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启蒙精神及其在办刊中的体现

　　胡风受时代与鲁迅个人的双重影响，对五四精神始终都充满敬意，对“五四”有着非常浓厚的情结，这是他启蒙思想的来源与坚持不懈地战斗的精神支撑。这些因素，在胡风创办《七月》、《希望》等刊物的过程中都有体现。

　　1 反思文坛现象

　　“五四”精神的滋养使得胡风的启蒙意识与批判精神得到强化。如对于“革命文学”，胡风始终能以中肯的态度看待。“革命文学”创作视域的拓展，使作家与对象走向融合状态，文学格局呈现开放性状态，这一切都使胡风表现出了亢奋和乐观的心情。但是，“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呈现出一种主导倾向，即对文学本位的退守。这种倾向不仅弱化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同时也弱化了文学基质。胡风试图对这种倾向进行反拨与制衡，有意识地对文学本性及作家主体情感、意识进行阐释。胡风曾经在“左联”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加强了胡风对当时文学现状的体认，他深切地感觉到文学被漠视与弱化，于是，胡风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他所创办的刊物就是以此为中心点展开，一方面超越公式化、口号化，掘发“真情实感”的文学品格与健康基质，关注文学自身特点； 另一方面执守“启蒙”主题，坚持文学的战斗性追求。他在坚持文学的美学品格的同时坚守文学的批判精神。他认为，战争环境的开放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不少文学家却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他说： “当作家在的战斗意志燃烧起来的时候，往往不能和生活内容相溶合，他的热情的声音好像不是发自温暖的胸脯，当作家在纷至沓来的生活形象里面感到惊异的时候，往往不能通过他的主观认识能力去把握住事件的本质的意义，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好像什么都看到了，但结果常常是一片模糊。”于是胡风有意识地对那些不良文学倾向进行反拨。胡风认为，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更多来自于作家的主体认识，而不仅仅是创作技巧和能力的问题。这种创作现状激发出胡风更深层次的文学思考： 在战争环境下作家是否给予文学本体应有的关注，是否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创作。

　　事实上，胡风创办刊物之初就是以同时代其他刊物作为参照的，对他本人所办刊物的定位非常明确。比如他对抗战初期的《呐喊》内容的空泛表示不满，甚至对当时极富盛名的大型刊物《抗战文艺》也有诸多异议，这一点从胡风和他的同伴们在《希望》上批评沙汀、姚雪垠、碧野甚至茅盾等《抗战文艺》推崇的作家及其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胡风曾说《抗战文艺》的“文章虽然有些不免空一点，但却是尽可能把握住了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在肯定《抗战文艺》团结抗战的立场的同时，对其文学层面的定位提出了委婉批评。难怪当时在胡愈之向胡风提出将《七月》与《抗战文艺》合刊的建议时，被胡风委婉但果断地拒绝了。这与他认为两个刊物的性质和读者都大不相同有关。胡风将《抗战文艺》与《七月》的区别定义为“阵地战”与“游击战”，在《七月》的《编完小记》中胡风曾经说过：“就杂志说，有的能够让名家都兼收并纳，组成一望‘惊人的阵线’，也有的只愿用微力在读者里面开辟一条小路。”

　　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胡风始终坚持《七月》只能打游击战，而不可能像《抗战文艺》那样打阵地战。胡风对《七月》及《希望》的“游击战”的定位显露了他对《抗战文艺》的不满，因为所谓“惊人的阵线”缺少实效，而“游击战”却自由灵活而具有实效，胡风正是觉察到了这点才决定以《七月》和《希望》“开辟一条小路”。

　　由于对文艺界精神状态极大不满，胡风开始在《希望》上大力倡导“主观战斗精神”。无法回避的一点是，由于抗战的爆发，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其地位随着战争的深入也逐渐突出。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进入作家的视野，从文学层面来看，这是文学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拓展与进步。但是，由于部分作家缺乏思考力与创造力，模式化、公式主义成为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基于对“五四”文学的理解与继承，胡风在办刊的过程中自觉设立了对反向文学偏差倾向的体认，自觉地设定了《七月》、《希望》等刊物的发展思路： 引导文学作品的健康本性，同时建设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

　　2 确认自我角色

　　胡风是文艺理论家、编辑家与诗人，是多重文学身份的集合者。在文艺理论思想上，胡风坚持文学启蒙的立场，追求文学的社会有效性。在工作的过程中，胡风发现该追求的实现需要需要以较大范围的公共话语权为前提，而报纸与文学杂志正好为该追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表与出版成为实现文学社会化的有效手段。在《七月》之前，胡风的编辑生涯早己开始，他曾编辑过《海燕》、《木屑文丛》等刊物，这些经历潜在地影响了胡风之后的职业定位，同时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也正是在此过程中，胡风愈发意识到文学刊物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于是自觉选择担当了公共话语空间开辟者的角色，并逐渐将这种编辑工作内化为自觉的革命行为与职业选择。胡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创办刊物既可以凝聚与自己具有同样文学理想的文学力量，使文学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又可以贯穿自己的理论思想，使刊物显示出独有的风格。因此，胡风追求主体意识的启蒙的文艺理论在《七月》《希望》刊物中始终居于本原思想结构的中心位置。

