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研究胡风与沈从文的意义

　　大凡一九零几年出生的现代作家都可能经历了整个20世纪。他们，包括沈从文、胡风在内，先后迎来100周年的诞生纪念日，这也就是世纪文学的纪念日。如何看待正在离我们而去的上一世纪的文学，就变成了每当一个现代作家百周年来临的时候必然会引发思考的一件事情。

　　沈从文和胡风这两位文学家是如此不同，没有一本文学史会将他们放在一起来讲述。沈从文来自中国的边远底层，是上世纪30年代京派的代表性作家；胡风是当时的左翼作家，他曾经加入过日本共产党。1949年之后，两人的命运虽然都是从一部“革命化”的现代文学史里被放逐，可放逐的方法不一样。沈从文是悄悄地被淡化，他本人也从文学界退出到故宫的一个角落里去呆着，让后人遗忘。胡风是轰轰烈烈地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叫他的革命同志送进了“人民”的监狱达24年之久。胡风被改写成了一本生动狰狞的反面教材，供人警惕，供人反省。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又到了这样一刻，不管认为这部正在“经典化”的文学史是“贫矿”也罢，是“富矿”也罢，我们这些选炼矿石的人，要更加严格地筛选发生在100年里的作家作品，不无挑剔地来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那么，沈从文和胡风这两位作家将以何种身份出现在文学史中呢？我们今日研究沈从文和胡风还有何意义呢？

　　我的感想有三点。

　　首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显示了现代文学的多元性、多样性。反过来说，沈从文和胡风不被承认的时代恰恰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单调的，甚至是僵化的文学时代。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沈从文笔下的水手、纤夫、大兵、吊脚楼妓女，可以说比起某种“工农兵文学”的人物来更加具体逼真，因沈从文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沈从文《柏子》、《萧萧》里所写的下层人物身陷不幸却浑然不觉，作者关注的是他们可悲的生存状态。沈从文暗示地写过共产党人，像《菜园》控诉了对革命者的屠杀，但并非站在某个党派的立场，而是表现党派斗争对人间温情的毁灭性打击。沈从文的部分作品表现“人性”的遭受践踏，而在他改写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的小说里，如《月下小景》、《龙朱》，如根据《法苑珠林》进一步演绎的《弹筝者的爱》、《被刖刑者的爱》、《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人性的表现因采用浪漫的手法，由爱而发现美，由美而登堂入室发现神，完美体现了沈从文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美与爱》)。将湘西下层人民生活方式提高到一种“生命形式”来展现，正是他文学的关键所在。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贫穷、落后，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生活，我们在《边城》等小说中几乎感觉不到此点，只有在他的散文里当他谈起湘西的挖煤者时说过：“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辰的煤》)。可见他不是推崇这种生活，而只是赞美湘西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这态度便是认真，认真到显出生命十足的庄严相，以及庄严美丽遭毁灭之后显出的悲剧性质。

　　而胡风和胡风派的文学则是深入认识中国左翼文学内在矛盾性及其多样性的一个最佳切入口。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是左翼文学的重要阶段。左翼内部并不一致，并不仅仅是风格上的不一致(丁玲和萧红，张天翼和沙汀的风格差别有多么大是很明显的，不需要有多精微的艺术修养就能辨别)，也是观念上的不一致。如果说政治观念大体一致是可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有不小的差别。鲁迅、胡风和周扬的矛盾表面上是宗派问题，其实主要是文学观念不同。依我今日的认识，左翼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崇革命文艺和人民文艺、反对任何形式的“纯文学”和“第三种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持共识，内在的区别仍然很大。其中的一个区别是：周扬理解的文学是“组织(直接或全部领导)下的文学”，鲁迅、胡风主张的文学是“社会活动下的文学”。鲁迅在“左联”内部被抬举为“盟主”或“旗帜”，却对“左联”的实际领导下了“奴隶总管”，“以鸣鞭为业”这样严重的判词。为什么？因为他感觉这是一种权力命令下的文学(鲁迅总说他们只是叫我做事，等到决定事情或需要通报重大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他的份儿了)，是权力命令下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文学，不符合他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原初想象，也直接违背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所以他失望了，但大局还是尽量维持的。胡风到了进“三十万言书”的时候，理论语言不说，单是“建议”部分里就透露出他同鲁迅一致的观念：他认为作协这个领导文学的组织和文讲所辅导作家的办法，都应该是采取“社会活动方式”；刊物更不应是官方的一级组织，而可以是主编负责下的企业化、半企业化形态。这不是脱离组织和党的意思，强调文学活动是“社会活动”就是不脱离的意思(不然就不是左翼了)，但是从观念上他却坚定地不主张“组织”(直接领导)“文学”。胡风由此出发才说作家虽然要进行政治学习，但要“完全废除强迫学习制度”等等。我觉得，左翼文学内部的分歧，根本上是从这个问题来的。要认识左翼文学的复杂性，就不能绕开胡风。

