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自传体小说出版 自称文第一画第四

　　编者按：黄永玉先生曾说“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尽管如此，但他在艺术上的名声，会让我们忽视他于艺术之外诸多杰出的文学创作。自本周起，本版将刊登李辉先生撰写的“黄永玉的文学行当”系列文章，回溯黄永玉先生特殊的文学生涯，他与文坛的特殊交往，以及一个画家的文学创作留给我们的历史回味等。本系列每周一期，逢周二刊出，敬请关注。

　　文学— 不应忽视的行当

　　说到黄永玉先生从事的行当，人们一般都会脱口而出：“他是个画家。”然后，列举出为人熟知的作品—套色版画《阿诗玛》；“文革”时期受到批判的“黑画”《猫头鹰》；风格各异的荷花；幽默风趣的《水浒》人物……

　　不限于此。如果是集邮者，当然会提到1980年那一枚在收藏界受到热捧的“猴票”；如果是嗜酒者，或者食品工艺设计师，会提到三十年前令大家眼睛一亮的“酒鬼”酒瓶。

　　不错，黄永玉的艺术行当，成就斐然，广为人知。可是，黄永玉本人在谈及自己从事的行当时，却总是把“文学”放在第一位。一次，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题为《我与文学》的一次演讲中，一开场，他便开诚布公地对听众这样说：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一生的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花在木刻上，在学校，我教木刻。为什么我喜欢文学，喜欢雕塑，而绘画摆在最后呢？因为绘画可以养活前面三样行当。文学也好，雕塑也好，都养不活自己的。(掌声)等我积蓄上可以的时候，就可以搞文学，搞雕塑—费钱又费时间。文学，一支钢笔就行了，但是稿费太少了。(掌声)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在意大利家里的三楼写文章，写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儿就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写到了得意的一段，是关于家乡的事情。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别人能给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给的。

　　此言非虚。黄永玉有理由、有自信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放在第一位而供奉。

　　1982年，因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他与艾青、流沙河、邵燕祥、舒婷等著名诗人一起，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从《永玉三记》到《永玉六记》，他以独创的文与画形式，将寓言、散文诗、漫画等融为一体，为文坛吹进一股别致、清新之风；1979年，他以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叙述自己与表叔沈从文的交往史，一经问世，顿时引起人们关注和赞叹，散文创作由此达到高潮。多年后，此类记叙人物散文的合集《比我老的老头》，以及游记《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让更多的读者开始领略一位画家的文学风采。

　　进入新千年，年逾八旬的黄永玉，将一度中断写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重新拾起，一边创作，一边在《收获》杂志连载。目前已连载五年，达六十余万字。在已经完成的篇幅里，黄永玉以具有现代汉语之美的个性叙述，描写自己儿时经历，欲借此勾画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沧桑。沧桑之中，故乡的风俗人情，个体生命的忧伤，漫溢文学的诗意。我们有理由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后的叙述和格局，充满期待，它将会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民族命运变化的长篇巨制……

　　尽管如此，艺术行当的名声之盛，实在太容易让我们忽视黄永玉在艺术之外的文学创作，哪怕他曾经发表不少令人赞叹的作品，享有一个杰出文学家的盛誉。

　　这一次，我们不妨集中叙述黄永玉的文学行当。

　　画家，作家，哪一种身份最为重要？

　　一个热情拥抱文学的人，藏于心底并影响他感应现实、营造艺术的诸多元素，到底是哪些？一个画家的文学创作，到底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他与文坛的特殊交往，又该留给我们多少历史回味？

　　最初的尝试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就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其文学道路迄今已走过将近七十年。

　　据黄永玉回忆，他在1943年前后，曾在福建、赣南等地报纸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目前，我所查阅到他发表的最早诗歌，是三十余行的《风车，和我的瞌睡》，1947年9月发表于诗人曹辛之在上海主编的《诗创造》丛刊之三《骷髅舞》。

　　发表诗歌的同时，黄永玉便开始了散文写作。1948年从台北抵达香港后，他发表了散文《台湾归来记杨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长篇游记《火里凤凰》在副刊连载，集旅行观感、故乡记忆、人物特写于一体，可谓早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黄永玉在第一阶段最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是他的电影创作。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为长城电影公司创作两部电影剧本：《儿女经》和《海上故事》。其中《儿女经》拍摄成功并公映。《海上故事》剧本已完成，在酝酿拍摄时，因导演费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

　　黄永玉的早期创作虽不丰盛，但值得关注。如同后来在艺术创作上呈现形式多样化和风格丰富性一样，黄永玉在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表现出对不同的体裁样式和风格的好奇与兴趣。诗歌、散文、剧本；写实性、虚构乃至寓言体的运用……受左翼文艺推动和现代木刻传统的影响，他有意贴近现实，反映香港罢工等社会事件；同时，也受沈从文等前辈文学家的影响，注意艺术克制，追求形式美感，在语言文字与篇章结构上力求凸显个性化风格，并表现出对幽默的天生偏爱。尽管这些努力并不系统，也未进入自觉阶段，但它们却是艺术才情在文学方面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和凸显，这也是他日后的文学自觉与丰收的准备与铺垫。

　　文学与美术的联姻，是黄永玉早期创作中值得关注的一大特点。如果将同一时间黄永玉的文学与美术作品放在一起综合考察，不难发现，他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将文学与美术融为一体的创作意识。作为一名艺术家，黄永玉的美术起步与诗人、作家密不可分，其早期的不少木刻作品，均是为诗、小说而创作的配图，如贺宜的童话，沈从文的《边城》、《吹笛》等小说，范泉的童话故事《神灯》，李白凤、彭燕郊、臧克家、陈敬容等人的诗歌，司马文森的长篇小说《南 洋漂流记》，端木蕻良《狗爬径山歌》 连载……

