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文艺思想与七月派小说创作的文艺风范

　　胡风是一位为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的文艺理论家，他以自己所倡导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话语作为核心来建构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胡风为首的几个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同人创办了《七月》杂志； 在《七月》这份期刊杂志上，路翎、丘东平、彭柏山、冀汸等小说作家，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之下的文学书写应该反映出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他们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去从事文学写作，写作主张注重主观感情的渗入，描绘着由时代的压迫、社会的苦难和灵魂的创伤交织着的人生图景，重视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丰富，注重表现人物强悍得近乎疯狂的原始生命力，追求心理描写的深度，进而使得这类小说文本富于展现慷慨悲壮的悲剧美。这些征候充分体现了胡风所倡导的文艺思想中文学文本应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发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后来，这些作家的作品，多数被编入《七月文丛》之中，并且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史称“七月小说派”。七月派小说的写作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较为重要的小说写作表现，这一小说流派的写作体现出了非常显明的外国文艺思想，本文即意在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并联系胡风文艺思想来探析七月派小说写作整体体现出的外国文艺思想。

　　一 七月派小说的文本征候

　　七月派小说写作的作家们接受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认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都是极其复杂的，每个生命个体情感体现出的模式以及行为表现的方式，再有内心思想以及心理的活动无不与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相互纠结在一起，因而其本身就隐含着多重的意义。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努力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把握生活，建构了一个驳杂的艺术世界，这种创作驳杂的特点体现在他们创作中的多个层面：

　　首先表现为主题取向的多元特点。七月派小说写作的作家们为了实现小说文本具有多层次涵义表达的复杂的叙述效果，往往喜欢在叙述之中将一些似乎风牛马完全不相及的内容综合在一起，然后再使用非常具有生活化模式的有机形态加以表现出来。比如丘东平就想使自己的小说文本“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波德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等多重的复杂内容，所以他的小说文本就喜欢把那些看似矛盾的要素综合在一起。路翎的小说虽然是以丰富的生活原生态迫近艺术的真实，但却也有如下的被评论： “即令是人生场景的一角，也总是兼容并蓄，旖旎而又瑰丽的”。因此，兼容并蓄是七月派小说主题表现形态的点。

　　其次表现为人物复杂性格的塑造。丘东平注重把握战争中人物在生死关头的内心搏斗； 冀汸注重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的过渡性； 而路翎更是特别注意挖掘人物心理状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样七月派小说都呈现出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进而塑造出复杂的人的这一文本征候。这一点路翎的小说最为典型。他喜欢解剖人物灵魂的搏斗。这些人一方面是社会人，在他们的身上有着非常深刻的环境烙印以及沉重的精神负担，但同时他们又是最具有本能的自然的人，有着异常强烈的情欲以及求生的意志，因而他们常常与自身周遭的生存环境相互冲突，而外部世界的冲突又引起了更为激烈的内心搏斗。

　　最后在结构上，七月派小说也具有繁复的特点。他们的小说头绪繁多，情节线索纵横交织，构成芜杂、多层次、多线索齐头并进的格局。如路翎的小说在文本结构上往往是由外部的情节线和内心的情绪线两条线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是情节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而情节的发展则又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具体化、现实化的表现，两者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

　　七月派小说作家们把对生活的感受和热情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反对作家对生活持静观态度，而要求作家们高扬主观，“自我扩张”，在创作中突出自己的个性，因而他们的作品都蕴含着强烈的激情特质。这种激情在丘东平的小说中是通过呈现战火中人物刚毅、倔强的性格、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勇气体现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中描写战士们勇于牺牲的惨烈场面： 两个战士追击逃跑的敌兵，背后是敌人机关枪的追射，他们把日本兵刺死的同时，子弹也打中了他们的胸膛； 一个排长爬上坦克，用枪对车上瞭望孔射击，结果被履带碾成肉酱。惨烈场面与英雄气概混合成令人血脉贲张的紧张感。在路翎的小说中，这种激情则是由人物惊人的生命力和与环境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中体现出来。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对抗、冲突酿造了危机，而危机又促使感情的爆发，直到最后人物在不可遏止的冲突中毁灭。在表现人物走向毁灭的过程中，危机、冲突同样带来紧张感，也正是这种四处流布的紧张感中，作家鲜明的个性与拥抱生活的激情毕露无遗。

　　战争中生命的脆弱，现实中灾难濒繁的人生，培育了七月派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生观和审美观。他们认为苦难是人与生活的一种恒定关系，人生的过程、生命的本质便是苦难、痛苦、死亡，因而抒写苦难，描绘人物在不可抗拒的灾难中，经受“炼狱似的悲痛与苦刑似的劳役”，是七月派作家笔下最常出现的人生景观，同时在灾难与痛苦中，他们还侧重展现代表不同历史力量的人物主观意志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对抗和毁灭，因而他们的作品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感，具有浓郁的悲怆和壮烈的美感。

