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与他的酷客“江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09日14:13 来源：新京报 邓玲玲

　　在新书《身边的江湖》里，野夫称他的朋友李斯为“酷客”。

　　“酷客”这个词是野夫生造的，他赋予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个热爱生活但又内心充满绝望的人，一个特立独行同时又见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的人，一个经常扮酷夹杂嬉皮、雅皮、朋克及波波士风格，把玩心进行到底的人……

　　野夫觉得，酷客可能是他们60后那代人的共同特征。

　　野夫为这些身世畸零的酷客们作传，梳理自己的家族历史，呈现出一个以墨子的游侠精神为代表的、隐秘的江湖传统。从去年大热的《乡关何处》，再到新出的《身边的江湖》，以及半自传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野夫的江湖，一一呈现。

　　“敢于正视自己的昨天，敢于修正过去，才能够在未来找到正确的自我。”野夫对记者言。借由这些力透纸背、催人泪下的文字，野夫治愈了时代留下的心理创伤，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

　　自己的江湖与自我救赎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野夫

　　1982年，19岁时的野夫，成为了家乡小城的一名中学教师。一个醉酒的黄昏，微醺中他路遇童年的仇人。心中潜伏的恨意突然爆发。

　　野夫5岁时便牢记他的面孔。他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那时架着一挺机枪在野夫家的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野夫的父亲。野夫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此时的仇人，已是一位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佝偻残疾的老叟。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顿暴打，他茫然而无法理解。

　　酒醒之后的野夫，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也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年轻时下到幽深如地狱般的煤矿采煤，被号召造反时，积怨已久的他敢于摧毁一切。后来，他被煤矿开除成为苦力，一次事故被板车轧断了腿，残废后家庭垮掉，小女儿被迫做了暗娼。命运惩罚他，比惩罚野夫的父辈更加惨烈。

　　在《身边的江湖》中，野夫记录了这个故事。野夫称，自己原谅了他，甚至自责不该打他。但是为什么非要打完他之后才能健康起来？因为受了创伤，必须要回报，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对于性烈如火的野夫而言，轻仇之人，必然寡恩。

　　童年的仇恨与个体的恩怨，在一顿拳脚后似乎烟消云散，但很长时间以来，野夫一直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对于现在不时出现的“文革”道歉者，野夫称，只要为恶了，就要道歉。今天，还有很多人心理不健康，生活抑郁，还有人在深深地忏悔，活得很胆怯。而他自我救赎和还债的主要方式，是写作。

　　第一本书出版后，野夫回到了武汉，将父亲的骨灰，外婆的骨灰，以及母亲的衣服烧了后，买了两块墓地下葬。他跪在坟前，将这本记载了父亲家族和母亲、外婆历史的厚书，一页一页地撕下来焚烧。野夫宁愿相信，他完成的这个仪式，亲人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作为一个儿子，他到了四十几岁，终于还上了这笔债。

　　身边的江湖与墨家传统

　　“墨家始终是一种江湖传统，是站在民间社会，反对任何暴力、强力，强权的。墨子的伟大传统，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个传统，历朝历代，一直传到现在都不绝的。”——野夫

　　野夫的大规模还债写作是在2006年前后。此前的他，坐过牢，经过商，离过婚，发过迹。这一切，终结于2006年，他放弃了书商生涯，结束了第二段婚姻，只身南下云南，开始了浪迹天下的写作生涯。

　　野夫首先写的是失踪十年的母亲，那是他埋藏心底、长久不能碰触的隐伤。接着，他开始梳理外婆、父亲、大伯、二伯、幺叔等家族亲人的历史，并发散向身边的各种大隐于市的江湖旧友。

　　从去年开始，野夫做了好几次关于江湖的演讲。

　　野夫对“江湖”一词做过很多思考。江湖在古代是中性词，甚至是带有褒义的中性词。所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下“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江湖既然和庙堂对立，就是泛指广大民间社会，不是后来我们理解的帮会、黑道。

　　在庄子的价值观里，对江湖是赞美的，道家哲学主张的是一种远离、不合作的状态，独善其身的生活。野夫觉得，给予江湖一种精神内涵的是墨子，非公兼爱、扶弱抗暴，这是墨子的精神实质。墨子给江湖冠以真正的行动守则或真正的江湖精神。

