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谈文学翻译与山东文学

2012年在岳麓书院

　　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法国凤凰阿歇特公司总编辑Eric Abrahamsen与张炜签署合作协议，向全球出版、推介其代表性作品。在他的眼中，这项工作“译介任务艰巨，要跨越太多语言与文化的障碍”，但是，他对完成与张炜的这次合作也下定了决心，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可是只有一个张炜”。阿歇特公司需要这样坚定的决心，因为张炜对于文学翻译有自己的理解与坚持。张炜始终认为，将一种语言成功地转译为另一种语言是件十份困难的事情，必须由精通另一种语言的艺术家亲自操持。他曾与十几家国外出版社签过出版协议，因翻译达不到他的要求而最终终止合作的不在少数。张炜与多语种出版商PODG签订的国际版权合作协议上，有这样一项条款：

　　译者的选择要经过作者认可。长篇小说每翻译一章都要给作者检查审核，作者觉得翻译不够好就推倒重来……

　　张炜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苛刻可能“不近人情”，但这是维护文学表达完整性的需要，是对文学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尊重。张炜坚信：“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自尊的人，其次才有美好的写作。”张炜的著作已有多种被译介到国外，美国PODG出版集团、加拿大P“P““R“P“b1i“出版公司、美国R°y“1C°11i″“出版公司对《古船》、《你在高原》、《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等26部作品，通过多种语言，多种介质在全球出版。此前的国际市场上，《古船》和《九月寓言》都取得了极好的营销成绩。

　　8月28日，Eric Abrahamsen的著作《Mr.Zhang Wei, One of TheGreatest Chinese Authors》(张炜，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和英文书《The Best Collection of Mr.Zhang Wei's Short Stories》(张炜短篇小说精选)同时首发。张炜是以长篇小说获得重要影响的，但Eric Abrahamsen 认为他的短篇小说故事风格独特，文字雅致而特别耐人寻味。今年的第20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山东作家群作为中国作家馆的主宾省参加，张炜、尤凤伟、赵德发等实力派作家悉数登场。张炜尤其看重山东的青年诗群，因为诗是文学的心脏，它最终会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学的爆发力和前途。开展前夕，中华读书报专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

　　读书报：您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有哪些？最多的是《古船》吗？《你在高原》有无翻译意向？

　　张炜：从80年代中后期陆续译出了一些，最多的是《古船》。有些版本据说译得不错。但文学的地域性才是根本属性，不能过分看重洋人观感。《你在高原》也有翻译的意向，但毕竟太长了，这不是一时的事。

　　读书报：PODG等四家海外公司在全世界推出您的26部作品版权，具体是怎样运作的？

　　张炜：这是许多年前———大约五六年前的事情，有几家海外出版机构在翻译我的作品。近期也有这样的国外出版者。但是要有好的译者不容易，所以不能图快，慢慢来最好。已经出版的主要是《古船》《九月寓言》等长篇，有了几个语种。以后还会译出我另外的几部长篇比如《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你在高原》太长了，可能要更慢些才行。

　　读书报：您对作品的外译过程是怎么看的？遇到过什么问题？

　　张炜：基本都是和大牌的出版社合作，都是最好的翻译家，仍然会遇到大量问题。翻译开始之后，我会找信任的朋友鉴定一下，结果发现有些是翻译故事不翻译语言，有些是故事都歪曲了。美国的一家出版社翻译《九月寓言》，翻译的错误太多，我放弃了；法文的《古船》翻译了十来年，和原著差距太大，也半途而废。十四五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因此终止了十几部作品的译介。也许容忍一下就出版了，但是我没法容忍，因为涉及对语言和文学的理解。不是我一点儿虚荣心没有，也不是见了外国人就皱鼻子，但是我必须要做到清醒。翻译家们的工作也有我赏识的地方，一位汉学家到我生活的地方，到《古船》写作的地方反复体味，这是很难得的。但也有个别态度傲慢，盛气凌人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合作为好。举这些例子，是说中国作品在国外翻译很困难，不能满足仅仅把故事翻译过去，还有语言层面、意境层面的翻译。因为我不仅写了山东半岛的传奇，这个传奇他们很觉有趣，如果只满足这个层面翻译，忽略了我对语言的追求，读者再不会对作品有好印象。

　　读书报：为什么这么苛刻？

　　张炜：在写作方面我缺乏“伟大”的志向，所能做到的只是认真探求、自我苛刻。如果一个人总是随着世风和潮流去改变自己，不失时机地跟随和迁就，那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读书报：但是半途而废总让人觉得惋惜。我想您这样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态度，可能会得罪不少翻译家。张炜：好的译者会理解我的。他们努力地翻译了，十分辛苦，我则给予配合。个别出版者草率地花一点钱找一个译者，翻译出去，不仅无意义，而且害处很大。优秀的翻译家一定是充分理解原创者的，他们也会是十分苛刻的大创作家。永远不要忘记，国外其它民族的称赞虽然值得高兴，但不要当成标准，不要因此影响自己写作的品质。我更相信土地的理解力，它孕育了一代代读者，作者和读者的生命来自土地，土地给予作品生命力。

