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有效教改才能有效减负

　　书包太重，课业太繁，辅导太多，童年了无色彩，人生早被固定……许多年以来，学生学习负担的问题不仅仅给学生本身带来了无数的焦虑，在成人世界里，同样也在反复地探讨、争论，寻找一个真正解决的良方？

　　熊丙奇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数十年中，‘减负令’下发了上百条，可学生负担越治理越重。事实上，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恰恰不是多发‘减负令’，而是少发。我们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相关部门依旧不断发通知、规定治理学校管理、办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行政治校思维，而非依法治校。我个人认为，要治理教育问题，必须摆脱行政治理逻辑，要督促政府部门依法、依改革纲要精神放权。”

　　实际上减负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大势所趋，是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有的作为。许多人反对某个“减负令”，并非反对减负本身，而是说在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不改的情况下，减负本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主义……

　　北京晨报：“减负令”公开征求意见后，许多家长都在反对，是否说明不应该减负呢？

　　熊丙奇：从来没有人说过减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减负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大势所趋，是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有的作为。许多人反对某个“减负令”，并非反对减负本身，而是说在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不改的情况下，减负本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主义，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会增加学校、家长、学生各个方面的负担，甚至造成更坏的后果。

　　北京晨报：您认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熊丙奇：首先，形式主义下的减负，使得政府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政策性的规定，对于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反而没有触动。其次，这种不做实质性的改革，最终会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几年前发一个“减负令”，人们还能相信，还能当回事，但是现在有多少家长和老师会真正当回事呢？正如家长们担忧的，“如果相信‘减负令’你就输了”。再次，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减负，本身是一种行政治校的思维，而教育改革的目的应该是让学校有自主办学、自主教育的能力。因此，这样的减负方式不是在减弱教育领域的行政权力，而是在加强行政管理，这样对于学校来说，本身压力就很大。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考试不是取消考试，只是把原有的死板考试，变成动态的、适应教育规律的考核方式。要达到这样的考核方式，就必须改变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变了，考试自然也变了。评价体系不变，光取消考试，其结果必然是校内减负校外增。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减负可能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是否真的会如此呢？

　　熊丙奇：是的，非常有可能。比如说取消考试的问题，教育教学本身就应该有教学效果的评价，不考试怎么评价呢？我们一直讲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也并非不要考核，而是要改革考试。需要注意的是，改革考试不是取消考试，只是把原有的死板的考试，变成动态的、适应教育规律的考核方式。要达到这样的考核方式，就必须改变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变了，考试自然也变了。评价体系不变，光取消考试，其结果必然是校内减负校外增。

　　北京晨报：学生会参加各种校外的培训班吧？

　　熊丙奇：是的。我国教育培训市场的潜在规模达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80%是面对学生的。如果说升学系统没有变，评价体系没有变，这些孩子仍旧要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要考高中、大学，他们怎么办呢？只能求助于校外培训。这等于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家长和社会，我们都知道现在课外辅导的价格越来越高，对于家长来说，这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还有安全问题等，都是负担。更严重的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还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这一点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看看日本教育减负经验

　　北京晨报：有报道指出，日本曾经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但是教训惨烈，是否真的如此呢？

　　熊丙奇：日本确实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重视学生压力过大的问题，开始给学生减负，比如说从每周6天课减为5天等。但是减负以后，负面效果迅速出现，我们知道，日本学生的升学压力也很大，因此家长们觉得学校的教育无法满足升学的需要，只好去寻求课外的培训班，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更重了。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家庭条件好的，可以上更多培训班，学习更好，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学习变差了，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北京晨报：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熊丙奇：最开始，是一些国立学校开始主动恢复六天制，因为日本教师是公务员制，所以多上课并不多收费，结果是家长们的压力和负担反而减轻了，学生也是如此，校内的教育增加，等于替代了校外培训，负担不增反减。后来，各个私立学校也逐渐恢复六天制，而不多收费。到了今年年初，日本文部省开始探讨恢复6天制的问题，从学校个体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层面的趋势和思考。

　　●我国“减负令”主要历程

　　1955年7月 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 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1978年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88年5月11日 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4年11月10日 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2000年1月7日 教育部向全国各地中小学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9年4月22日 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一次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010年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将“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

　　熊丙奇

　　著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功夫在减负之外

　　如果真要让学生负担减下来，功夫在减负之外，取决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放权行动……再怎么严厉，终究会走样，往往只是纸上文章。

　　北京晨报：既然减负是正确的，那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地减负呢？

　　熊丙奇：如果真要让学生负担减下来，功夫在减负之外，取决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放权行动，建立在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和升学考试制度框架之上的减负措施，再怎么严厉，终究会走样，往往只是纸上文章。

　　北京晨报：您认为应该怎样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呢？

　　熊丙奇：关键在两方面，一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二是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从锦标主义思想主导资源配置转为以均衡为首的责任配置。要做到这两点，其核心是改革教育投入和拨款体系，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变为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决策、监督政府拨款；如果有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那公众就会在制订预算时，综合考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不同意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这就会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扫除障碍。可是，这无疑让政府教育部门交出了财权。

　　北京晨报：那您觉得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效果如何？

　　熊丙奇：改革中高考制度，按照国家教改规划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这要求政府教育部门实施一系列放权，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把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

　　高考的核心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考试模式的问题，以国家统一考试为基础，学校自主招生考试和招生分离的改革……这就是说，大学被选择了，也等于学生有了监督权，那样学校就会注重于自身教学质量的提高。

　　北京晨报：学历教育也是许多人担忧减负不成功的原因，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高考仍旧是学生提升社会地位的渠道，也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渠道，取消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熊丙奇：改革中高考制度，并不是说要取消中考或高考。真正的问题是考试模式的问题，以国家统一考试为基础，学校自主招生考试和招生分离的改革，让学生有了选择权，学生可以报考好几家大学，可以被几家大学同时录取。这就是说，大学被选择了，也等于学生有了监督权，那样学校就会注重于自身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这样的改革也不影响公平，因为有国家统一的考试作为公平的底线和保障。

　　北京晨报：但这样仍旧是单一的评价体系，怎样建立多元的体系呢？

　　熊丙奇：学历教育这个唯一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承认学历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国家承认学历制度的国家之一。国家统一招生，统一发给学历，这样的体系使得人们只会追求学历。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学历不必一定要国家承认。所以说，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系是学历教育的根源和核心，也是单一评价体系的核心。如果学历不再需要国家承认了，那一切全都自然打破了，学校还会一次次增加家庭作业吗？家长还会逼孩子一天到晚学习吗？学生还会天天学习到半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