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根·鲁格《光芒渐逝的年代》：一本被善意解读的小说

　　曾撰文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为“我的老师”的君特·格拉斯，于1979年设立了旨在提携文学新人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该奖针对未发表作品，两年颁发一次。2009年，德国作家欧根·鲁格进入了决赛阶段——朗诵比赛。据说，当鲁格朗诵他的长篇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时，叼着烟斗的格拉斯听得入神，烟斗熄灭也浑然不觉。最后，鲁格获得2009年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2011年9月1日，小说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三周后该小说获得德国电视二台颁发给新人新作的“面面观”文学奖。同年10月，《光芒渐逝的年代》获得德国书业协会颁发的颇具影响力的“德国图书奖”桂冠。《光芒渐逝的年代》使鲁格一夜之间成为德国文坛新秀。

　　《光芒渐逝的年代》是一部家庭小说。它讲述了发生在民主德国的一家四代人之间的故事。全书共20章，各章标题均为年代数字，但小说没有完全按编年顺序叙述，其标题的年份只有11个，全部选自1952年至2001年间(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则将近一个世纪)。其中，“1989年10月1日”和“2001年”分别出现了6次和5次。

　　这个家庭的组合有些不同寻常。曾祖父威廉·波维莱特和曾祖母夏绿蒂·乌姆尼策属于再婚。夏绿蒂带来的孩子就是两人的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库尔特娶了俄罗斯媳妇。这个家庭的成员多半有不寻常的经历。威廉是钳工，参加革命后做过共产国际的谍报员，流亡墨西哥期间先做私人保镖，后来与夏绿蒂一道为《民主邮报》工作，1952年回到民主德国，先后担任政法学院的后勤处处长、社区书记。夏绿蒂回国后担任政法研究院的语言文学所所长。年轻的库尔特与弟弟维尔纳在流亡苏联期间因为在信中质疑“苏德和约”的明智与正当被判劳教10年(受到牵连的维尔纳还死在那里)，释放之后被流放乌拉尔山区，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伊琳娜。伊琳娜参加过苏联红军的担架队，出入过枪林弹雨。库尔特回国后成为历史学家，他和伊琳娜的儿子亚历山大生在苏联，长在民主德国。亚历山大先是早婚早育，然后又抛弃妻儿，频繁更换女友，最终逃往西德。亚历山大的儿子马尔库斯跟着母亲长大，跟大家庭若即若离，继父克劳斯·格雷韦是前东德牧师出身的联邦议员。这是一个不太平静也不太和谐的家庭。夫妻关系伴随着猜疑和外遇，婆媳关系微妙而紧张，父子关系充满矛盾、冲突、怨恨。一家子在政治上更是四分五裂，可以大致分为极左派(威廉)、左派(夏绿蒂和库尔特)、中间派(伊琳娜)、右派(亚历山大)以及虚无派(马尔库斯)。

　　《光芒渐逝的年代》不仅故事好看，写法也高明。小说在打破线性叙事同时也打破了全知视角，增添了叙事的紧张性和真实性。“1989年10月1日”之所以用不连贯的6个章节来叙述，是因为采用了6个人物视角来讲述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同时，小说的叙事又力图将散点透视与中央视角融为一体。题为“2001年”的5章只有亚历山大一个人物的视角。“2001年”既是小说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亚历山大就是中央视角——或者说亚历山大就是作者本人。

