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文学批评的自然主义倾向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人虽然具有自然属性，但起决定作用的主要还是社会属性，“人”在社会的规范下应该征服其固有的自然属性，因而，在文学的殿堂里，应该描写与表现无所不能、万物灵长的社会的“人”。然而，生物学、遗传学、实验医学等科学的发展却不断地冲击着关于人的社会属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神话，把“人”从天上拉回到了现实的地面，粉碎了我们对于自身神圣的想象。人们不得不面对祖先是裸猴的尴尬，不得不面对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血肉之躯的自身。在文学领域，最先开始“人是什么”的全方位探讨和表现的便是自然主义作家。李健吾深受自然主义文学和文论的影响，他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左翼文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具有他独特的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

　　一从生物学、病理学的角度对“人”进行批评

　　本文所指的“人”，既包括李健吾所批评的某些作家，如福楼拜、巴尔扎克、夏衍、茅盾、叶紫等； 也包括他所批评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爱玛、郭素娥等。李健吾差不多是把这些“人”当成文学批评的标本，从病理学、生物学、居住环境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对作家的批评

　　在李健吾的批评思想中，疾病对于有些作家的创作活动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不是一种妨碍，相反，对于真正有才分的作家，他却从此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进而铸成他有生命厚度的别具一格的创造。在《福楼拜的病魔——脑系病的影响》一文中，李健吾认为，福楼拜青少年时期患上的难以治愈的脑系病，让福楼拜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不同常人，而且，给他的创作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他说： “但是福楼拜真正的学徒期间，却是病魔缠绵的年月。我们晓得他的奇怪的脑系病，费尽父兄的心机，终于出人意外，渐渐自告痊愈。……他从这场病，感悟出若干非常的道理。”福楼拜的生前好友杜刚曾断言： 福楼拜是一个稀有才分的作家，如果不是因为得了这脑系病，说不定会是一个取得更大成就的天才。对此，李健吾并不如此认同。他借福楼拜自己的叙说，佐证自己的论断： “……然而我自己，因为脑系病，却得到不少的经验。……一个人必须科学地观察自我，进而实验什么是相宜的。”并进一步在福氏后来创作的小说《圣安东的诱惑》里面，找出福氏利用他自己患脑系病时幻觉的感受所创造的文字坐实他自己的推论：我希望，我绝不是一个疯子，也绝不是一个萨德( Sade) ，我的意志是筏子，在风狂与物质的海里，我早已航行了一周，测探了一个详尽。然而二者也是够我苦的。我的脑系病仿佛那些理智的小玩意的泡沫，每一打击都像神经要流出来。好像脑内的图画官能遗精，十万意象在一起跳动，和烟花一样。就像有人从身子活活抓出灵魂( 好几次我自以为死去) 。然而组成人格的理智的成分，却一直活动到底； 不是它，痛苦也许没有，因为我左不过是个被动。甚至于我不能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心理总清清楚楚，那时灵魂整个卷成一团，和刺猬一样，用自己的尖刺和自己过意不去。的确，如果没有与病魔抗争的切身感受，靠想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写得出来如此细致精微的病理现象的。所以，李健吾十分肯定地说，疾病并没有妨害福楼拜的天才，相反，同时还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和超强的忍耐力，“这种同样的意志、或者忍耐、或者骄傲，重现于福氏创作的期间。这成为他一生最高的道德，如若我们接受意志也是一种道德。他推许自己的《包法利夫人》……”。显然，李健吾把福氏最受人称赞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成功写作也归功于福氏脑系病的有益影响。可见，李健吾认为疾病对于真正的作家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