　　胡风是优秀的诗人，他对诗歌的理解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不同方式投入战斗的文学家有很多，具有诗人气质的胡风凭着他对诗歌以及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与热爱，是很有可能促使他选择诗人这一文学角色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通过编辑刊物去战斗的革命方式。胡风的这一选择必然会使胡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胡风个人的文学创作，比如编辑、校对期刊会大量占用其原本可以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等。毫无疑问，胡风具备诗人的敏感气质，即便没有用来进行创作，但对于他所从事的文学刊物编辑工作而言，也是很有利的条件，因为这不仅可以使他从无数的稿件中发现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还可以用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实践，使其理论文字充满了质感。从胡风作为编辑家与文艺理论者而言，其成果比他创作的诗歌具有更加经久不衰的魅力。胡风前期的文化活动，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出于对文学、对民族解放事业热爱自发的行为，不是一种职业定位，在创办杂志与为了杂志的生存而不断努力的过程中，编辑工作逐渐内化为工作与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风对刊物的深厚感情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七月》被迫停刊时，胡风伤感地说： “刊，就是这样让人捏死了。”极具感情色彩的语词显示了他对刊物的深切的惋惜之情。

　　3 继承鲁迅精神

　　七月作家群体在其回忆性文字中体现出的最为明确的一点，即他们在领悟并接受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后，得出胡风乃是继承并发展了鲁迅先生的文学理念的。尽管鲁迅一直排斥所谓“导师”的概念，但他在青年中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地位。众所周知，鲁迅晚年与胡风关系极为密切，这必然会影响许多青年对胡风的认可程度。事实上，鲁迅留给胡风的精神印象在二人的交往过程中也一直在逐渐加深，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风的刊物鲜明地彰显了鲁迅的地位，胡风本人一直以“鲁迅的后继者”来要求自己。鲁迅逝世后，《七月》刊物一直坚持发表一些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如绀弩的《人与鲁迅》、柏山的《活的依旧在斗争》、萧红的《在东京》、萧军的《周年祭》等。胡风还特意在编后记中声明： “我们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纪念先生，但却自信没有存分胙的心理，我们的纪念只能是一个寒伧的仪式。”

　　鲁迅个人特别喜欢木刻作品，所以他被称为“中国木刻之父”，而胡风似乎也无意中继承了鲁迅先生的这个爱好，《七月》的封面及插图大多数为木刻作品。刊物之中加插图，这是鲁迅的办刊方式，胡风采用相同的方式，显而易见体现出他对鲁迅精神内涵的认同性理解。除了在刊物形式层面影响着胡风之外，鲁迅更影响着胡风的办刊精神品格及其对《七月》等刊物内质的深层探询。胡风始终坚持独立的色彩，注重刊物的同人特色，这一点受到了当时主流批评家们的批评。冯乃超等人曾对胡风表示，希望《七月》发挥指导性，成为组织性刊物。

　　而胡风经慎重考虑之后，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首先，1936 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明显表现出文学“启蒙意识”的弱化，这使一向重视文学启蒙精神的胡风认为自己此时与对方有着不同的文学追求。其次，胡风根据自己在左联的工作经验，认为外在的框架可能成为制约文字本性的束缚，外在的组织性不一定带来内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由此看来，胡风对主流批评的拒绝反映出他对文学刊物冷静与理智的定位。胡风之所以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与鲁迅对编辑刊物的认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鲁迅先生曾在 20 年代编辑过刊物，也曾间接支持过某些文学刊物，这些刊物都具有很强的民间色彩和自己的个性，对新旧文艺的继承性十分重视。1928 年，脱离创造社的郁达夫与鲁迅一起创办刊物《奔流》，介绍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作家，因这一行为被革命文学派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反动者。而 1937 年胡风创办《七月》恰恰是在革命文学论争刚刚结束后，其心境与处境都和鲁迅极为相似。胡风对刊物个性的坚守表现在他始终注重杂志对社会、尤其是对知识者个人的自我批判，始终注重杂志内在的个性要求。胡风和鲁迅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学理想与“主流”之间存在分歧，当后者表现出兼容他们的倾向的时候，他们则努力保持个性特色，坚守启蒙话语，并做出最大程度的抗争。这一点也正是胡风创办刊物的启蒙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