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真正的艺术不能向“愚众”献媚

柴春芽

　　与同龄人相比，70后的柴春芽经历异常丰富——在乡村成长，做过《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后放弃工作去边陲支教，成为一名诗人、小说家，又开始拍电影。两年前，本报曾就其小说创作对这位“70后”作家投以关注，两年后，他自编自导、讲述消逝中的故土的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 已成为台北金马影展、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的入围热门作品。上海书展期间，这部电影的同名小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柴春芽来到上海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并与诗人韩博展开了主题为“城市文明的‘农民心’”的对谈，深入探讨农耕文明和乡村信仰消失背后的危机。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于如何拍电影，柴春芽之前几乎一无所知，他并非科班出生，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而是凭着兴趣、天赋和异常敏锐的直觉来写作电影剧本，并在拍摄和后期剪辑中完成镜头语言的衔接。甚至在影片筹划很久后，当有人问他要分镜头剧本时，他还疑惑地反问，什么叫分镜头剧本？

　　也正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让他的电影对专业人士来说充满了带着惊喜和惊讶的“陌生感”。记者问他是如何学拍电影的，他大笑：“看电影花絮啊，看看别的导演是怎么拍的。”

　　柴春芽的有意思不仅在于他用“非专业”的姿态做着电影导演的“专业工作”，并且做得挺好，也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他宁可选择到处走走看看，这些年来，他带着妻儿不知搬了多少次家，“不喜欢这里了，就换个地方呗”；他有着许多想做的事，唯独赚钱并非正业，只有妻子跟他说家里没钱了，他才会临时性地去找一份摄影师的工作，等赚够了就辞职，重新回到艺术世界。别人看来艰苦的谋生，只是他生活中无足挂齿的小插曲。对这种状态，他也挺满足：“我写小说、拍电影，都不是为了钱，用钱去衡量艺术，这种事我做不到。”

　　记者：对比于许多人的稳固生活，您的生活可以说处于长期行走中的状态，也有不少旅者到最后会发觉，在对于世界的游历中，最后其实还是为了寻找自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

　　柴春芽：行走是一种从自己视角对外部的世界进行观察。我喜欢通过这样的方式观察世界，又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反观自己。在这些年的行走中，如奈保尔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有许多虚构和非虚构的文学，对于非洲、伊朗、马来西亚等地的各种状态变化。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追寻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答案，现在又开始了新一番的行走。近些年，我对于藏区的走访、调查、体验，对于资料的整合也带给了我很深的思考，这些经历将以非虚构作品的形式诞生。

　　记者：在您所探索的艺术形式中，您认为图像和写作之间各自的最大特质在哪？

　　柴春芽：影像是一种直白的形式，是最符合人类生理特质的一种艺术表现样式，影像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形成感官刺激，但其中所能包含的信息量有限。此外，我发现当感官刺激被激化时，受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就会弱化，许多没有内涵的所谓美国大片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对观众进行狂轰滥炸，往往让人在观看时感觉良好，看完却一无所获。相对于图像，文字所能呈现的意义更为复杂，信息量广阔，并留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这是图像所无法替代的。

　　记者：这种对于图像刺激的警惕是否在您的电影作品里也有所体现？

　　柴春芽：是的，我几乎是非常克制地挑选镜头，尽量减少感官刺激，而让影片整体舒缓，并且减少大量切换镜头的做法，留下宁静的画面，让观众有思考的余地。但我们的观众似乎习惯了“大片”的方式，在心理节奏上很难慢下来，这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记者：这是否是一种对于当下浮躁电影市场的不妥协表现？

　　柴春芽：我总觉得，不能因为满足观众的喜好而一味妥协。在筹划这部影片时，我的投资人对影片没有任何商业回报方面的要求，这为我施展自我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在写作剧本和拍摄过程中，我也没有对于观众、对于市场的考虑，我觉得妥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真正的艺术不能向“愚众”献媚。

　　记者：现在推出的这部书面作品是在电影拍摄完成后所写的，并且是以虚实结合的一种跨问题的形态出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补充？

　　柴春芽：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农耕精神的消亡，这让我一直有切肤之痛。在拍摄电影之余，关于故乡，关于死亡的现象与本质，我还有着更多的思考，在拍摄过程中，也有许多想法未能达成，所以这既是一部总结之书，也是探索和思考之书。这些思考让我感到不安，非写不可，所以才会创作这样一本书。在虚实结合中，我不仅通过作品完成了对于电影摄制中各个过程的总结，也更深入地对于这个主题进行了思考和阐述。作为这个三部曲的主题，下一部也已经在思考中。我在作品中彻底虚构了一个电影导演，并通过他对于电影的拍摄，完成对于人生的体察，这种写法我感觉会很有意思。

　　记者：在一个访谈中，您曾认为小说在我国是一门“未完成”的艺术，为什么？在您看来，具有完备形式的小说又应该有怎样的要素呢？

　　柴春芽：小说在我看来就是对人类的想象力造成惊讶的作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不能让人为之惊叹，小说的意义就削弱了许多。如果没有博尔赫斯这种作家，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的很多作家写现实，就把一切现实拷贝到作品中，这在我看来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此外，我觉得好小说需要具有道德判断力，我们的许多作品是没有道德判断力的，小说里讲求权谋，讲求圆滑和世故，作家在陈述时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和道德建设的。而许多作家的知识结构单一也是硬伤，这使得他们的思考和写作都有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