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抒写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困境——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

　　除了上一期(少数民族文艺专刊2013年第8期)推出的孙家申、杨叶生、罗汉、曹明强4位作家，阿昌族还有很多的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比如曹先 强、孙宝廷、孙家林、赵家福，他们在工作之余积极写作，为繁荣阿昌族文学尽自己的一份力。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他们4人的采访。

　　记    者：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曹先强：1978年，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德宏团结报》上发表了关于小说《香港漂流记》的读后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我到现在对它都感到 非常珍惜。到了大学，写作上很积极，在德宏的《孔雀》等杂志发表了文章。后来就到电视台工作，常常要为各种节目策划、撰稿，这些文字虽然不是“纯文学”， 但是也和文学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文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写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还写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我总是勇敢地去尝试一些 新的东西。我的散文《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最近在写系列短篇小说《远山的童话》，把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加 以提炼，以记录民族的点滴变化。

　　孙宝廷：我1985年当兵，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乡妹》，写的是一个乡妹子爱上当兵人的故事，发表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机关 报纸《战旗报》上。刚开始主要写的是小说，后来觉得要把小说写好首先要练好基本功，所以就开始写散文。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月亮刀魂》，获得了第九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也喜欢写诗歌，认为用诗歌来表达年轻时代的爱情可能会比较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歌这种形式对我的吸引力在减小。

　　孙家林：我从1978年开始写作。我从小就喜欢阅读诗歌作品，慢慢培养起了自己写作的兴趣。当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些阿昌族民歌，但我发现，很多 作品都不是阿昌族作家写的，而是其他民族的作家根据阿昌人的口吻“伪造”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作品，于是就动手写一些东西。我记得发表的第一篇 作品是散文诗《园丁的心》。后来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再后来，就转向民间文学和民族史学的研究，文学创作相对少了。

　　赵家福：我从中学时就对文学感兴趣，但真正写作是在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学，但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开始写作。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在学校 的校报上。现在看来，这篇作品的思想很简单，就是平时自己的一些小感受。但就是这些小作品不断地支撑着我写下去。我比较喜欢诗歌，对诗感触多一点，自己写 的也多是诗。

　　记    者：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曾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曹先强：我上完小学以后，1973年左右，村子里面有供销社，有一个汉族青年到供销社里蹲点。当时他在看《敌后武工队》，我就借来看，这是我看 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又接着看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这些是我最早的启蒙读物，后来上大学阅读面就变得很宽了。我想，对我的创作影响较深的，其 实是一些民间文学。小时候，通过我的奶奶、外婆和母亲，我接触了村里的一些民间文化、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奶奶和外婆目不识丁，但是她们满腹经纶，讲述的 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吸引着我。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些文化的价值观，比如善恶的观念、真善美的观念，这些教会我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孙宝廷：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所以一开始就想写以当兵为题材的故事。那时候还喜欢看莫言、张承志的作品，觉得他们的散文是一种大散文，我还试着模仿那种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赵家福：在创作上，我受到很多作家作品的影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作，我就非常喜欢。他思考的一些东西跟我是有些共通的，他的那种写作方式对我影响很大。

　　记    者：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曹先强：我觉得，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丢。作家创作应该力求做到每一部作品都有思想、有主张，或者是给读者一种美感。在退休后要是有充足的时 间、良好的身体状态，我就要写关于阿昌族的长篇小说，可能是历史的，也可能是现代的。阿昌族地区和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试图通过小人物在 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来表现阿昌族的历史和现实。

　　孙家林：我写的诗歌主要集中在诗集《瀑布》中。我认为同名小诗《瀑布》代表了我的心声、我的性格和我的志向。瀑布从悬崖上义无反顾地飞下来，我 也需要有这种精神。我是个性情中人，喜欢通过诗歌来迅速地表达自我。另外，我也写了一些歌词，讲究韵律、节奏，后来有些被谱了曲。我非常关注阿昌族歌曲创 作的得与失，我认为很多歌词粗制滥造，没有认真研究民歌的旋律，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赵家福：我写出来的东西读起来比较苦、比较涩，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优雅自如。但是，即使是多年以后，我自己重新去读，仍然会感动。这并不是说， 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我写出了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感情。阿昌族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她能够发展到今天，不知走过了多少坎坷路，不知道背负了多少包袱。当 我在作品中反映这些的时候，会有一些辛酸的历史和记忆，会有对整个民族发展的忧虑和期盼。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这些东西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文字 表现出来。

　　记    者：“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曹先强：我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依附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多现成的素材就直接用到我的作品之中。奶奶讲的很多故事，经过加工、整理、美化，就可 能变成一篇很好的小说。像民族文学刊登的《远山童话之腊八的忏悔》，就是源于我奶奶讲的教育孩子们要讲公德、要尊老爱幼的故事。我只是改了一下人物的名 字，人物形象描写得再丰满一点，就变成很好的小说了。

　　我虽然使用汉语写作，但是阿昌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我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阿昌族的语言对我非常有帮助，我经常用娴熟的汉语来表达阿昌族的思 想。我有一篇散文叫《火塘》，其中连着200多个字没有标点，但是朗朗上口，完全能读通。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有意识地借鉴了阿昌族语言的特色。所以，我 总觉得少数民族文字更能够凸显作家的写作个性。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我们只能通过汉语来书写，但是我们必须保留自己民族的那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虽然 这很困难。

　　孙宝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多关注本民族的东西，所以就开始从民族服饰入手，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现在，随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就没有人来继承了。所以，我正进行一些采风活动，想找老人家聊聊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如关于“刀”，它代 表了阿昌族的精神，与我们民族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要想真正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完整呈现出来，采用小说这种体裁可能比较合适。所以，我现在准备写一 两部长篇小说，以民族大融合为主体的。

　　孙家林：民歌对我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民歌在形式上相对自由些，中间可以用“衬字”。另外，我比较注重本民族的历史，因为你不懂自己民族的历 史，就不会体会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深沉的。我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花哨，更讲究历史的厚重感。比如，诗作《我赶马走过高高的山梁》抒发的是对民族沉重的感 叹，呼唤我们民族挺起脊梁、走向明天。

　　另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心理特征、不同的处事方式，这是其他民族难以深入的一种秘密之地。这个区域，本民族作家能够更深入地体 会，并生动地展现出来。但是不一定说，阿昌族作家就只是写阿昌族题材的作品，比如罗汉，他是写军事题材的，但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阿昌族作家的风采，我觉 得这也很好。

　　赵家福：我的作品大多涉及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所以读者单看我的作品可能看得不太明白，但如果了解了阿昌族的历史和文化，这种心灵的共振就有可能 会出现。我非常重视阿昌族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浓缩了阿昌族人对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思考。我诗作中的一 些句子、名词、传说、故事都和这部史诗有关。

　　(采访者：杨春、钟进文、李鹏、宋明霞、王硕、胡艳红、杨金超、张楠、孔琳琳、姜可欣、王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