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在虚假文学肆意横行的时代

　　张承志，1948年秋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曾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插队四年，文学初作为蒙文诗；长期在北方各地，尤其在西海固穆斯林聚居区以及天山南北深入生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九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金牧场》、《敬重与惜别》和《把黑夜点燃》等。

一九九三年在日本

　　张承志的作品在网上有相当热诚的关注度。有时候张承志会隐身为网虫，听听网友对自己的评价。他觉得那里往往会有真知灼见。

　　他也会在网上浏览网友的文章。同样是年轻时代的写作，张承志会联想到1978年自己所获的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说，他的获奖“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浅薄”，当时正是“人民从文学中寻找社会公正”的特殊时代，所以很多人因为运气好而被选中，并不是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

　　“现在无数的网虫、业余青年和业余文学爱好者，他们的能力比1978年的我们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但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了一个文学被彻底漠视和虚假文学肆意横行的时代，所以怀着真诚的、重要的思想的青年，即便具备好的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张承志认为自己是“运气很好，在当时得到了支持”的作家。把运气抓住并做到极致，这是他完成的事业，并终于使他真正以文学为生命，死而无憾。

　　“不要再追求更多物质与名利。私欲太多常常导致异化，可悲地对初衷背叛。”他说，知识分子往往在得意了以后就没有了普通人的感觉，这是非常糟糕的。这也是他们不能深入蒙古草原，或新疆的维吾尔农村，或大西北黄土高原艰苦生活的原因。这种觉得自己不再是普通人了的心态会使他们不得进步。“我们从1968年中学毕业，就一步一步走向中国社会底层，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企图与底层群众、底层社会的人民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这条路的艰难与否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人的气质和血性，会催促他走这样一条路。”

　　他就是那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的老百姓。他常常背着包挤上公交或地铁。他对自己很节俭，但是2012年9月，他把《心灵史》的收益80万元人民币，亲自捐到了中东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让自己的生活融入百姓，心情处于普通人的心态，唯一不同是学习。他的包里永远装着书，或是日文或是西班牙文，他在65岁的今天津津有味地又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阿拉伯语。他说，辛弃疾诗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句子，描述了一种低级的判断，即把生理能力看作生命活力的标志。他以为，能证明自己不老的标志是学习，因此在《读书》杂志上开了题为“尚能学否”的不定期专栏。学习不但能获得知识，而且会直接转变成一种人生的快乐，以及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两道浓眉，高仓健般的冷峻，谈及当下的种种弊病深恶痛绝，可当他绽开笑脸，真诚和善意便荡漾在屋子的每个角落。

　　1995年，民间主办的第一届“爱文文学奖”(每届只授予一人)授予了张承志。颁奖会上，他对自己反省和总结：“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们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作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但是，我要警惕偏激。对于中文的一种感情和守卫意识，会使我今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但是，我要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这篇答辞在2011年，被他在在场主义奖的颁奖会上重复使用。张承志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实践的彻底性。

　　最近，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把黑夜点燃》硬精装版由盛大文学华文天下策划出版，四本书为套系，封面简洁、干净，遵从张承志所追求的“清洁的精神”。四本书的封带里面藏着四家不同的出版社，张承志称：这是这套书最棒的特点。

　　读书报：这些年您的随想、游记、学术、秘事，都被您装进了散文。

　　张承志：我想自己将这样终老。我只有一枝笔。怎样用它是我唯一的自由，我要让它对得起自己的读者，对得起成就自己的前定。

　　读书报：您创作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奖项。您怎样看待这些荣誉？

　　张承志：1978年开始的评奖，使得一些普通人被社会娇惯。包括个人的性格，包括我，都有被那个时代惯坏的味道。但是娇惯也好，养育也好，都已经过去了，一个奢侈地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如果他是个真正的作家或知识分子，他的目标就是做到对社会的回报。

　　读书报：您懂得多种语言，自己会不会从事翻译工作？

　　张承志：我和一些日本朋友正在把《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译成日文，已经进行两年了，其中有一章是我翻译的。在今天的中日冰点关系下，我们工作得异常认真。在这个过程之中，一边查错一边改中文版，勘误表前后改了六版，华文天下新版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按此做了修正。

　　读书报：您前期的作品有理想主义的境界，但是对您后期的作品，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争议您持怎样的态度？