　　读书报：翻译过程中的“鉴定”起决定性作用，鉴定的标准是什么？由谁鉴定？

　　张炜：比如近期有两个语种的《古船》译本，我找两个人鉴定，他们都说翻译得不好，我就拒绝了。第三世界的某些作家有个通病，只为了让世界承认，其他的就不管了。交流当然很有意义，我也看重，但不过分看重。我觉得，离开了土地、离开了语境的文学，在遥远的国度、遥远的民族很难再现，美文不可译的规律很难打破。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情况？您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接受情况如何？张炜：他们从电子邮件上发来不解的问题，我就答他们。也有的翻译家好奇作品写到的环境，远远地从国外来到胶东半岛。我们交流得很愉快。对于作品在国外的命运，我关心不多。一个严苛地追求语言艺术的写作者，国外读者或许很难理解。诗性写作不会满足于一个“半岛传奇”，还有更多的蕴含。无论是《刺猬歌》还是《你在高原》，作品中有各种传奇，可是单说传奇，蒲松龄做得比我们好，如果翻译停留在传奇上就没有意义。

　　读书报：有没有比较成功的合作，可否分享一个经验？汉学家葛浩文在2008年就将《古船》翻译成英文，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据说英文版《古船》第一版两万册很快在美国售罄，之后又再版两次。

　　张炜：葛浩文在五六年前开始翻译《古船》，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翻译很用心，美国的朋友和山师大的朋友看过他翻译的内容，认为翻译得很好。板井洋史翻译《九月寓言》用了四五年时间，到龙口一带去了解、感觉作品的气氛，又花了半月时间和我探讨一些疑问。所有成功的译者一定接近我写作的精神，尽可能一丝不苟，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文字和标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态度。

　　读书报：您的作品版权输出大概有几种情况？签订合同时，您一般会注意什么问题？

　　张炜：不外乎是汉学家找到作者翻译；还有些是出版社联系版权。有时作品出版了我都不知道，连样书都没有。签合同，版税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关注译者的情况。

　　读书报：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您认为中国文学译介中存在什么问题？遇到了何种障碍？

　　张炜：不清楚。这不是什么大事。作品主要是写给本民族读者看的，变成了另一种语言，那是另创造。语言艺术经过了另创造，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是知道的。东方的自卑心理表现在作品传播方面，而且会经历一段时间。外国读者怎么会成为根本的标准？创造成另一种语言怎么就更容易鉴定了？这是可笑的事情。文学“走出去”并非一定是好事，如果“走出去”的尽是一些声色犬马、一些浮浅之物，反而会带来可怕的民族误解。比如，我们许多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从小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师作品的结果。可见关键不是“走出去”，而是什么东西正在“走出去”。中国文学目前完全不必要急于“走出去”，这是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就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好作家来看，他们当中越是优秀者就越是安于写作。一个国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输出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强大的人格力量、追求和创造完美的巨大能力，这些东西震撼和感动了其他民族，才算是真正地“走出去”，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读书报：作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想必经常参加国内外的交流。您认为这种交流效果如何？

　　张炜：我从1987年开始参加国外的图书博览会。国内的第一次中国作家馆我也参加过。我不赞成过多地谈论和号召“作家走出去”之类，这种焦躁和浮躁对文学写作是很不好的。我的书自90年代开始译出，陆陆续续在海外出版，但并不让我特别重视。因为中国作家的读者和理解者主要还在自己的民族。急于获得外国的承认，这是第三世界某些作家的通病。不能为了让外国人夸一句，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自尊的人，其次才有美好的写作。

　　读书报：作为山东省作协主席，您如何评价山东作家群？

　　张炜：作家常常因为其强大的个人性、地域性而变得不可比较。再说文学是极为晦涩和复杂的，不是可以简单作比的。山东作家由鲁文化和齐文化哺育，所以是极为特别的。齐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商业主义文化，也是一种开放的海洋文化，比较浪漫。而儒家文化是最反对实用主义的。受两种相当对立的文化直接影响的写作群体，在海内外还是极少见的。这也造成了山东作家的特别质地，是他们不可取代的方面。山东作家以前有以王润滋为代表的新时期的重要作家群，那个时期的山东作家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很大。现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十分扎实，一定会越走越远。特别是山东的青年诗群，是国内公认的最优秀的诗人群体。我们知道，诗是文学的心脏，它最终会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学有多么大的爆发力、多么大的前途。看一个地区的文学，首先要看它的诗歌群体如何。

　　读书报：您的作品多数取材于山东半岛地区，在济南和在龙口的生活，对于您的创作过程或者作品本身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吗？

