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英:“走出去”已到关键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快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强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国内一家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学术“走出去”，肩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两年，我们特别加大了这方面的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与多家国外知名出版社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如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等，双方愿意进一步加强在人文、社科方面学术著作的合作，在国际上共同策划出版高端学术专著。

　　我社已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学术出版社建立合作，我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宋辽西夏金》卷已收入“剑桥中国文库”；与德古意特出版社达成多种合作意向，包括共同策划组织出版有关图书等。

　　近年来，我社与多国出版机构进行版权贸易，以多种语言输出版权。目前，已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签订版权转让协议，多文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及《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册》明后两年陆续出版。2012年与国外出版社共签约合作出版19项，2013年上半年已签约16项，其中10项是在伦敦图书展上签的，成为伦敦书展中签约率最高的国内出版社。本届国际书展期间还有多本图书会与国际知名出版社签订版权输出协议，预计今年将有30种图书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签约。

　　值得一提的是，我社签约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学术图书，如《社会矛盾论》、《利益论》，还有像能够反映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中国宗教通史》、《中国传统哲学纲要》等，以及《论中国模式》、《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国外交60年》、《新中国人权保障发展60年》、《当代中国哲学研究30年》等，其中既有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学术书，也有反映现实情况的学术书，都非常正面地传达了中国的声音。这些图书也给我一些启示，对于国外学者读者，我们应从学术结合现实角度，为他们提供正面、全面了解中国的好图书。

　　与此同时，我社还积极参与申报国家级翻译出版资助。先后获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中华外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项目资助10多项。

　　当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文化“走出去”也面临严峻挑战。比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对外阐释不足，导致以“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为代表的曲解中国的论调在西方此起彼伏；文化输出过于注重形式，内容的凝练和渗透不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与当前中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国际文化传播人才严重缺乏；文化传播的市场化、资本化运作水平低；文化走出去主要靠官方力量推动，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尚且有限。此外，当代中国人怎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自我文化身份、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也是当前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当代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精华“走出去”。这一类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又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

　　针对于此，我们重点策划了《理解中国》系列图书，面向国外学者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国情。我们寄予这套书很高的期盼。一是因为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目前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像我们社科院的王伟光院长亲自承担丛书“中国理论”方面的撰写工作，“中国道路”方面由社科院副院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撰写，“中国政治制度”由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撰稿等，高屋建瓴，大家手笔，深入浅出，因此我们很有信心。二是这套丛书用中英文同步出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包括重大的实践问题、理论问题的高端学术著作，我们认为中文版在国内也是很有需求的。今年BIBF上我们重点要推这套书。现在已有好几家国外大的出版社跟我们来谈这套书的合作。

　　还有就是去年我社推出的由江泽民同志作序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这本书也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倾注三年的精力和时间写出的，中文版已发行10多万册。我们也要作为重点向国外推广，目前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的版权输出都已经签署了协议。

　　过去我国出版界版权输出较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文艺、餐饮等方面，但要真正实现文化“走出去”，有思想性、学术性的核心的图书是根本。我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需要学术“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这是社科出版自身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