　　既然是家庭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很快就得到这一体裁在德国所能获得的最高标签——它被称为“反映民主德国历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但这一标签有空洞或者有口无心之嫌。站在西德人的角度，其实很难看出鲁格的小说哪点像《布登勃洛克一家》，西德人无法想象一个革命家庭如何没落。事实上，托马斯·曼写的资产阶级贵族家庭的没落与鲁格写的无产阶级干部家庭的没落有异曲同工之妙。布家的没落，体现在越来越偏离市民阶级或曰资产阶级的理想，体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体素质的逐渐下降。乌家也出现类似现象：威廉健康、高寿而且永远阳刚；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如磐石的信仰，不为柏林墙倒塌前夕的各种乱象所迷惑。在他看来，夏绿蒂这一家跟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晓夫和乔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一丘之貉。库尔特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学家。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政治迫害使他对革命信仰产生过一点怀疑，但是他努力看国家光明和进步的一面，所以他稳住了阵脚，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也照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库尔特也有健康的体魄，但他不如威廉，后者嫌他太文弱。库尔特的儿子亚历山大已是不折不扣的“不肖子孙”。他不肯入党，厌恶部队生活，对革命理想不屑一顾，但无一技之长，他的外表已颓废到西德街头青年的水平，最终还叛逃西德，去戏剧圈里鬼混。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身体素质也不如父亲。第四代的马尔库斯在懵懂岁月就遇上两德统一，红色理想对他犹如天方夜谭。曾祖父讲革命历史，他只觉得可笑。马尔库斯既不相信东方，也不相信西方，还时刻准备用“基本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来捍卫自己不信宗教的自由。总之，就刻画没落而言，《布登勃洛克一家》与《光芒渐逝的年代》完全可以形成艺术对偶。

　　好的家庭小说自然具有时代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品质。《布登勃洛克一家》因为从一个家族的兴衰写出一个时代的兴衰而受到赞誉；《光芒渐逝的年代》好评如潮，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令人信服地书写了民主德国和20世纪乌托邦的消亡，激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现代人的一个深刻记忆，便是政治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在《光芒渐逝的年代》中，乌家兄弟因为一封私人信件就招来牢狱之灾；东德的史学研究充满禁区，库尔特的一位同事因为写信向西德同行透露 “统一战线政策”(德国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推行的政策，客观上助长纳粹气焰)是东德的党史研究禁区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乌托邦时代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记忆就是经济短缺。这一现实在《光芒渐逝的年代》中也得到反映：库尔特所在的科学院缺办公用房，印刷厂则普遍缺纸张；牛奶只能凭票供应；负责做圣诞大餐的伊莉娜，每年都要为做菜的配料烦恼。此外，餐馆出奇地少，在首都柏林也不例外。东德人第三个深刻的集体记忆，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复杂心情。两德统一之后，东德人获得出国自由，物质生活也迅速提升。但是西德人的傲慢与偏见也让东德人感觉别扭。西德官方把原东德地区称为“新联邦州”，而对这一表述所流露的区别和歧视意味似乎毫无察觉。对此伊琳娜也大惑不解：“人们仿佛刚刚发现这些‘新’州，就像哥伦布刚刚发现美洲”。《光芒渐逝的年代》对民主德国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是认真而彻底的。它刻画的是一个充满政治高压和经济匮乏的社会、一个生活黯淡而无趣的社会。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乌家的喜庆日子(小说近一半的篇幅在描写生日聚会和圣诞聚会)也充满焦虑、争吵、勾心斗角。最后，威廉的寿宴餐台垮了，柏林墙倒了，东德没了，乌家也散了。国破家亡的辩证法由此得到体现。