　　张承志：我在最近的文字中写过，我说我一直盼着出现认真的、说理的，按照中国古代驳难传统对我进行批评的人。因为“驳难”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传统。它不是敌意和抬杠，而是一种对涉及的文化和主题的责任感。你刚才讲的这些争议，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多是因为立场的对立，以及偏见、无知和流俗才导致的。

　　读书报：大概20年前，您发表过“不写小说”的言论，当时是什么原因？

　　张承志：我不敢说，自己的心理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同步。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我个人没有虚构的心境。同时，也愈来愈没有看别人虚构的心境。我读不下去虚构的作品，有时连一页都看不下去。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心理，使我自己更喜欢写散文。散文不必虚构，自己觉得写起来顺手，没有虚构带来的痛苦。虚构也很费劲，编一个花样，这个花样还得是别人没有过的，也是很难的。

　　我没有停止过创作，只是不写小说而已。

　　读书报：今天这个时代，坚持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英雄的壮举”吗？您当年坚持“以笔为旗”的壮志还在吗？

　　张承志：比起喊出那个口号的时候，我的旗子打得更高。不管我活到哪一天都能坚持到底，今天我的心中有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学有真正自信的话，那么社会承认是非常次要的。至于作品的理解，有读者知识构成的因素，也有自己表达的缺陷的问题。我只能努力，只能仰仗将来。

　　相对于“理想主义”一词，我更喜欢“国际主义”的理想。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国际主义的胸怀，他的作品就没有正义。当文明堕落的时候，文明的儿子应该抵抗。这抵抗的姿态我不会放弃。有一句话：“巨匠在限制中创造”。对文学的艺术而言，缝隙永远是宽阔的，只有能力的问题。应该坚信思想总会冲出牢笼。也要坚信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文化认知能力。他们的正义感和判断力会越来越强。80年代中期以前，西海固农村的小孩，上过高中的几乎都没有，而现在大学生已经多得成了社会问题。这么多人接触过高等教育，绝不会是一个民族文化降低的标志。

　　读书报：我感觉您的作品对社会问题介入很深。那么您认为，一个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对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应该有一种什么程度的关心？

　　张承志：我选择了用笔和文字表达，即拒绝政治道路。不是介入很深，我是介入到一个思考过的深度，再多说，就会断绝自己的话语，再少说，要为正义做到起码表达的心情不能满足。这正是1905年留日学生秋瑾、徐锡麟等在东京分道扬镳时，鲁迅的选择。

　　我在散文《鲁迅路口》中，写过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读书报：80年代，中国作家大多在西学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好像那支队伍中没有您的影子。在“先锋”了多年之后，很多作家最终还是回到传统，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找到了得心应手的叙事方式。您对此怎么看？

　　张承志：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在80年代初期，就最先关注现代派和现代主义的问题。但后来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摈除了西方的思路。其实我也写过几篇模仿意识流的东西。“形式也是一种内容”的说法是很过分的。但是对西方价值观献媚的大潮更汹涌，从思想到形式都迎合西方话语霸权的趣味，是中国走红的知识产业取得国际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手段。从电影到文学，这个现象很普遍。

　　读书报：在您看来，经典的文学是什么样的？作家的创造力和年龄有关系吗？

　　张承志：最伟大的作家是托尔斯泰。他在一切人类可能接触的最重大、最要害的领域，都有过最深的介入，最诚挚的和精湛的表述，而且有过个人的特殊实践。比如他晚年编写启蒙的初级读物。中国有一个人也有过这个行为，那就是陈独秀。鲁迅是为中国赢得荣誉的文化巨人，但是和托尔斯泰相比，鲁迅没有涉及的领域太多了，他对宗教与信仰、战争与和平、暴力与非暴力，都鲜有表述或没有涉及。鲁迅选择上海为生存基地，很少面向农村边疆，没有走向中国底层和丰富的大地，这是他的不足。但鲁迅与有着肮脏传统的中国“智识阶级”的对抗姿态，永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读书报：是否可以梳理一下，哪种文化资源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张承志：一个作家胸中拥有的文化资源，叫参照系或知识的支撑点，一定要是复数的。单一会造成偏见和狭隘。比如对民族母亲的热爱激情，在一根线上发展扩充，也有可能存在一种对别人的忽视、歧视，甚至压迫。学外语至少要学两种，最好三种，这样两种喜爱的文化会形成一种平衡与对抗，当胸中的价值观互相补充驳难的时候，思想就可能变得全面和丰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