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强调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文艺作品一定流贯着作者的感情、欲求、理想。作家在创作时不能有冰冷的旁观者的心境，他认为冷情就必然虚伪。没有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的生命。没有大的感情就不能有艺术，那种公平无私的不能使读者也不能使作家自己兴奋的冷淡的文学作品，没必要产生。胡风反对创作上的两种错误倾向，他既反对言不由衷的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也反对冷冰冰的客观主义创作倾向。他认为冷静的创作是失败的创作。胡风尤其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一、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的原因

　　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主观战斗精神”主要见于胡风的《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中。

　　第一，基于抗战情势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1944年胡风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1]186-187中国的新文艺正是应着反抗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而出现的。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可以使作家“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生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的冷冰冰的绘图演义。”[1]188胡风认为国统区的作家尤其需要主观战斗精神。在国统区，“由于当时的政治反动所造成的社会情况，由于作家们不能‘生活在兴奋的战斗和觉醒的人民里面’,不能置身‘在健康的土壤上’(革命根据地)，由于作家们不能在实践里面保持并且继续吸取人民的血肉要求来培养自己，于是，这高扬的主观精神就不能结果，逐渐衰落了。”[1]181胡风认为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捕捉力、拥抱力、突击力的衰落。作家要通过写作把人类带到光明的世界。作家即使写黑暗的牢监，也要把光明带到铁栅里面去。因此，作家需要主观战斗精神。

　　第二，基于文艺家实践的精神状态的发展。有些作家逐渐把文学作为纯粹的个人主义，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创作倾向，与五四传统相割裂，作品明显回归甚至沉醉于传统的旧文化，逃避社会责任感的倾向，对文学青年的意志有所腐蚀和瓦解。胡风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奋起与之论争，以求强化部分作家日益萎靡的主观精神和战斗精神，恢复五四新文学抗争现实的奋战精神。

　　第三，作家的创作也是不断的自我斗争的过程。在现实中，作家的创作往往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态度。对于不同的创作对象，作家或者拥护、或者欢迎、或者反对、或者拒斥。在创作过程中，由于作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对象能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创作意图，这就引起了作家深刻的自我斗争。1944年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们，他们所经受的热情的激荡或心灵的苦痛，并不仅仅是对于时代重压或人生烦恼的感应，同时也是他们内部的，伴着肉体的痛楚的精神扩展的过程。”[1]190胡风之所以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因为作家创作必突破旧中国的环境压迫。他认为没有一种不屈服的精神，作家不能突入对象，不能深刻地体验对象。没有情感，作家更不能把他所要传达的对象在形象上、在感觉上、在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上表现出来。在《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指出：“当批判的现实主义在人类解放斗争里面争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艺的战斗性就不仅仅表现在为人民请命，而且表现在对于先进人民的觉醒的精神斗争过程的反映里面了。中国的新文艺，当它诞生的时候就带来了这种先天的性格，因为，中国的新文艺正是应着反抗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而出现的。”[1]185

　　胡风之所以强调主观精神，还因为胡风认为“文艺是写人，尤其是写被压迫的人民的，不能是所谓‘物’;说明了文艺的特殊性，文艺的任务是表现人(典型)的。”“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要做到这，须得作家有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2]179。

　　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分析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反对现实主义。胡风认为现实主义包含主观精神，现实主义就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所产生的新文艺。1944年胡风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中说“主观精神失去了现实的精英，流于空灵，那已是为现实主义所反抗的病态了。”[1]39作家的创作情感是现实生活激发出来的。作家身受的或目击的殖民地大众的苦难在他里面养成了一种不得不呼喊出来的热情，一种想摧毁那种枷锁的梦想。作家的创作情感不是生搬硬套进作品中的，1935年在《张天翼论》中胡风认为作家的情感是“随着对于他的人物的深切认识俱来的”，这种情感是作品不能缺少的要素。“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到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于是，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3]57主观战斗精神可以通过抒情表现。胡风认为抒情并不是反现实主义，抒情是文学的特殊性“艺术家的工作是在社会生活的河流里发现出本质的共性，创造出血液温暖的人物来，在能够活动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动，给以批判或鼓舞，他没有权柄勉强他们替自己的观念做‘傀儡’。”[3]40可见，作家的抒情是现实生活激发的结果。

