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襟鸟（故事梗概）

　　荣格致海明威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亡故，就意味着这块土地的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一个雾蒙蒙的清晨，离休干部张永成，带着他的子女来到老家白鹤桥村，说：我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这百年间，张家只出两种男人， 一种脚踏云彩、游走四方，还有一种就像栽下的一棵树，一辈子留守在这块土地上。无论是游走四方，还是留守土地的男人，都有着固执的个性，就是不会回头。众 人便问他：咋会都是固执的人呢？张永成指着树林子里唧唧咕叫着的鸟儿说：是这种红襟鸟呀，它们泣血啼晨，教会这家族的人勤奋和担负责任。我离家时才9岁， 每天只要听到鸟儿的叫声，阿奶就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说允许男人有缺陷，却不能容忍懒惰！所以我走出去后，就没再回过头……

　　岁月沧桑，短短10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陡自留下男人们历世的艰险和伤痛。这是一个“人上山，要用辘轳车摇上来”的偏僻小山村，住在这儿 的人们，世世代代以山坳里贫瘠有限的土地为生，是张氏廿四房的太公张圣朝，首开“洋风”，把药铺开到南洋的马尼拉去了，从此这家族就不得安宁。

　　主人公张永成这辈子敬了三个军礼，第一次是敬给他祖先的。

　　光绪年间，张氏廿四房在村子里算是“大户”，“有着百十亩田地，与近千亩的山林”。第三代人秀才爷张友香看中一个叫杨秋英的大脚女子，为把她娶 回家，他承诺让她的娘家人能在荒年吃上一口饱饭。然而悲剧发生了，两人婚后的一次大饥荒，秀才娘子娘家的三亲四戚，像蝗虫一般地飞进山里来，乞求张家给一 口饭吃。张友香遵循承诺，把亲戚们都留下来，卖田地卖祖屋供他们吃喝。很快，这百十亩田地和部分山林、祖传祠堂，都易姓给了别家。饥荒过后，张家只留下几 间旧屋与几亩薄地，连生存都受到威胁。

　　但张友香是一条不甘屈服的汉子，宁愿自己憋屈着，也不愿违背对妻子娘家人的承诺，拿着祖传治风湿病的一剂药方，舍妻弃子，带着妻舅杨金灿，像他 “后来败家而成为疯子”的祖父张圣朝一样，下南洋马尼拉重开药铺。“留守”在家的秀才娘子辛勤劳作，好歹“赎回部分田地，才把这个家给支撑住”。她“天真 地指望，日子能这般地过下去”，但是悲剧却在延续，初在南洋发达起来的秀才爷，因“举洋俗，娶番妾”，还“接济革命党人买枪炮”，“没捎钱继续接济滩涂妻 子的娘家人”，被心地狭窄的杨金灿谋害“命丧异乡”。

　　眼看这个家族“振兴”无望，刚烈的秀才娘子携“20岁的振宗与18岁的振耀”下南洋，用鸩酒“取了兄弟的性命，夺回药铺”，留下从小渴望“游走四方”的振宗承继经营，自己带着像“栽在山里的树一样”的振耀回乡务农。

　　漫长的日子，在山林中鸟儿唧唧咕的吟唱声中逝去，皇帝被黜，江山换代，辛勤耕耘的张振耀在母亲的帮助下，又使家业发达起来。为兑现祖先的承诺， 让母亲娘家人“在荒年吃上饭”，他跟共产党人“陈先生”搞“二五减息”闹起农会。出洋的张振宗历经千难万险，继承秀才爷的衣钵，跟随北伐军荣归故里，却因 信仰不同，与兄弟争夺“革命果实”而分道扬镳，造成“杀害”亲兄弟的历史惨剧。十几年后为报父仇，侄儿张永发又“动用日本人的力量，除掉寡情的大伯”，夺 回了祖传的药铺。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张扬“乡村道德”的张氏廿四房家族，在时代大潮“吞淹”中，彻底地败落下来，绝望的秀才娘子，留下为次孙千针万线纳成的一叠布鞋，在亡夫秀才爷“引领”下，爬进南山祖地的“坟廓”。