　　二 七月派小说文本表现

　　路翎是七月派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从 1938 年开始到四十年代末，涉及三种题材，出现了三种类型，《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财主的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者，《罗大斗的一生》写宗法制农村和破落子弟。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创作，着力表现对强悍的原始生命力的召唤，表现一种力的美，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却是这些小说共同的特征。

　　《饥饿的郭素娥》中，主人公郭素娥被塑造成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女性，她原是“一个强悍而又美丽的农家姑娘”，在接连不断的饥饿匪祸中，她与家人失散，流落到矿山，成了比她大二十四岁的鸦片鬼刘寿春的“饥饿的女人”。这种饥饿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在双重饥饿中，她毫不掩饰地追求、爱恋机器工人张振山，而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既不让别的工人追求郭素娥，又声称不能“让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最后刘寿春引来保长和流氓，将郭素娥绑到庙里，用烙铁将她烙死。小说写了郭素娥的爱、梦想、追求、反抗，也写她的人欲、饥饿、病苦。从她身上，作家试图发掘人物的原始生命力及挣脱束缚的强烈愿望。用胡风的话说就是“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作品展示了郭素娥与人们观念中女性相比呈现出的独特性格： 别的女性是顺从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却是反抗的，自尊的，不向强力屈服，追求自己爱恋的； 别的女性对性的渴望是胆怯的、羞涩的、被动的，她却是大胆的、主动的，对张振山的追求坚定不移，当她的男人剥去她的衣服，毒打她，她不认输； 而用火烧她，直到死，她也没有求饶。

　　小说体现了路翎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即作者主要着眼于对人物精神状态的表达，展示的是人物的情绪世界。在人物身上，作者充分写出了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了主人公与对立势力势不两立的反抗精神。而这种反抗精神，又常常以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灵魂的搏斗，情感的撞击，生命力的勃发来表达，使作品具有一种紧张、饱和的力度。这一特点在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同样保持着。

　　《财主的儿女们》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溃败和知识者人生探求历程的史诗之作。小说的时间跨度是十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继承《红楼梦》和《家》的传统，横向展示了苏州巨富蒋捷三大家庭在下一代的争夺与出逃中分崩离析的过程。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泼辣、放纵、残酷，她挟制着最受宠爱然而软弱无能的丈夫蒋蔚祖，用尽心机，争夺家产。她把精神失常的蒋蔚祖关在南京家中，却披麻戴孝地赶到苏州找公公要人，在撕打撒泼中将田契文书抢走，气死了家长蒋捷三。蒋家二少爷蒋少祖等与之打官司，却落个败诉的结局。最后，蒋蔚祖自杀，被掠空的蒋家旧宅也卖给了旧日的仆人。下部虽然也写到蒋家儿女在后方的平庸生活，但主要是纵向描述蒋家三子蒋纯祖在战乱中从南京逃离，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心灵搏斗历程。蒋纯祖是现代知识者中一个异端的典型，他用青春的勇气逃出家庭，在战乱的苦痛中，“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个性解放。带着这种意识，他“独战众数”，反抗宣传抗日的演剧队中存在的左的教条，挑战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以个性的实现为最高存在。然而，五四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战争状态的特殊环境，文化语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五四时代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尽管蒋纯祖在激情中不妥协地寻找、探索，却犹如困兽，四处碰壁，始终找不到自己精神的位置，无法获得心灵的安宁，他只能发出绝望的呻吟： “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 ……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的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最后在无法解脱的人生迷惑和痛苦中，蒋纯祖因心力衰竭病死了，作品也结束了。

　　小说在展现蒋纯祖的心灵冲突和搏斗方面，融汇了作家强烈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才华，具有一种鲜血淋漓而又真实的残酷美，因而胡风称赞小说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并认为第二部“更凄厉，更激荡，更痛苦，也更欢乐而庄严”。另外，小说中金素痕这一人物，也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她有时像温柔的天使，有时是凶悍的魔鬼，心理活动的矛盾、转化，织成她复杂的灵魂世界。小说在剖析人物复杂心理的变化和深度方面，充分显示了路翎的艺术才能。

　　三 胡风的文艺思想对七月派的影响

　　上述关于七月派一些小说作家的写作以及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这些小说，处处都彰显出了非常明显的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 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有着极其鲜明的外国文艺思想影响的印痕。胡风针对自己的文艺理论工作曾经有过如下的言说话语： “但在我自己的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鲁迅他们从深厚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智慧点滴启发了我，引导了我。否则，我是不能从事评论工作的。”