　　胡风的主观精神是以尊重现实生活为前提的。胡风在分析张天翼的创作时，认为其创作的弊端是“作者对于这种人物原来并不熟悉，与其说是从现实生活取来的，还不如说大半是主观的推测或想象。”[3]38胡风认为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艺术决不能脱离历史生活。他认为“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3]58而且，胡风还批评了文艺创作中非真实的夸大。他指出：“因为作者只是热心地在他的人物里面表现一个观念，为了加强他所要的效果，有时候就把他们的心理单纯地向一个方向夸大了。”[3]40-41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作家的精神活动只有是自由地跳跃的，才能够把握住活的创作对象的生命。作家的创作不应该规定死的规则。但是作家的主观情感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作家在创作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主观情感，不能让自己的主观情感自由地发泄。1945年胡风在《向罗曼·罗兰致敬》中说：“一般地说，青年作家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情，直接地在作品上面发泄了出来也是常见的。然而，艺术的力量却不能够由‘政治的杂音’达到。”[3]242作家的情感不能随意地直接地宣泄出来，它与表现对象有复杂的依存关系。作家情感的表达需要一定的技巧，作家表达情感不能用一些抽象的热烈的词句等不附带实际内容的口号。文艺的创作不仅仅是写什么，还在于怎样写。无论怎样宝贵的题材，如果作者只有强烈空洞的口号，没有写出内容，没能在表现力上说服读者，感动读者，作家的努力将毫无收获。

　　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自我

　　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作家的自我表现有密切的联系。艺术创作固然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成为创作的源泉，创作同样离不开作家的主观自我。胡风在《抓住和尚之前》一文中认为，作家创作离不开自我。胡风根据当时文坛现状指出，不能抹杀了自己去追逐时代，自我是作家创作回避不了的问题。

　　每个作家的自我都是不一样的。胡风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不同于他人的“我性”。每个作家的“我性”都是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存在。“我性”不能离开社会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人是社会的存在，他的所谓‘我性’,是不能够离开一定的社会的内容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我性’,并没有‘我性’一般，这种‘我性’各个带着能动的面貌，有的和‘时代性’一致，有的和它背驰，有的和它‘稍有出入’。”之所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我性”，是由于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主客观因素。每个作家的年龄心理、身体状态、体貌特征、性格气质、兴趣爱好、出身经历、职业地位都是不一样的。

　　作家的自我是有限度的，不能是无限的扩张。1935年在《抓住和尚之前》中胡风认为“忠实于自己是文学者的可宝贵的不可缺的精神，但却不能没有条件：第一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合理的存在，第二要看是怎样一个忠实法。”[3]99作家的自我不能无限地扩张，作品人物不能成为作者的代言者，不能用作者的思想取代人物的思想。胡风肯定过艾芜创作的《欧洲的风》：“每个人物都照他自己的意志活动着，决不是作者的代言机器。”[3]169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一语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一起考虑，以此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符合他的本意的。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反对共产主义世界观。20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作家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胡风认为这种说法使作家脱离了创作实践，限制了作家，也不符合作家创作的实际，作家可以在创作实践中改造思想。有人认为胡风的这种思想是反对作家思想改造，也就是反对作家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让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让作家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解除作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总之，就是认为胡风不让作家有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有人认为“胡风反对向作家提倡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不实之辞。胡风1952年在《学习，为了实践——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中明确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对于长期生活在反动统治下面，没有深入群众斗争，没有经过革命锻炼，今天置身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朝代’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

　　胡风认为思想改造的途径可以有多种。1954年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说：“如果把创作过程当做一个实践过程，应该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间作家的主观世界(思想和感情)才能够真正得到成长或者发生变革”[2]214。

　　现在看来，作家确实可以在创作实践中纠正其不恰当的思想。胡风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例，尽管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由于在创作实践中，作家的思想服从了现实，也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胡风从艺术创作规律的角度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可以改变作家的思想，这是当时解释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普遍说法。

　　胡风提倡文艺的主观精神和他在国统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恶劣政治环境不允许他采用过于写实的创作方法，也使他具有更多的战斗激情。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1933胡风由于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战等罪名，在日本被捕入狱三个月后，被驱逐回国，回到了上海。上海的进步文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他们不能开展纪念鲁迅的活动。1937年胡风被迫撤离上海去了武汉。1938年胡风又去了重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使百姓死伤无数。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在上海，胡风的名字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胡风全家又被迫去了香港。以后胡风多次辗转于重庆和上海之间，胡风就是一直处于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生存，自己的生存和工作的生存，就曲曲折折地绕绕弯子罢。这第一步既然没有能够‘善始’,那以来，这曲曲折折地绕弯子的写法以至活法，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为止，差不多成了一种摆脱不掉的宿命似的东西了。从哪里绕起呢？当时自然以为应该从实际绕起。”[3]275严酷的现实使得胡风不能直陈现实，他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进行文学工作，“绕弯子的写法”迫使胡风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主观晦涩色彩。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当年饱受批判，他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唱反调。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在1944年《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超越阶级关系的唯心论，也不是用作家的主观世界代替客观的物质世界，也不是把作家的生命力当做创作的第一源泉，更不是把作家的主观精神当做文艺创作的最后决定因素，而是充分看清了时代特点和把握了文艺的特质，在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唤起作家的创作热情，调动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旧中国，作家、艺术家没有顽强的追求光明、抗争黑暗的主体态度，就没法立身，而艺术创作离不开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