　　历史仍在继续演绎，随着一面“八一”军旗猎猎飘扬，解放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这片土地。转业营长张永成，携着阿奶留下的12双布鞋，立誓 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上好日子”，回乡出任镇长(后为财税局长)，协助他的老上级县长秦大泉，枪决了“给志愿军生产假药，致使前线死了人”的亲兄弟张 永发，收养他的遗孤“小东西”(张建国)，又在战友陈乾康(供销社主任)的帮助下，娶了“在晚年床头还放着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姑娘李纹为 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张永成们抛家弃小，夜以继日，甚至把提反对意见的陈乾康打成右派，在这块充满着革命精神的土地上劳作，却收效甚微。这个 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还有着许多不长粮食的盐碱地”。发生在1960年的“大饥荒”，使张永成任党委书记的“幸福公社”全面断粮。尽管他竭尽全力， 向原部队首长、“武钢”党委书记尤明“借粮”，组织全公社的青壮年下海“捞寒潮”，由陈乾康到上海“换成粮票赈灾”，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配给粮”拿给孤 儿们救急，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还是成片成片地生了“浮肿病”，每天都有“裹着旧席子的尸体抛在路边”。

　　这时候张永成询问自己：当初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地干革命，究竟意义何在？正当他守在公社内，“放生”为外出逃荒者“证明身份”，饿疯了的人 们哄抢了县里统配的种子粮，绝了县委“组织再生产的后路”。旋即，张永成被撤职，在将近两年的“赋闲”中，他变回了“普通人”，与妻子家人和谐相处。但他 却异常苦恼，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倒下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得舔好伤口重新站起来。”他以他的方式进行“家庭革命”，训练子女成为“革命接班人”，并不 断地向县委申诉，要求重返“前线”。

　　秦大泉终于起用他，由他担任自己任总指挥的“围海建塘指挥部”副总指挥，秦大泉说：“大饥荒时为何饿死人？是这个县人多地少，现在我们要把被海 水浸蚀的土地夺回来，改造成能长出粮食的良田。”张永成奉命而行，仍像过去带兵打仗一样，组织千军万马向大海“宣战”。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酷烈的“硬 仗”，生性固执、做事“不会回头”的他，抛弃一切“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甚至把维持全家生存的工资，都“丢进了工程”，引起李纹不满，提出与他 “离婚”。在1967年的一次“大潮汛”中，张永成组织护堤保塘，因为秦大泉被“打倒”而断绝“后援”，“丢弃了69条活生生的生命”！

　　不屈的张永成，“自他走上革命道路始，从不知什么叫败仗”。在“五七”干校里拒绝“改造”思想，不低头“认罪”。这年冬季，秦大泉被“造反派” 打死，他也被打残了。妻子李纹终于理解，什么才是“战士情怀”，召开“家庭会议”，与继子建国和长子启明“合谋”，把他从干校“抢”回来疗伤。她说：“这 个家由你们爸支撑着，爸在，这个家存，爸死了，这个家就没有了……”

　　“复出”后的张永成，任这个县负责农业的副县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6个春天，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否定“围海建塘”工程、提出 “开涂兴渔”方案的，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继子”张建国(时任县长助理)。在事关“农民能否迅速富裕起来”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向固执的张永成“退 让”了，迅速办了离休手续，回白鹤桥老家去“伺弄祖先留下的贝母药田”，临走时说：“祖宗大人在天上看着哩，是张家的后代，就得把这片土地折腾出个好日子 来！”

　　离任前，他带继子去滩涂，对着这片冒着盐花的盐碱地，敬了第二个军礼。

　　岁月仍在向前流淌。离休后的张永成帮助村里修通公路，发展乡村经济。与此同时，建国在滩涂进行的“改革”，开展得风起云涌，在秦大泉的女儿宋英 (农业银行副行长)与离休干部的陈乾康指导下，与农(渔)民合股建立“渔业供销公司”，对外进行商贸活动，迅速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但这时，与他一起在内蒙 古“支边”的旧恋人陈小燕归来，带回他“尚不知情的、由战友吉库什扶养的10岁的儿子”张继红。曾是陈小燕同学的堂弟张启明，已从部队转业在市铸建厂工 作，这时仍“单恋”着昔日的“校花”。兄弟俩为“这事儿”，引起人情与道德上的“纠结”。张永成与李纹知情后迅速“出击”，留下继红安置入学，“说服”继 子舍弃成功的事业和新恋人宋英，与陈小燕“复合”，赴内蒙帮助牧民共同富裕，奔“社会主义小康村”。张永成说：“做官与做人一样，人品即官品。有恩不报非 君子，张家不能出‘现代陈世美’！”