　　不可忽视的是，在与文学家保持密切交往、与文学作品对应感悟的过程中，黄永玉的文学兴趣和创作欲望为之丰富与激发。我们看到，他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 文学与美术的互补与融合的特点。1947年，他发表的《风车，和我的瞌睡》，有如一首牧歌，风车与水、与田野、与童年乐趣交融，酿就一片甜美与温馨。创作这首诗却非偶然。此时，黄永玉不仅为沈从文的《边城》、《吹笛》等小说创作插图，还创作了一组民间情歌的木刻作品，另外还创作了单幅《风车》木刻。这一系列木刻，与他的诗有着相同的基调。1950年之后，在香港《大公报》上，黄永玉先后发表《民工和高殿生关系》连载、《猴国之命运》连载，前者为现实报道，后者为政治寓言，但均采取图文并举的形式。发表一些人物特写时，他也喜欢配以人物肖像速写或者木刻作品。

　　这种图文互补的创作特点，在当时文坛上应为特例。这充分体现出黄永玉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即文学与美术如同一对孪生姐妹，从一开始就相辅相成，结伴而行。几十年后，《永玉六记》、《水浒人物》、《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作品，恰是一个完美的衔接，并有了新的拓展与丰富。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离开旅居六年的香港，是在1953年春天。在表叔沈从文等前辈的建议和鼓励下，他决定回到内地，投身新生活。他携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告别香港，定居北京，随之进入中央美院任教。从此，他全身心投入新生活，以美术教育为职业，以美术为主要创作形式，文学创作则渐行渐远。

　　据目前所搜集的情况，在由“尝试”转为“沉寂”的十年时间里，黄永玉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极其有限，总数不超过二十篇，且主要为散文、美术短评。

　　浅尝辄止—这便是黄永玉在“尝试”之后转入“沉寂”的文学状态。

　　一九六四年— 一九七六年，一个特殊的写作状态—潜在写作—在黄永玉身上发生了。一九六四年的“动物短句”(即《永玉六记》中的第一本《罐斋杂记》)、一九七一年前后“干校”期间的诗歌(长诗《老婆呀，不要哭》等)、“文革”后期的诗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即事》)……十多年间，在政治风暴、社会浩劫的艰难日子里，黄永玉内心的文学欲望找到了特殊表达途径。他写作，不是为了发表—当时情形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他写作，是为了思想的表达，为了情感的抒发。黄永玉的这种地下写作状态，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提出的“潜在写作”概念，十分吻合。

　　在经历多年的沉寂与“潜在写作”之后，随着“文革”结束，黄永玉进入文学创作的高潮。细读最早发表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不难发现，这篇作品呈现出黄永玉文学创作的多种主题—永远的乡愁、文化的感伤、前辈命运的悲欢离合；漂泊的人生况味—这些已经确定了黄永玉日后各种体裁(包括诗歌、散文、随感、小说等)创作的基调，他在这篇作品中肆意挥洒而出的才情，也早早地为自己竖起了一根标杆。之后三十年的创作，他将《太阳下的风景》里蕴含的多种主题尽情演绎与变奏，将业已呈现的多样色彩不断挥洒。也就是说，一九八年前后的诗歌与散文成就，构成了一个坚实基础和高度，他立足于此，腾挪跳跃，从容前行，文学创作更为丰满而厚重。

　　这是一个文学丰收的季节，“太阳下的风景”渐次铺开—

　　杂文也是黄永玉热衷的体裁之一。一九八五年前后，他在《新观察》杂志以“吴世茫”笔名开设“吴世茫论坛”。他以反讽、鞭挞等手法，干预生活，针砭现实，嬉笑怒骂，一时轰动京城。一九八九、一九九年前后，他以“老獭”、“姚育水”等笔名，在香港《东方日报》等报纸开设“天荒野谭”等个人专栏，发表杂文约三百篇，说古论今，笔锋犀利，为历史留存记忆，为文化提供掌故与见识，杂文俨然已达随心所欲的境界。

　　九十年代定居香港和旅居意大利期间，黄永玉开始了他最为看重的文学创作— 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政治幽默小说《大胖子张老闷儿外传》，描写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的北京文化界以及中南海的生活，小说完成十余万字，连载经年后因故歇笔。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其间歇笔约十年，于2008年续写，至今已完成六十万字……至此，黄永玉的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特点：其一，“乡愁”，是他的作品贯穿始终、漫溢诗意的永恒主题；其二，“文化的感伤”，是他描写前辈文人命运与性格时，最能触动人心的历史感；其三，“幽默”与“机智”，构成他的叙述风格中他人无法模仿的个性特色；其四，“营造汉语之美”，让人们看到了他如何摆脱了文字的政治性污染，还原语言本色的纯粹、鲜活，贴着土地生长，在空气中自由呼吸的那种优美……

　　纵观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家早在年轻之时就有了明确的文学自觉、激情与目标，创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与之相比，有着艺术家身份的黄永玉则明显不同。与文学结缘七十年，但他集中文学创作并被视为一位文学家，则是在年过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走着一条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途径，其呈现方式也颇有不同。如果将之纳入文学史的范畴予以考察和界定，不难发现，黄永玉的确是一个特例，一个难以复制的“他”。在这组“黄永玉的文学行当”系列文章中，我将尽力叙述出这样的一个“他”。

　　谨套用李商隐《锦瑟》中的诗句，作为首篇的结束：主题变奏七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