　　其次，我们经过沈从文和胡风还可以深入探讨何谓“独立性”的文学，以及怎样保持文学的独立性。沈从文的文学是很难用某些既成的概念来套用的。京派的说法还可用，其他如自由主义派新月派、现代派等等，尽管也有其道理，但最终是无法用来规约沈从文的。因为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他永远不惟新是从。沈从文用一生的主要精力这样表现他家乡如同化外人一般的“生活史”，它们是被排斥在正统的书面历史之外的，几乎停滞不前的。这种从历史的沉落地区、从弱势人群发出的声音，向来微弱，为大多数人所闻所未闻。沈从文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1934年在为《边城》写《题记》的时候，就不无愤激地宣称(要知道沈从文的个性，至少在表面上是文静极了的)：“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所谓“多数人”，是指那些不承认中国存在这种湘西故事的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反复的申明，透出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用他的全部文字在告诉我们，一个中国是由无数地域组成的，一个中华民族是由各个民族最后构成的，落后的地域和历史脚步来得缓慢的民族，其精神仍然可有足以保留、发扬的东西，和可资批判、借鉴的东西。我们还可比附地加以推想，作为世界上古老而沉落地区的民族及国家的中国，它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不正与湘西人相似吗？关于文学独立性的经验，从胡风方面可以这样去看：第一，独立性并非是搞脱离政治的“纯文学”，他只是在与革命和政治的关联中保留了自己的异质。胡风派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内部充满了异质(当然不是说它在大的方面已经背叛了革命文学)的文学。它依靠来自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世界进步文学、五四文学、鲁迅文学等资源，经过自己的具体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并予以坚守。通过与一批左翼文学青年在创作过程中的交往，思想的碰撞，心灵的交流，达到了在精神和组织上的协同一致。胡风对于经过自己真正理解了的信仰的执着，建国后可以说是惊天地的。虽然还不能说并世无两，比如还有梁漱溟、马寅初等，但这些人士都是党外的，被批判后生活上还算能基本维持，胡风却是在同一阵营内被自己的“同志”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甚至“反革命”的帽子，经过漫长的关押，仍然不思转弯、改悔，这几乎没有前例。第二，胡风文学是在排他性中保持住自己的独立性的。这个“排他性”也可说是“反批评”。比如他既然主张“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主观与客观相生相克”，在进步文学内部就排斥“客观主义”。我们冷静地分析那些被人抓住不放的私人信件，所谓反革命的词句不过是激烈的“排他性”而已，在当时是胡风派赖以生存的根据。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发问，独立性的文学是否一定要有如此的“排他性”？能不能在宽宏性和融合性的语境中，仍然保持独立性。那么，胡风的实践能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文学生产机制，才能确保社会上各种各样文学的独立性而不至于随意受到伤害。文学独立性的问题有多层次的涵义，包括在多种政治条件下的文学独立性，也包括一种政治规范下的文学独立性，有文学与文学之间的独立性，也有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商业之间的独立性等等。在今日，文学独立性的问题依然突出，只是历史条件变化了，过去是在政治环境下显出一种独立不阿的文学的可敬，现在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不被畅销文学、流行文学、时尚文学席卷而去的问题。不是说时尚文学有多么十恶不赦，有多么要不得。但是它们是不能与独立性的文学相比的。只有真正独立性的文学才有原创力，才能包孕民族的、人类的文化历史含量，是推动文学不断前行的原动力。

　　最后，我们来谈谈有关“现实主义”的话题。这是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以往的沈从文和胡风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的“现实主义”的标签扣在了这两个作家头上，我本人也曾经这样做过。可都是让沈从文和胡风背靠背地做的。如果有这么一天，我们将以这两个人为首的“京派”和“七月派”的作品放在一处(比如废名的小说和路翎的小说)，详加比较，就必然悟到称京派为“抒情现实主义”、称七月派为“主观现实主义”，该是多么大的“现实主义”的尴尬！实际上，我认为沈从文不必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认识与评价。沈从文不写戏剧化的小说，他的小说不像茅盾那样刻画，立体性格的人物(不一定遵循轻“平面人物”、重“圆形人物”，将人物越写复杂越好的规律)，也不像赵树理那样重情节、讲故事。他说一切文学的言语表现“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抽象的抒情》)。“抽象的抒情”可能是比较适合概括沈从文文体的一个理论概念，只是需要完善和深化。至于胡风和胡风派的文学，是可以用“现实主义”来理解的。胡风本人是个理论家、评论家，他自己与“现实主义”的引进，就有不解之缘。胡风把“现实主义”与“反映论”联系起来，说现实主义是“唯物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强调要“反映历史真实”，这与其他左翼文学家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说现实主义要有“作家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对历史真实发生作用，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这就把现实主义向其他创作方法打开了。胡风自己有明确的理论语言，同意将“现实主义”向“革命浪漫主义”打开，这可能是受了当时的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解释的影响，受到高尔基解释的影响。他没有明确说将他的“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打开，也受时代限制。但从他的主观精神可以向客观对象“突破”(突破经验世界而前进)、“搏斗”(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拥入”(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扩张”(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等的描述看来，向“现代主义”(或许也加上“革命现代主义”)打开也顺理成章。现实主义本是从西方引进的东西，在引进中不断地变形，不断地中国化。胡风是反对现实主义的某种革命化的，比如他竭力反对分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反对把现实题材分出“重大题材”和“次要题材”，把作家反映现实的态度分出什么“歌颂”和“暴露”等等。所以他是反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变质的。既是一种开放式的“现实主义”，又要防止变质。胡风两面作战，坚守自己的阵地。现在，当代的青年一代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早已经厌倦不堪了，当代的文学史家是否就此终止“现实主义”的概念，我也不抱反对的态度，但现代文学是不能拒绝运用这个概念的，因为许多文学现象由此产生。我们只能问“现实主义”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如何被用来进行创作，形成理论、流派，如何异化的？等等，等等。

　　讨论沈从文、胡风在今日的意义，就是要让文学的历史研究与今日的文学息息相关。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在这二十年的学术界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事。这或者是指某些历史研究的课题，其深层的研究动机是来自于进行中的当代文学现实，或者是指带了个人的某种生命体验和感情进入文学的研究，或者竟是指站在当代的思想立场上来指点历史的文学。后者很容易与为了一己和一集团的利益而随意打扮历史的行为，互相混淆。这除了应持“公心”而外，重要的是将当代立场与尽量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与对历史抱“同情的理解”，相互结合起来。我看沈从文和胡风的今日意义，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我希望这篇短小的讲话也能贯彻这样的眼光和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