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时代永远的歌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03日14:0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琪

 

　　1.叶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采访您，我们直奔主题吧。您是有着近四十年文学创作经历的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家，蜚声文坛。从您写下的第一首诗起到如今，其间跨度之大，创作的作品数量丰富，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创作情况吗？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您的确“视诗歌为生命”，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走上这条道路，并且坚持了这么多年呢如果说诗歌靠的是信仰，您的信仰是什么？

　　叶延滨：

　　我很高兴接受《延河》的采访，因为我的创作是与《延河》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从《延河》起步的。

　　我是上世纪文革前“老三届”的高中生，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一心想当科学家，1965年暑假，从四川独自一人坐绿皮火车到北京，看望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姐姐，一心就想考上清华。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梦，被打到生活的最底层。底层生活让我学会了养活自己的技能，同时也让我有了证明自己的愿望。在文化大革命中，街道发给我160元安家费，派出所注销了我的城市户口，毛主席给了我一个新身份“知识青年”，我就和上千万的年轻人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延安的窑洞里，我学会了忍受饥饿、学会了劳作受苦。我在延安农村当了四年知青，在农村我的第一个职务是生产队副队长和知青组长。后来又在延安富县的军马场当仓库保管员和陕南略阳的2837工程处当团委书记和新闻干事。1973年2月，收到《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的邀请，到西安参加“诗歌创作会”，到会的20多个作者中，我是唯一还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同年3月我在《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同月分别发表一首小诗，算是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当年夏天，我被借调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大概有半年时间，在东木头市老《延河》的小院里，认识了杜鹏程、魏钢焰、王丕祥、等前辈，也初识了在小院里出入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更难忘的是，在编辑部工作期间，以“进行大批判需要资料”为由，从图书室里借出了大量的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的经历，上百部诗集，有传统经典，有外国名著，还有当时借内部批判黄皮的苏联当代诗人作品集。所以，我的创作生涯的起点是《延河》，我的编辑生涯的起点也是《延河》。

　　四十年来，我的社会职务是编辑，文学创作是我的主要业余活动，下面是我一个较正式的简历：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80年在校期间发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诗歌奖，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后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十二年。1993年评为正编审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由国家人事部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1995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先后担任国家级文艺奖项评委有：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委、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委、鲁迅文学奖(1-4届诗歌，5届散文)评委会副主任等职。2011年评为正高二级专家，2012年被提名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被选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44部，其中文集有《生活启示录》(1988)、《秋天的伤感       (1993)、《二十二条诗规》(1993)、《听风数雁》(1996)、《白日画梦》(1998)《永恒之脸》(1998)、《戏说神游》(1998)、《叶延滨散文》(1999)、《梦与苹果》(1999)《路上的感觉》(2000)、《储蓄情感>(2000)、《擦肩而过的影子》(2000)、《诗与思》(2001)、《黑白积木》(2001)、 《从哪一头吃香蕉》(2002)、 《叶延滨随笔》(2002)

　　《烛光与夜声》(2003)、《叶延滨杂文》(2004)、《叶延滨文集(四卷集)》(2004)、

　　《世界的理由》(2008)、《回首皆风景》(2011)《中国百年杂文。叶延滨卷》(2013)；

　　诗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986年)、《囚徒与白鸽》(1988年)、《叶延滨诗选》(1988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罗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声》(1991年)、《禁果的诱惑》(1992年)、《现代九歌》(1992年)、《与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年)《美丽瞬间》(1999年)、《沧桑》(2002年)、《叶延滨短诗选》(2003年)《年轮诗章》(2008年)、《时间画像(诗文集)》(2008)、《时间背后的河流》(2010年)《叶延滨自选集》(2011)。

　　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45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9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并获中国出牐协会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要说什么力量引我走上文学道路，我其实是较为后知后觉的，这是我1980年参加首届诗刊的青春诗会，在《诗刊》10月号刊发我的成名作《干妈》前我写下的一段话：“小时候，我梦想过当一名将军，一名学者，一名船长，却从来没有想过作一个诗人，其原因，倒不完全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很低。生活击碎梦，人不能靠梦活着，哪怕很美……我希望，每个人都热爱世界，热爱生活；我希望我们能够相爱，至少也应互相尊重；我希望万一有某种力量挑动我们互相仇恨，谁也不要拿起武器对准人民！于是，我写诗……”这是我四十年前写下的话，至今不悔。

　　2.你是和舒婷、顾城同时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你能讲一点这段经历嘛？有人说您拥有“一个当代中国诗人大爱之心、智性雅趣、悲悯情怀”，也是一位与“改革开放同行的诗人”，您以为这样的评价准确吗？时代、人民、艺术创新是支撑您诗歌的三个点，您怎么看待？

