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城里城外

　　自老一辈从山东逃荒到北京城里，起起落落，到我这儿在北京已过八代。我生在出德胜门往西北四十五公里的南口。南口到城里，对于当时年幼的我是那么的遥远。

　　南口镇因詹天佑的铁路而兴。詹天佑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中国铁路的厉害，也让南口人知道了铁路的可亲。火车(当时就是蒸汽车)自然也是南口人进城最快的捷径。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坐着火车进城看姥姥。虽然面对寒冬酷暑路程显得那么漫长，每次我依旧神采飞扬——或许这也是母亲愿意带我进城的原因。虽然乘电车时我也晕车，虽然我并不喜欢她在隆福寺陶醉喝的豆汁儿，但是只要我走进那些熟悉的胡同立马儿像变了个人，撒欢儿地喊着“姥姥”冲进那扇熟悉的朱漆大门。见过姥姥舅舅舅妈，我就开始东屋儿串西屋叫的一点儿不认生，最后还要骑在四合院的门墩儿上瞧着大木门上的铁钌铞儿出会儿神。儿时的嘴最容易记住好吃的东西，不过我的记忆里城里城外在吃上的差别似乎并不很大，只是记住了路上跑的脏乎乎的大辫子电车和密密的自行车流。幽静深远的胡同里偶尔的剃头的甑子声、磨刀声还有南屋飘出的京胡儿声，多年让我无法挥去。

　　高中时我转学到了海淀，住在还是城外的二姑家。我和信仰穆斯林的姑父有了长时间的接触。姑父从事航天技术工作，当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上了中专。多年的实践与钻研使姑父练就了超强的工作能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姑父的一位同学力邀他去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八百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姑父没有考虑就回绝了，按照他的话就是不会给资本家干活。后来这个公司找到姑父的单位，经组织同意他还是去了。姑父依旧拿每月的工资，姑父的单位从此多了一笔外汇收入。

　　之后我在城里的劲松上学，借住表哥的房子。已经在南口银行上班的伙伴儿时常坐着火车进城找我来玩儿，他请我吃了肯德基和麦当劳。记得当时排队的人很多，等轮到我们时却不知道点什么了，也就随着前面的人点了两份儿套餐。吃完我们一起去西单劝业场买牛仔裤，去潘家园周围的路边逛地摊儿。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市场，我们并不懂，要是懂行，那时应该捡到不少“漏儿”。

　　我也终于上班了，当了一名饭店服务员。单位就在日坛公园的旁边。我第一次看到了公园里那棵一千一百年的古松。

　　表哥的房子不能总住，单位没有宿舍，我又开始每天城里城外跑。为了不晚点我买了两辆旧自行车放在地铁两边。西直门与南口每天早晚各两趟的通勤车从不会晚点，也不会早开，慢腾腾且中间还要“会车”，再停个四五站，很是耗时。单位的同事们听说我每天下班回家还要坐火车，都很吃惊。他们基本都是城里人，不会有这种体会。许多南口人与城里人由于有了铁路与火车这样跑了一辈子。也许是有过这种奔波的经历，也许还是童年记忆中挥不去的情愫，我的梦想就是在城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带着这个梦，我在单位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记得刚到单位时，门口路边不过有几个水果摊，路上行人依稀，槐花飘香。随着前苏联的解体，随着路上俄罗斯人的出现，雅宝路、日坛路上的摊位似乎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之后又搬进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厦。这里已经成为中俄民间贸易的掘金之地，按当时经历过的生意人讲“地上的美金用笤帚扫”。我身边的大老板在迅速增多，单位院子里停的名车我更是不认识。单位效益好了，我和同事们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我依旧每天城里城外地跑着，但眼前的人和物也伴着耳边的车轮声不断变换着。

　　在单位，我遇到了她。她的家就在单位的门口，可是她对我每天乘坐的火车、对南口的山水、南口的故事充满好奇。终于有一天长发飘飘的她一个人登上西直门开往南口的绿色火车。当年在城里儿童医院工作的母亲也是这样踏上火车找到在南口当火车司机的父亲并且再也没有回去。我是幸运的，结婚后单位在城里分给我一个一居室，我们不用每天跑。很快，儿子出生了。我的工作也在不断进步。八年后我们又用公积金贷款买了一套三居室，现在我们又有了自己的车。单位也从一个三星级饭店经过三年的重建变得更大更好。我身边的许多同事已经退休，单位又增加了更多的新面孔，有些来自城里，有些来自更远的城外——全国各地。单位为他们准备了宿舍。他们的心里也都揣着各自的梦。

　　我时常开车回南口看看，偶尔也坐坐高速公交或西直门的S2城铁，车多且快。记忆中的距离已经不在，只是街坊们习惯了，聊起天儿来依旧是城里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