　　作为组织化的江湖，1949年后已经消失，再也不会有青帮、洪门、白莲教等等组织，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江湖，野夫认为是还在的，一直隐秘相传在很多人的身上，比如《乡关何处》中的李如波、刘镇西、苏家桥、王七婆，到《身边的江湖》中的李斯、老谭、黎爷、毛喻原，等等。

　　这些人物，都是默默无闻，在主流眼光下活得脏乱差的草根，但他们身上有很多光辉的品质，有正气的一面，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面。

　　发掘这样一个人群来写，野夫认为这些人都是这个民族中间特别有味道的人，活得有人味。他可能有缺点，有毛病，但在这样的人味越来越少的时代，认为应该张扬这样的精神。

　　笔下这些稀奇古怪的人，野夫称没有一个虚构的。有的人不信，专门跑到鄂西去拜访，回来跟他说，终于看到他们了。

　　进入网络时代，野夫称墨子精神不仅存在，甚至正在复兴。

　　在微博这个新兴的江湖，野夫很活跃。经常有陌生人@他，希望帮忙转发评论。他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但是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义气的人奔走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受苦受难的人，大家都去围观，出钱搭救。这样的人太多了。假设我要在网上发起一个为难民的募捐，一个人出一块钱，一天我就可以做到几十万。”野夫觉得，这种精神，不是儒家传统，也不是道家传统，是墨家传统。反对欺负人，你欺负人我没办法摆平你，我就帮助他，这是一种态度。

　　80年代的爱情与理想主义

　　“我想纪念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我们那时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野夫

　　柴静为《身边的江湖》作序，记录了一段野夫年少时的恋爱故事。

　　少年野夫被暗恋的女孩拒绝，情书被公开，承受不住羞辱的野夫吞水银自杀，获救后发誓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读完大学返乡后，野夫追到了她，但终究不忍心而向她袒露了实情。女孩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野夫离家远走，女孩在当地成为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她笑：“变了又怎样，你娶我吗？”

　　野夫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野夫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细心的读者，在豆瓣上发问，《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丽雯，是柴静笔下的那个放荡女？

　　《1980年代的爱情》，号称是野夫的半自传体小说。仔细对比，撕车票，中年患病拒治，故事都似曾相识。

　　诗人赵野和野夫相交甚深，旁证过那个原型。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那个女主人公，“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

　　其实，小说的虚构与非虚构成分，无关紧要也无须探究。作为一个非虚构叙事的高手，这本小说的力量，依然来自于野夫散文式语言的质感，以及故事背后传递出来的1980年代的怀旧气息。

　　野夫称，这本书就像一篇怀旧散文，源自于他对一个女同学的怀念。这个故事原来是作为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最早成型于2003年，但因为线索太单一，且没有沉下心来打磨，就这样放下了。

　　2012年，在科隆访学的野夫，在一个完全不浮躁的时光里面回忆过去，回忆那个年代，他终于可以字斟句酌地娓娓道来。

　　书中，一个女人为了成全一个男人，成就一个男人，两次将他推向广阔的外界。野夫称，这种爱情其实只有在80年代才有，是80年代的一种时代精神。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爱情，多数时候，爱一个人是为了抓住一个人。

　　80年代的青年人，野夫认为是中国最多的身怀理想主义者的年轻人。那个时代，年轻人沉浸、迷恋诗歌，迷恋一切文学，对物质有一种鄙视，对改良社会，怀有天然的激情。那一代人，都怀着热情走向世界，走向外面，走向山外，最后在这个大时代中确实碰得遍体鳞伤。

　　“当我今天回望那个年代，用一本小说怀念一个女人的时候，我们本身是在怀念一个年代。”野夫称。

　　野夫：“文学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赎”

　　新京报：你曾经评价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野夫：就是性格吧，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天生比较自由散漫。打个比喻说，就像没有完全驯化的动物，身上有很多野性。我们从小生活在那个野蛮年代，从小看三国，看各种侠客小说，喜欢的是江湖的道义，喜欢的是兄弟感情。我们小的时候，男人们说的话就是，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我们受的是这种用今天来看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