　　胡风文艺思想理念之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反对“题材决定论”。这个观点即意味着胡风主张文学创作理应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写作的素材来源。胡风的这个理念观点自然是与俄国作家契诃夫写作的关于平凡的人所发生的平凡的事情类的小说文本叙事的感性成分滋养和孕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胡风从来不反对在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塑造描写出杰出非凡的人物形象，表现惊天动地的重大性的历史事件。胡风这样认为： 重大的题材当然是文学书写非常优秀的创作题材来源，但他进一步希望并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文艺创作的时候最好写他或她个人最熟悉的现实生活。胡风非常肯定地认定那些对于日常现实生活之中的所存在的微妙凡俗的小事都写作不好的作家是绝对也写作不好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和英雄性的人物的。因此，19 世纪著名的俄国短篇小说写作的大师契诃夫书写的内容为那些普通平凡的人于凡俗庸常的小事之中挖掘出诗意和光明远景的小说文本给予了胡风非常重要的启示： “如果在只有‘凡俗’和‘小事件’的环境里不能象契诃夫那样找出通到光明的未来之路的人物来，不能从他们里面找出美和丰富来，那么，到了能够接触大事件和战斗人物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写不出来，甚至写假写歪了呢”。胡风因此断言一切文学艺术的从事者们只有将凡俗庸常的小事书写好，这才是他们进而在小说创作之中写好重大题材的前期准备； “能够象契诃夫那样工作的作家才能够象高尔基那样的工作。”在对“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这样一个文艺创作命题进一步的推演过程之中，胡风还引证了 19 世纪俄国作家埃果戈理创作的文学文本以及别林斯基阐发的文艺创作理论话语，以此来进一步强化他所主张的文艺美学理念思想。胡风认为从现实的生活之中演绎出具有艺术性的生活的“诗”，这才是文艺作品的终极性任务。在如此这样一种文艺美学观念话语的指导之下，胡风认为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文学文本虽然所叙述的生活题材都是极其平凡以及琐碎的，但却体现出了非常有力的力度和深厚的深度。胡风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实现了此类对日常现实生活的忠实描写，才可以被文本接受者们欣赏并震撼他们的心灵。

　　在另一方面，除了俄国文学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之外，日本文学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也具有不可无视的影响性作用。这其中，最为核心性的影响来自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厨川白村的文艺美学思想是较为完整地体现在他的著作《苦闷的象征》一书之中。在该专著之中，厨川白村提出“生命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这样一个文艺创作的论点。从厨川白村主张的这一文艺论点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汲取了西方文艺思想家柏格森、弗洛伊德、康德、克罗齐等人的诸多思想进而熔铸而成。胡风曾评说《苦闷的象征》是一本将他“没头没脑地淹没了的书”。由此可以明确地推论知道，胡风的文艺思想中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因子。胡风文艺思想理念之中的那些“主观战斗精神论”、“ 自我扩张论”、“精神奴役创伤论”等等对文学现象的言说观念，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或明或潜地体现出了厨川白村文艺美学思想对其的深刻影响。

　　厨川白村向来倡导最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写书写便是文学写作者个体个性的绝对自由表现，因此，他要求文学写作的作家们要有不屈服于、“被动于”外在的要求，勇敢地和“妥协和降伏的生活”决绝的精神，从一切因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砸粹一切传统的拘囚和桔栓，抛弃一切的矫饰虚伪和敷衍，充分发挥自己本身的生命活力，诚实认真地表现人生的苦闷。厨川认为生命个体个性的自由表现、彻底解放便是以性欲作为主要的因素的生命力的迸发和涌动。厨川进而认为生命力的激发、涌动和跃进，虽然活动动机和走向是盲目的，但是，却是一个个个性表现的强烈欲求体现。这种盲目的生命力的郁勃喷发所体现出的强烈的个性表现欲求，实际上就是在追求创造的强烈欲望。个体生命力的表现等于个体个性的解放又等于个体创造的活动，这便是厨川白村关于生命力与审美创作活动关系的公理式假设。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之中，强调主观精神燃烧和提高作家个体的人格，这样一种思想明显与厨川白村的思想有着精神上的连通之处。由此可以进一步知道，胡风的文艺思想所接受了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影响。

　　胡风的文艺思想在七月派作家的小说写作中有着或隐或显的表现，胡风作为七月派作家文学创作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思想必然会对所有的七月派作家产生不可置疑的影响。因此，七月派作家的小说书写，就也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外国文学文艺美学思想影响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