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擦肩而过

　　记不得礼堂的位置，更记不得礼堂属于哪个部门，却记得在那个礼堂里，与汪曾祺先生擦肩而过。

　　18年前，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小礼堂里参加《中国作家》杂志举办的文学颁奖活动，那一天见到许多名闻遐迩的知名作家，有王蒙、唐达成、林斤澜、章宗锷、陈昌本、汪曾祺、杨匡满、王朔、徐坤等人，对于一名文学爱好者而言，这些人如同股民眼中飘红的阳线，光彩照人，夺人耳目。

　　那一年，王朔、徐坤还是青年作家，眼下我们一同进入中年。而那一年的中年人，当然老去，其中唐达成、章宗锷、林斤澜、汪曾祺已消失在岁月风尘中。

　　莅临会议的作家都值得注目，我偏偏对汪曾祺有特殊的好感。那一天，我来得很早，坐在空空荡荡的礼堂，与朋友们闲聊。身后传来嚓嚓的声响，是脚步声，我本能地回头张望，看见一位瘦瘦的老头缓缓走来，我一眼认出，是汪曾祺。汪曾祺戴一顶礼帽，手执拐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步履有些蹒跚，艰难地向前移动。我站起来，看着汪曾祺从我的身边经过，轻轻说了一声“汪先生”。汪曾祺听见了，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他坐在我的前排，拐杖放在两腿中间，双手扶着，目视前方。

　　我们不能继续闲聊了，我们担心语言的噪音有损汪曾祺的健康，就默默地等待。但是，在我们阅读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汪曾祺作品，以及近在眼前的汪曾祺，无法让我们安然。我斗胆凑过去，问：汪先生身体好吧？

　　他还是点点头。

　　我又说：汪先生的书法很古雅啊。

　　汪曾祺笑一笑，没有说话。

　　我觉得，眼前这位老人的气场很足。这种感觉源于两点，一、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他的小说、散文，平实、质朴，语言如黄酒般醇厚，是学问养出来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我几乎读遍了汪曾祺发表的文章，在他淡雅的笔调里，感受一种别样的才情。二、汪曾祺有丹青之爱。彼时，我的书法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也在《北京晚报》等媒体发表关于书法的随笔，对书画有本能的关心，自然会心汪曾祺的“另一支笔”。

　　出席会议的嘉宾陆续进入礼堂，我依旧在汪曾祺的身后与他搭讪。我说：“我也写字。”

　　“哦，写字好哇。”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写什么字啊？”

　　我告诉他，我写汉碑、魏碑。

　　“哪个碑啊？”显然，他不满意我的笼统回答。

　　是的，汉碑、魏碑是由众多的名碑组成，我的笼统回答，显然是对他的书法修养的不敬。我告诉他，汉碑写《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魏碑写《张黑女》。

　　他思忖一会儿，说：“好碑，有骨力。要临帖，还有读帖。读帖也重要啊。”

　　我说：“以后请汪先生指点。汪先生的字才是好字。”

　　他笑笑，谦逊地说：“过去的一点底子，比不上老先生们。”

　　他说的老先生们，一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从文们。他们的书法有专业水准。

　　当时，我在媒体供职，在与汪曾祺的交谈中，我突发奇想，何不请他为我们的报纸写一句话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没有想到，汪曾祺痛快地答应了。

　　会议即将开始，王蒙、唐达成、陈昌本等人已经在主席台就座。主办方对老作家十分重视，请汪曾祺等人坐到前排。在他准备向前排移动时，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他，同时说了几句客套话。汪曾祺看了一眼我的名片，风趣地说：我没有这个。

　　在汪曾祺往前排走去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脸颊黯淡、沉黑，斑白、稀疏的头发从帽檐旁逸斜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让我感叹岁月易老，生命无常。

　　一个月后，我接到汪曾祺寄给我的题词，信封上是他的亲笔字，钢笔书写，笔画有颤动的痕迹，但，遒劲依然。题词写在三裁的宣纸上，记得是两句旧诗。署名工整，印章清晰。

　　两年后，好酒的汪曾祺终于倒在酒中了，去宜宾五粮液集团采风，他瘦弱的身躯没有能力抵挡酒精的侵扰，无奈地铩羽而归。

　　去年，我们去宜宾五粮液集团采风，途中还在讲述汪曾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