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健吾印象式文学批评的思考

　　1936 年，李健吾出版了批评文集《咀华集》。当时正是社会学批评风靡批评界的时代， 李健吾和风细语的批评风格不被看好，而且遭到诸多批评和指责。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李健吾的批评才得到充分认可。

　　一、宽容的批评个性

　　文学批评上的宽容态度有时比带着尖锋和力度的批评更有效力。诚恳的批评态度，更适合文学上的对话与探讨。20 世纪20 年代，五四文学先锋同以改良为主的儒家学派在文艺上相互抨击，不留余地，这是二种不同文化性质的论争，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到30 年代，又发生了“二个口号”的论争。这二个口号，本质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权威地位。但是，论争没有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更多地成了政治性对抗。那个时候，一提及到批评，很难找到诚恳，经常看到由“文字论争”转化为“政治问题”。假设李健吾的自由批评能形成一股批评力量，社会学批评没有走得太偏，那胡风因文艺问题引发的动荡或许能幸免，建国后的批斗红学就可能稀释，“文化大革命”最多可能成为让政治领导人瞩目的“文化大讨论”。

　　李健吾批评的诚恳，在某些人看来就是缺少批评的锋芒，这是一些所谓“把笔杆子当枪杆子”的人所最不愿接受的。李健吾的批评可能就是安逸点，四平八稳有板有眼，中规中矩无棱无角。无鲜明特点也就无鲜明个性，现代人喜欢张扬个性，他们理解的个性就是要做出与众不同的样子，但这极易沦为浅显的张扬与无知。有些人把温柔说教或宽容大度说成是“无能”的表达，而“无能”让人理解为“屈从”。我想，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能对流言与诽谤一笑置之，在正义面前据理力争，在文艺批评上要虔诚执着，有自己的准则。李健吾做到了这些。

　　二、批评是人生的执着探寻

　　20 世纪30 年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是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如凤毛麟角，侧重直觉印象的批评家不受重视。某些主流社会批评家把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称作边缘意义上的批评，不合时宜的呻吟。《咀华集》一出版，欧阳文辅先生就当头棒喝：“印象主义是垂毙了的腐败理论，刘西渭先生则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是腐败理论的宣教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眼里，印象主义批评主要触及人的感性层面，对人性进行分析，对作品进行个人的审美取舍，不适应当时的大气候。那个时候的文学羞谈简单人性，要谈大众，谈革命，谈轰轰烈烈的政治。一旦提到资产阶级人性层面上来理解，李健吾就犯了不可宽恕的思想错误。这是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外在化批判。

　　阅读李健吾的批评文字，一种亲切诚恳语气迎面而来。不管是对已成名的巴金、沈从文，还是对默默耕耘的文学青年，他的批评都是耐心的、诚恳的、亲切的。司马长风说：“新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家中，能够破除门户之见，诚恳、广泛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并深入其中，亲切鉴赏，叮咛推敲的仅有刘西谓一个人。”他的批评文字自由、轻灵、洒脱，读起来让人感到鉴赏一篇美文的舒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在三四十年代却遭到了许多人斥责。巴金就曾批评李健吾，说：“在行驶的汽车里一路观风景，然而，朋友，你究竟看到了什么？”但是，李健吾认为，他仅忠实于他的批评文字，对批评本身负责。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家法朗士说：“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李健吾在法国求过学，深受法朗士影响，亦想到作品中寻找“灵魂奇遇”。对于欧阳文辅的棒喝，他置之不理。对巴金的批评，他虚心以受。他担心的是被认为肤浅，以表现资产阶级自由人性来划分他的类属，这对于寻求灵魂冒险的他来说，是真正的伤害和不尊敬。李健吾不逐流于当时的大多数文学批评，是边缘也好，遭别人唾骂也好，他只顾寻找自己的“灵魂奇遇”。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从小坚定以从文为最高理想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批评机制下，他要面临多少压力与阻力。30 岁时出版《咀华集》的他，也算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要经受怎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