的快乐消除，这个事实恰恰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促使我们走向信仰。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你们是灵魂，虽然活动于躯体之中。”作为灵魂，我们必定有更高的来源，更高的快乐才能使我们满足。纪伯伦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相信宇宙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整体的显现，是流转于血肉之躯中的“最高之主的呼吸”。

　　当我们感悟到自己与整体的联系之时，我们的灵魂便觉醒了。

　　灵魂的觉醒是人生最宝贵的收获，是人的生存目的之所在。这时候，我们的内在自我便超越了孤独，也超越了生死。《先知》

　　中的阿穆斯塔发在告别时如是说：“只一会儿工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女人又将怀上我。”

　　不过，信仰不是空洞的，它见之于工作。“工作是看得见的爱。”带着爱工作，你就与自己、与人类、与上帝联成了一体。

　　怎样才是带着爱工作呢？就是把你灵魂的气息贯注于你制造的一切。你盖房，就仿佛你爱的人要来住一样。有了这种态度，你的一切产品就都是精神的产品。在这同时，你也就使自己在精神上完满了起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上面住着灵性生物的星球。

　　一个灵魂已经觉醒的人，他的生命核心与一切生命之间的道路打通了，所以他是不会狂妄的。他懂得万物同源、众生平等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是以往的每一个君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时，你将发现你既不比罪人高，也不比先知低。”大觉悟导致大慈悲和大宽容。你不会再说：“我要施舍，但只给那配得到者。”因为你知道，凡配在生命的海洋里啜饮的，都配在你的小溪里舀满他的杯子。你也不会再嘲笑和伤害别人，因为你知道，其实别人只是附在另一躯体上的最敏感的你。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随手可拾到语言的珍珠，我只是把很少一些串连起来，形成了一根思想的线索。当年罗斯福总统曾如此赞颂他：“你是从东方吹来的第一阵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鲜花。”现在我们翻开他的书，仍可感到这风暴的新鲜有力，受这风暴的洗礼，我们的心中仍会绽开智慧的花朵。

　　2005.11

　　麻木比瘟疫更可怕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 SARS 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

　　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

　　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渡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了。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于它的表面了。

　　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