　　尽管鲁格通过投奔西德的大胆举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却无意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小说并未止于对东德社会和社会主义乌托邦进行揭露和控诉，而是显示出一种可贵的艺术品质：公正。《光芒渐逝的年代》中也有诸多不归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地方。老革命威廉的形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鲁格很清楚威廉在西方期待视域中是什么形象。小说中瑞士女孩卡迪和克劳斯·格雷韦就是西方期待视域的代表：前者听说亚历山大的祖父祖母是共产党时，竟然“撅起嘴巴来了个无声的‘哦’，就像是不小心闯进一个有人的卫生间”；后者不认识也不了解威廉，但“说起威廉就像在说一个罪犯”。诚然，威廉有不少人性的弱点和滑稽之处：性格固执，思想僵化；政治挂帅，爱慕虚荣等等。但如果看看威廉的信仰和为人，我们会觉得他不失可敬与可爱：这位共产主义者对科学和进步怀有绝对的信仰，他依然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淳朴，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小说对夏绿蒂和库尔特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同情和理解。夏绿蒂出身贫苦家庭，从小受母亲虐待，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成为了有文化的干部而不是家政服务员。对于东德的知识分子而言，库尔特的命运具有代表性。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社会科学遭受了灭顶之灾。研究人员靠边站，研究成果被彻底忽略。母子俩对政治的残酷性深有体会，内心深处也产生过怀疑，但他们最终还是坚定了信仰，站稳了立场。小说的人性化描写使他们的政治选择显得自然而然。

　　《光芒渐逝的年代》用大尺度的宽容、饱蘸同情和理解的笔触来刻画西方主流不喜欢的共产党干部和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这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偶然。鲁格提笔写作的时候，柏林墙已经倒塌近20年。可是小说既不直接描写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性事件，也不议论他已生活其中20年的德国社会。他的沉默让那些期待他谈谈弃暗投明感受的读者颇感意外，他们不会想到他可能有难言之隐。鲁格说过，父亲去世之后他才获得写作的自由和动力。他对父亲的兴趣、感情和敬意不可能不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小说第一章写的是被诊断出癌症的亚历山大回家探望已患老年痴呆的库尔特，以惊人的耐心和细致伺候父亲，场面温馨感人。叛逆者亚历山大不仅跟父亲取得和解，而且要去祖父祖母生活的第二故乡墨西哥做寻根之旅。这无疑是巨大的精神转折，反映出亚历山大或者说鲁格陷入理智和情感的分裂。鲁格的理智认为，东德的社会制度有问题，不值得留恋；他的情感则告诉他，把东德的人和生活与东德的社会制度一同否定的西方思维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论证制度、生活、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无法接受两德统一后西德人有意无意地把东德人降为二等公民的倾向。也许因为存在上述分裂，鲁格本人谈及相关问题时常常语焉不详甚至自我矛盾。他说自己不怀念东德但是很怀念东德人(“我的家乡并不是德国，我的家乡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听者要为这种甄别绞尽脑汁；他说《光芒渐逝的年代》旨在证明“东德的生活亦是一种生活，一种值得生活的生活”，而小说文本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鲁格的一种补救性说法。最耐人寻味的是，《光芒渐逝的年代》让人难以回避政治，但鲁格却不太乐意人们对其小说做政治阐释。他既不承认自己有清算东德历史的意思，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少批判立场，他甚至认为他的书名也“被隐喻化”。(小说的标题源于书中人物娜杰日塔·伊万诺夫娜在秋收季节对冬天即将来临、日照越来越短、光线越来越弱发出的感叹。娜杰日塔·伊万诺夫娜用的是单数，标题用的是复数。笔者问鲁格这书名译为“光芒渐逝”是否过于隐喻化？他回答说：“这话本来没有政治含义，但如果别人做隐喻化理解我也没办法。”)他只希望人们把他的小说当作艺术品欣赏。鲁格左躲右闪，不知是东德时期给他留下的政治疲劳，还是西方的政治正确原则给他造成了太大的压力。

　　鲁格的矛盾和纠结在小说中化为一种创造性的混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饱满的，是“圆”的，具有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的效果。看见库尔特的形象，鲁格的东德长辈有的夸他对得起父亲，有的骂他丑化父亲。威廉的形象，右派看了高兴，左派看了也能接受。小说在众声喧哗并且比较挑剔的西德评论界赢得一片喝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西德评论界要么出现了阅读盲区，要么是睁只眼闭只眼。倘若是后者，那就是唯美主义在作怪。但不论原因是什么，《光芒渐逝的年代》终归是一本被善意接受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