　　叶延滨：

　　“青年诗作者学习会”从1980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一日就在《诗刊》举办，为了方便就说大家承认的说法“第一届青春诗会”吧。《诗刊》当年在虎坊路甲15号，那时还是一个大院，没楼，都是平房。参加学习会的青年诗人多数就住在编辑部的院内，少数家就在北京的人还“走读”。小平房，木板床，八月暑天吱吱叫的夏蝉，都让人怀念。吃饭是在旁边的京剧团食堂搭伙，买饭票和剧团的人一起排队打饭。生活简单，同时也就像一个单位的人，领导、编辑和学员，共同生活了一个月，这是八十年代最可喜也最典型的文学氛围。

　　十七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1973年她写了一本叙事诗《兰珍子》，在西安开会认识她。当年我被借到《陕西文艺》当“工农兵编辑”，领导就布置任务：“延滨，给梅绍静约稿，请她给我们写点诗。”让编辑部约稿的诗人，多大的面子啊。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听说是顾城，心想“这是个名人啊！”不过送稿的阵势，好像是家长送孩子上学，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进来出去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心里想：“这天才还是个孩子，没长大。”

　　其它的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高伐林在北京工作时，向我通报，有人写了我的“内参”，救我于危难，至今不忘！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后来他们结婚时，给我寄来一张糖纸，让我为此写了一首诗。我毕业实习时，采访王小妮的节目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广播节目报要登照片，王小妮的照片领导没通过，因为“留着长长的直发，也不梳起来，太出格了！”这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梁小斌是岁数较小的，总是做出沉思状，好像哲学家。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让我察觉到顾城骄傲后面的一丝孩子气。岁数较大的张学梦和杨牧脸上都蚀刻下了岁月的风雨。柴树莲这个农村孩子比她的诗还朴实，而性格张扬的常荣一看就是个老北京人。陈所巨是从桐城来的诗人，重情份，多少年来，每年都给我寄茶叶“桐城小花”，可惜他已辞世，前两年他的文集出版，我专程到安徽参加他的文集发布会，他是青春诗会这棵树上的第一片落叶。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不像今天能写几句诗就自称诗人甚至“著名”，与会的青年诗人有的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但还是认真的界定为“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并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在诗坛活动了十五年，直到1995年我调进《诗刊》任副主编，这是后话。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创作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诗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生前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我以为，我对时代、读者和艺术之间三点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倾向。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成果，1980年10月号《诗刊》以“青春诗会”为总栏目发表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同时，发表了艾青讲课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这一期成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专号，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诗坛极大的轰动。我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是《干妈》写的是我插队中与一位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感情经历，这首当时标为(叙事组诗)的作品，第二年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优秀诗歌奖。不久我又被汲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应该说，发表这首诗之后，我被诗坛承认，从此在诗坛活动了三十多年时间，在《星星》诗刊工作了十二年，从编辑做到主编，在《诗刊》工作了十四年，从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做到主编。有幸在两个重要的诗歌刊物工作，为诗歌服务，这是诗歌给与我的光荣，也是我对诗歌的感恩回报。

　　3.您的诗歌锐意革新探索，承续中华诗歌的传统与精髓，汲收现代主义诸大师创造精神，这种诗风的几经嬗变，绝非一日之功，您是怎么炼就的？

　　叶延滨：

　　作为一个诗人，我从一开始起步，就知道我是在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努力，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超越前人几乎是不可能却必须进行的尝试；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同时代的文学精英随时都在互相挑战，站在一个潮头上容易，下一个潮头过去，人们还记得你就不容易了，赢得这个大国读者的历史承认，要比得到几个汉学家或批评家的好评更为困难。

　　因此，我四十年的创作，一不打旗号，二不贴标莶，努力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应该说，长期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帮助。一是养成发现新人，注意诗坛新事物的敏感。我在编《星星》的时候，我就把办刊的对手《诗刊》进行了分析。《诗刊》是诗坛的老大，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家刊物的负担也重，意识形态的色彩也重，我接手编《星星》后，就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行诗坛的入口；二是要大度宽容面对不同的风格流派。我接手《星星》后，努力减小这家刊物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既不参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不介入诗坛不同阵容的争吵。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所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与此同时，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我在编辑《星星》时同样加以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谁这么说，谁可能就是骗子。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的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4.有很多细心的“粉丝”发现，您后期创作出的大量的散文随笔也很棒，比如您的随笔集《世界的理由》等等。但在很多人印象中，您始终是一位诗人，这算是一种创作转型吗？