　　新京报：有句话说少不看水浒。

　　野夫：对，我很小就看《水浒传》，大概小学三年级就读完了。从小崇拜的是这种男人社会，喜欢的是这种江湖社会。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大人在武斗，孩子也打群架，需要兄弟义气才能在一个地方上不受欺负，慢慢把朋友看得很重。我很少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在朋友中算是口碑比较好的。

　　作为二流情人，就是我们做情人，一定不是像那些有钱人的情人，买房买车，我们都做不到，甚至给人买礼物，去别人的生日聚会都做不到。情人节是哪天，我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显然这不是一个女孩心中的好情人。

　　至于说三流的丈夫，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两次婚史，并不是人家女人有多么不好，显然是我不好，人家觉得我不配做老公，做不好丈夫。

　　新京报：你的女粉丝很多。你有女朋友吗？

　　野夫：肯定，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女朋友，我一定是同志。

　　其实，我的兄弟更多，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女读者太多了。我通常不称为粉丝，我总觉得那是不恰当的说法。也许是有很多女读者愿意表达，愿意说出来，但是比如把微博上的读者做一个分析，肯定男性远远多于女性，生活中也是一样，哥们多于女性。

　　新京报：最近《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和德国的学者在帮助“文革”心理创伤的人进行治疗。你的文章中写了很多时代给你造成的伤害，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心理创伤者吗？

　　野夫：我肯定是一个“文革”时代的心理创伤者，但是我从小喜欢文学，文学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赎。我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我在生活中是活得特别健康的人。我可以这样吹牛，我算是活得特别的真和善的人，我不愿自我表彰自己做了多少善良的好事，我只想说我在生活中是处处与人为善，跟我打过交道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作证的。

　　新京报：没有因为创伤而去伤害别人？

　　野夫：我并没有从小因为受到野蛮待遇而反过来野蛮地对待这个社会，并没有从小家庭受到的迫害怀疑整个社会，整个他人。并不是像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我从来不这样看。但是有没有创伤，肯定是有创伤的。这个创伤都有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自我治愈的过程。

　　新京报：其实你大量的散文是在2006年离婚以后，才开始写出来的，你之前一直怀着这样的创伤吗？写完以后就觉得释放了？

　　野夫：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最终写完的时候，是一种还债了的感觉。比如我母亲的遭遇很惨，已经失踪十年了，我都不想碰这个话题。我是一个写作者，甚至是一个做书的出版者，母亲如此悲惨的人生，你放了十年，都不碰这个话题，你是有愧的。当她离世十年的那一年，我终于把她写完了，完成了这样一次祭奠。就像安魂曲一样的，就像道士做道场，完成了一个仪式。你的心也觉得可以告慰在天之灵。

　　我认为其实中国人，尤其像我这代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很悲惨的经历。很多人选择了不说。

　　新京报：李爽(一位“星星”女画家)也写了自己七十年代的回忆。她说，她这一代人很多都有心灵残疾，尤其是童年，“文革”时候留下很多的伤害，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说出来。可能更多的人会带着这样的残疾去世，离开这个世界。

　　野夫：对，还有很多人心理不健康，生活抑郁。还有人在深深地忏悔，到今天还活得很胆怯，这都是后果。

　　新京报：你的文字里面有太多的忧伤，但是生活中你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的内心是不是跟外界有一个调适？

　　野夫：我们的内心一定是有非常非常悲怆的一面，也有很庄严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全部外化为我们的表情。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不能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传递仇恨，不是为了传递你的悲剧的，你是为了传递爱，写出这些是为了告诫后世，我们不要再发生这些了。

　　新京报：有很多人不理解你。

　　野夫：但是，我认为更多的人是理解的，不理解的是极少数。不理解的人里面，有人是故意不理解，有人确实是不理解。我们今天的世道已经被改造得很寒心的，明明是白的非要说成黑的，明明是善的要说成恶的，明明的恶的，要说成是善的，美的，这种颠倒黑白的人、事确实大有人在，但不是社会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