　　张炜：我出生在海角上，那里的地方文化对我的影响是自然天成的，这大致不会是后天从书本的学习中所能得来的。对于创作而言，范本是不中用的，血脉里流淌的文化因子才是致命的。我发现，越是年长，这地方越是让我怀念和留恋。这个意识很固执，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多半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它的所有故事。一个生命比之诞生地，就好比海洋里的一滴水。谈个体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就是谈一滴水与大海的关系：一滴水既是微不足道的，又是包含了大海所有元素的。知识分子最终是在民间大地找到他的根，找到他的力量。济南和龙口更包括半岛地区，对我的写作有关键的意义。我是齐文化圈中成长起来的写作者，当然也受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齐文化特别是东夷文化是渗透在血液中的，这也没有办法。现代城市生活是无法逃避的，有些也不需逃避。但是乡野生活的安宁对我有无比的诱惑力。向往那种理想的生活而不得，这是人生的痛苦。这种痛苦构成了我写作的另一种真实。

　　读书报：回忆您写作的40年，创作的风格或特征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张炜：更早的时候我受孙犁和屠格涅夫等作家影响较大。我对半岛林区野地海滩一带比较熟悉，所以写了许多那种自然环境下的生活。现在仍然在写，但与年龄有关吧，笔调或许不同。1980年中期以前写了许多少男少女的生活，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到了1990年以后是《九月寓言》等，芦青河的奔流声可能不再那么清脆，像大河在雾气下的漫流。《柏慧》影响比较大，争论的声音也大。这时候中国社会的精神格局空前复杂了。

　　读书报：有的作家愿意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也有更多的作家写完再也不愿意拿起来翻看。您属于什么情况？

　　张炜：对作品，我发表或出版前要反复阅读，多次修改，而后就看得少了。但它们出版一二十年之后，我有可能再从头看一两遍，从中感受生命在时间里的变化———蜕化、演化、进步。可见这时不是为了修改。这次出版的年编，并非一篇篇都从头看过，但印象较深的篇目仍旧要仔细看看。令我感叹的是时间太快，比如73年的作品吧，现在看仍然楚楚如新———当年写它的心情如何、使用了什么纸张、怎样抄写和修改，一切就像近在眼前。可是毕竟过了40年，我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中老年。

　　读书报：您曾经表达过：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开始写的时候还算满意，发表出来放一段就感到了不足。10卷本《你在高原》出版获得很多荣誉，包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回过头来看，有什么不足吗？

　　张炜：任何作品都是连带着缺憾走向成功的。这十部长长的书也许应该比想象的更加芜杂才好。它很长，但还不够芜杂。不过让我今天来写，也不见得会写得更好。它耗去了22年心血，全力以赴地工作，走了多远的长路，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它远非是自己的某个长篇单行本所能比拟的，甚至也不是为这个浮躁的年代所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做的大事情。

　　读书报：与以往的作品《古船》、《九月寓言》相比，这部书在创作手法上，有没有突破？

　　张炜：它们还是那两部书的继续。作者要一直往前走，伴随阅历的增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会有所变化，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作者是不会想到“突破”的，这是评论家才使用的两个字。

　　读书报：《你在高原》是为50年代出生的人“立传”，可是你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一代人独特性的怀疑，这种矛盾的心理，是否会影响作品的价值判断？

　　张炜：因为要表达对整整一代人的看法、一些判断和探究，哪怕心存稍微一点概括的企图，都会遭遇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矛盾和犹豫必然包含在其中，这才是真实的，而只有真实才能深刻。一些溜直嘎巴脆的豪情壮志固然可敬，但这往往不是接近实情的最好办法。

　　读书报：您觉得自己的写作，是越写越好吗？

　　张炜：写的过程，总要丢弃一些。单行本的长篇小说，第一本都卯足了劲，饱满，每一本都是做足了准备。但是也有问题，这些长篇覆盖了我的散文和中短篇。《蘑菇七种》被认为是“先锋的”，是在艺术手法上深入探索的作品。这部作品写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林场的事情。单讲作品的所谓冲击力，应该是《古船》；单讲艺术上的探索性，当是《九月寓言》和《蘑菇九种》；单讲苍凉的人生经验，应该是《外省书》；单讲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结合，似乎应该是《你在高原》。这只是我的努力，并不见得多么完美。

　　读书报：最近有消息说《你在高原》要改编？能具体说说什么情况吗？进展如何？

　　张炜：以前也有作品改编成影视，播出过。但文学作品变成影视作品，这是影视人的事情，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其实这二三十年里，许多导演和编剧都想努力在银幕上再现我的作品，一直在努力。《古船》《九月寓言》《能不忆蜀癸》等都有编导在努力。我也希望他们成功，这会引起另一部分读者对原来文字作品的兴趣。

　　读书报：目前看，影响您创作、或对写作产生障碍的因素有哪些？

　　张炜：对作家写作造成致命影响的主要是现代数字世界的嘈杂。这种嘈杂太无聊太耗费生命了。一个人又无法堵住自己的耳朵和蒙住眼睛。也有人说这种生活有好的一面，也让人喜欢。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绝对不喜欢。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突兀地来到了一个数字时代，在各种声音和文字的垃圾包围下喘息和生存，实在一点说，算是倒霉吧。

　　读书报：在您的心里，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张炜：不为娱乐时代服务，不为事功所诱惑，怀着心灵的激动和热爱写下去，我想，当这样的一位写作者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