　　叶延滨：

　　我的杂文随笔创作，的确是我一个重要着力的方向，虽然我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但在这些领域我是票友。散文杂文随笔的创作，在我的创作中并是半壁江山。各种报刊杂志给我的杂文散文奖要比诗歌更多。

　　我以为，诗歌加上杂文随笔，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我在我第一部杂文集中这样表明了我的创作状态：

　　找骂！缘由我又写诗又写杂文，于是有人不屑地：“你算老几？”相当客气地装入了言外之意：皆因诗人应如天使般纯洁，杂文家应如道学家般严谨；诗人透明似水晶，杂文家城府如壁垒。而我不伦不类，不清不浊。又有什么办法呢？要食五谷，就要为衣食住行操心；凡这类事，一旦流于笔端就成杂文；吃饱了总要想入非非，天马行空，不浪漫好像坐班房，写诗时的心态就如老百姓的一句俗语：“做梦娶媳妇。”不算老几！我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张开双臂向着天空想飞，双脚却长出根须扎在生活的土地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命运。不客气地说这是时代给我塑的像。我看：这很不错哩。

　　有人总喜欢这样看我：掀开我的衣襟，找出我的疮疤，然后拍照放大，挂在墙上并注明这就是叶某人。脸没有了，脖子不见了，四肢省略了，我的尊容就是一块疮疙瘩。妙！这太挤兑人了！我张开那照片上被删节掉的嘴巴，还没说话——“看！典型的阿Q，有了癞疤还怕人说，可悲可悲……”摄影者叹气。于是，我在这幅为我制作的特写照片下，写下一段“自我鉴定”——“经医生检查这不是癌。这是细菌感染脓疮，由于体内抗体作用，已经脱疤，不影响今后生活以及生育。”这就够了。挨骂是难免的，尽管我们反对用棍子发言，但总不能永远心怀余悸，时时把自己打扮成正派奶油小生，把人生当舞台，让人不知你在演戏还是在做人。也不能把写杂文当作骂人，如果这样，市井中骂大街的泼妇就是第一流的杂文家了。何况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在眼下是一种“时髦”。杂文，应当为新道德新观念充当迎亲的吹鼓手；杂文，也应当为旧道德旧观念充当送葬的吹鼓手。红白喜事，迎来送往。迎要迎得真诚，送要送得尽心，这就需要一种诗人气质我始终找不到一种“完整的自我价值”——像抹了一层与外界绝缘的釉彩似的洁白光生的瓷人儿那种纯粹的自我。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传统与现存民族精神中那种强烈的整体意识使我永远难以超然于世。诗歌的天真与杂文的忧患，在向人们揭我的老底：这是一个永远看不破红尘的呆子！——“我算老几？”我也常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少写点让人不快的文字，但总像戒不掉食物一样丢不下笔。

　　以上文字写于1987年，算是经过一点时间考验了吧？简而言之，诗歌于我是一种追求和向往，是出世的；杂文随笔于我是一种责任与底线，是入世的。王蒙先生曾评说我的随笔：“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做读书明理，叫做体察现实，人情达练，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就是说，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当受蒙，三不本本条条，四不刚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爱读他的随笔杂文，觉得他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机智和灵性，有见解。他的记叙文与忆旧性散文也写得好，有一种平和，有一种沧桑感，有一种明晰，说得再好一点就是我爱说的清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如此这般。难得有一个人写文章而不吹嘘，谈诗论文而不卖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风趣而不轻飘。读叶延滨的随笔散文，你会学得聪明、不受骗和有节制。”我认同他的鼓励，并为之努力。

　　5.您1968年高中毕业，不远千里来到当年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北延安插队落户，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您在10年后以组诗《干妈》轰动诗坛，也成为您的代表作之一，能简单讲述一下创作背景吗？

　　叶延滨：

　　谢谢你愿意提我三十多年前这篇成名作，当时能轰动，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除了共同的命运以外，我认为，我在诗中不仅写了知青的命运还说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三十多年前对一个执政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只有诗人！

　　6.您的一生注定是和不寻常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青年时期：在哈尔滨出生，在四川读小学中学，在延安插队当过牧工、库管、工人、团委书记，直到后来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命运才出现转机，这一笔笔人生财富，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珍贵吧？

　　叶延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回首往事，努力过了，奋斗过了，也就够了。其实有时命运就是一秒钟一厘米的事情，那就是命运的另一种现场：

　　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个人命运中充满矛盾的时期，此前，我在陕西延安插队，在军马场当农工、仓库保管员，后来又在秦岭大山里的总后的化肥厂当团委书记，文化革命结束后调回四川，虽然还是个工人编制，但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领导的重视，让我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能参加高考。眼看1978年的高考又要开始了，而我却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复习迎考的时间。请假复习，肯定不会准假，再不参加高考，又不甘心！