　　“失落”的张启明，认为父母“偏心”于堂兄，在企业“转制”后下岗开鱼档，渴望得到父亲“庇护”，却得到断然拒绝，“赌气”离家出走，与被银行 除名的杨汝奎一起，南下深圳“淘金”，立誓要闯出一番新天地来。两人在“经营”中分分合合，经历千辛万苦，心气高傲的张启明，终于在“陪泳女”梅子协助 下，掘到“人生第一桶金”。杨汝奎为“利益相争”，雇人驾车撞伤张启明，使他“变成一无所有、坐在轮椅上，离不开梅子照顾的残疾人”。

　　为帮助白鹤桥村发展经济，张永成让支书张岩峰“设套”，请来“名校毕业，猫在家里当宅男”的小儿子张启东，办起村级塑料厂。为“把他的心长期拴 在村里”，张岩峰“唆使”外甥女刘霞将其“引诱”上床，造成“既成事实的婚姻”，引起张启东的反抗而出走，村办厂也因此只能勉强维持着。

　　故事在张永成72岁时峰回路转，“生性与父亲同样固执、渴望成功却各自为政”的张家三兄弟，在张启明为铸造厂“下岗工人”利益，与德商怄气 “杀”回海城“负债经营搞房地产”时，涉及到副市长陈铁军的“腐败案”与“扰乱市场金融秩序案”。这时张建国已因肝病不适合留在草原工作，调回海城担任副 检察长，面对着这桩“由几千市民参与集资、跨国的金融大案”，他询问继父怎么办？张永成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明确回答：“共产党搞改革，要的是公平竞争， 如果法律尚能殉私，改革又有什么希望？”要他勿念亲情，秉公断案。随着案情深入，张建国痛苦地获知旧恋人宋英涉案，在人情与法律的选择中，他坚持党性， “果断”地将二人收捕入狱，自己却猝死在“办案”中。次子启东因回村“开发”，动用启明公司的“资金”，舍弃女儿“小芭比”神秘失踪。

　　住进医院的张永成，在经受“失子之痛”后，一下子变得衰老了，但他仍然是个“战士”，决定“打赢人生的最后一仗”，在病榻前召开“家庭会议”， 宣布儿媳陈小燕从内蒙古回来“当家”，在梅子协助下“举家还债”，归还市民的“巨额集资款”。说：“我张家输钱不能输理，就是砸铁卖铁，没隔夜粮，也要把 ‘龟儿子’欠下的债务还清，不能让老百姓指着政府的‘红牌牌’，骂我共产党不仁义！”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年迈的张永成与李纹留住在城里，帮助儿媳引导公司走出困境。“失踪”多年的张启东，携资返村，实现自己的“承诺”，招商引资，使这个闭塞的小山村迅速与山下“接轨”，建成“社会主义小康村”。

　　10年后，宋英与张启明先后出狱，陈小燕在接启明的路上，惨遭车祸身亡，世纪之星公司经历过“世纪阵痛”，还清债务后“蜕变成蝶”。由启东经营 的“东方硅谷”，已使白鹤桥村成为当地“首富”，张氏廿四房的第七代人张继红、张继根也成长起来，参与世界上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在红襟鸟 们唧唧咕唧唧咕的吟唱声中，这世界由于人们的勤奋劳作，坚持不懈，终于慢慢地改变了模样……

　　这时张永成已是87岁高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挣扎着坐起来，向子女、孙辈以及前来参与投资的侄儿、外商乔治·张(杨汝奎)、宋英等人，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了最后的一个军礼，说：“这军礼，我敬给你们后人了……”

　　(《红襟鸟》，车弓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