　　那天，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所在的西昌城，就是大凉山里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惊叫，恐怖而绝望的尖叫。

　　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道旁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点零零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是高兴？)大树骑上去，自行车就趴窝了，可怜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当时已在想：一定要让砍树人赔我这辆自行车。)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角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正由于有高考这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被借调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算个不错的差事，也舍不得丢了，我也就没当成文革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我读书时，数理化学得好，但快三十的人了，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考文科，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天天看地图，就背地理知识；天天看历史年表，就想年代事件人物。“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录取。。从此生活发生了转折。一想“只差一厘米”这个事，我就和上大学联系起来。悲剧当喜剧演，自己让自己快活。

　　正因为有这件事，我想在我们那一代人中，我也算个幸运者，命好，并不等于自己“天有一材必有用”。

　　7.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在回想起来，放在“为诗歌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理念上，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在《诗刊》社工作13年间，您不但将刊物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而且将“青春诗会”、“春天送你一首诗”、“华文青年诗人奖”等一系列活动办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品牌，在很多文学刊物步履维艰的境况下，您有什么良好的建议？

　　叶延滨：

　　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看望老师，校长说，想不想回母校工作，动了心，于是广电部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开始在学校当系文艺系主任。教授当得还顺心，好像还要委我以重任。结果，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诗刊》。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对《诗刊》办得不太满意，有人向有关领导说：有个会办刊物人的在广播学院。于是，我又开始在第二个诗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诗刊》获得了“国家期刊奖”，我也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算尽职尽责吧。

　　8，你对当下的中国诗坛现状是什么看法，能概括地描述一下吗？你对青年诗人们在当下创作有什么建议？

　　叶延滨：

　　处于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处于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中国诗坛空前的丰富多样，(台湾地区由于暂与大陆分治，其诗歌发展有其独特性，我这里主要就中国大陆地区的诗歌进行分析)，在这个多样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第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

　　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性爱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十七个诗人的作品，(注5)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也在努力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同年《诗刊》8月号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角色，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和民族意识的抬头，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九十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的旗号，1999年4月16日，在北京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发生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对“知识份子写作”的抨击和争论，从此，作为新诗潮主力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从来自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伴随着人，人性，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诗也获得解放……无论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流变有多少种哈姆雷特式的争论，无论人们认为当下现代主义诗潮中漂浮着多少泡沫甚至垃圾，无论其中有些诗人的歌唱是多么的晦涩或者嘶哑，但是，‘诗为心声’——诗真正成为诗人个性表达与创造，具有绝不可以低估的，足够伟大的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回归与解放所造成的文化启蒙，远远高于经的艺术成就。”中国作家协会主流批评家蒋巍的这段话，比较恰当的描绘了现代主义诗潮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与影响。

　　第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三十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呼唤民主科学的诗作，如：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骆耕野《不满》、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注7)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两大潮流。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虽以“先锋诗歌”的姿态，但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及后朦胧诗及知识份子写作这个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如伊沙、于坚、扬黎等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在这一时期，许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也就是旗帜很“先锋”，手法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关注当下，表现底层，诗歌口语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如写乡土诗的江非、田禾，写新城市底层的卢卫平、谢湘南等。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中，也出现了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等而下之的写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

　　第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而且“五四”以来对旧体诗有诸多歧视，然而，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尽管这种传统诗歌至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创新，基本的姿态还是坚守。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些写作者的弱点是创作上确实不太与时俱进，但是坚守的姿态仍令人敬重。他们对向外姿态的现代主义的批判，对向下姿态写作中的“下半身写作”等的批判，认真而严肃。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诗坛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完成中国诗坛的生态平衡：只讲现代就会忽略现实，只讲当下就没有了根源，只讲坚守就不可能发展，正是这三股力量的平衡，才使中国诗坛发展成为现代的，现实的和具有传统之根的！青年诗人如果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恰当的定位，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9.掐指一算，您离开《诗刊》社四年多了，仍兼任着一些社会职务，比如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等职，也经常出席一些诗歌活动，有没打算继续为中国诗歌再做些事情？

　　叶延滨：

　　那些主任、会长、副会长的职务，其实都是虚名，谁要当真了，谁就没活明白。我从《诗刊》主编位上退下来，就全心全意当诗人了，和退休以前相比，只有一个变化：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了，不想见的人可以不见了。其余一切照常，多好！

　　认真做一个对社会有担当、对诗坛有胸怀、对艺术有追求的诗人，这就是我为中国诗歌曾经做过，还要努力再做的事情吧。

　　谢谢你的采访，让我在四十年后重回《延河》！

原载于《延河》2013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