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历史重建”

　　在谈到鲁迅研究的困境时，1988年汪晖就曾批评“‘鲁迅’犹如一座肃穆的‘古堡’，它以自身的辉煌历史和稳固的内部结构，屹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原野”，以致“有人不无揶揄地把‘鲁学’说成是‘古典研究’”。2000年孙玉石又批评说：“在打碎‘铁屋子’的呼声中，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这些话实际都谈到了鲁迅研究的封闭性问题，于是一些研究者试图以鲁迅研究的“当下性”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没有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成了问题的根源，过于强烈的当下视野导致研究不过是以古证今，由于评价体系是先验的，资料使用是选择性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和资料系统，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实际是自我生产、自我循环的。

　　首先是评价体系的封闭性。总的来看，鲁迅研究大致有过三种重要模式，即政治革命模式、文化革命模式、生命哲学模式，由此带来了鲁迅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的三种定位，但这三种模式看似差异很大，实际都是出于特定现实需要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批评：政治模式依据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革命模式是新时期启蒙主义思潮的反映，生命哲学模式则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那里。这些评价体系虽然前后变化甚大，但都是“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带有典型的先验论特征，结论就在前提里，导致解释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不对自己赖以评价的体系进行反思质疑，那就会陷入康德所批判的“教条式的昏睡”。

　　其次是资料系统的封闭性。因为受制于先验的结论，基于特定模式的研究者对资料的利用不但是选择性的，而且面目雷同。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和知识分子的道统情结，鲁迅研究处在一个“显学”的地位，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使鲁迅的各种资料得以充分搜集，以致给人一种史料发掘殆尽的错觉。其实我们至多只是穷尽了关于鲁迅的直接史料，即便那些看似已成定论的地方，在相关人物、事件乃至时代这些所谓的间接材料方面，仍旧处于待开掘或待评价状态，而史料的真实性更是有待于考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相当多的研究者是用鲁迅的文本印证他的行为，这不但是一种循环论证，更重要的是忽视了鲁迅自我言说的真实性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地书》的大量删减和修饰。但是，相当多的研究者在基本史实不清的前提下热衷于阐释，甚至不少人只是在阅读鲁迅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没有意识到这些“史实”可能存在的问题，更没有意识到以此为基础进行阐释的危险性。

　　这两个方面做到极致，就出现了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即热衷阐释者不做史料、整理史料者不做阐释，前者是在流沙上谋起高楼，后者是低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所以针对这种资料系统和评价体系的固化之弊，我们需要将鲁迅研究和鲁迅自身重新“问题化”，具体来说就是“回到历史的初始地平”，进行“历史的重建”，这涉及到基本史实、评价体系、叙述模式乃至研究者定位等多个层面。

　　首先是“史实重建”。茅海建曾批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题先行”，“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所以他认为今后“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桑兵也认为“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面目全非”。鲁迅研究情况与此类似，我们需要重新发掘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同时将资料的搜集范围扩大到相关的人和事上，“以事实证言论，以文本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尤其要对鲁迅文本的真实性进行重新的考证，正如桑兵指出的，“研究历史，若治某人某事即以某人某事的直接材料为范围，难免导致研究某人即偏爱之，甚至以其好恶为准的，结果势必眼界狭隘，孤立无援，不得不以主观己意下判断”。同时还应注意旧史料的新解读，在鲁迅史料发掘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史料的“发明”尤重于史料的“发现”，这自然依赖于新的史观和问题意识。

　　其次是放弃特定的评价体系，强调“回到历史现场”的重要性。既往鲁迅研究有过于强烈的后观视野，基于不同“主义”的需要，导致鲁迅形象先后有过三次重大变化，由于每种形象都宣称是从鲁迅那里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依据的，于是就出现了鲁迅一个脑袋戴了多顶帽子的怪诞现象。不同形象之间左右互搏，“鲁迅”和不同研究者制造出的“鲁迅精神”已经严重脱节，而历史的真实也就由此被湮没。更关键的是，既往鲁迅研究虽然模式更迭多次，但本质上都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单维研究，以其是非为是非，而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多维研究还没有形成。由此导致鲁迅研究日渐“经学化”，一切都可疑，惟独鲁迅不可疑，譬如林贤治对“鲁迅研究之谜”的回答：“鲁迅之所以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然而正如没有权力意志理论，纳粹何以能利用尼采一样，研究者是不能回避鲁迅“思想本体”的问题的。严格来说“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鲁迅“反专制”和他思想当中的“专制”因素本就不是一回事，与其追问“为什么鲁迅被利用”，不如反思“为什么是鲁迅”。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回到历史现场，以汉还汉，由求其古而致求其是。否则，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以后来间架先入为主，无非对历史想当然的看法，还谈不上认识，亦不是事实，至于古人的本意，更加无从谈起”(桑兵)。历史的本质在于其多元化，鲁迅不过是历史的一维，焉能以其好恶为好恶，只有八面看山才能得识庐山真面目。

　　第三是基于历史的流动性特征，在叙述模式上应侧重“分析性叙事”，兼顾结构分析和时间变化。鲁迅研究旧的叙述方式是以结构分析为主的，重点在于寻求制约历史变化的内在机制，而非描述历史变化过程本身，这种“规律性解释”的追求发展到极端就制造出“演绎模式”，导致解释的循环。事实上，分析“事物的形成”和分析“形成了的事物”有着质的区别，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流动性，“人”和“时间”才是历史的重心，因而“过程”正是历史叙事的主干，研究者需要将人与事置于时间之流中加以动态的考察。作为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个体，鲁迅的意义在于他提供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将鲁迅去历史化，设想存在一种不变的“鲁迅精神”，就会出现柏拉图却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困境。事实上，“鲁迅精神”不过是后来者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是制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对历史的投射，尤其在当下已褪变为某些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批判的工具，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做法背后的理论陷阱。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鲁迅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个体，尤其不存在中年思想已经成熟、之后不再变化的情况，这种说法实际是视鲁迅左转为其污点，试图维持一个所谓完美的鲁迅形象。所以，既往研究正是在鲁迅思想的变化性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它们从先验的“主义”出发，设定了一个鲁迅思想的原点，鲁迅于是成了一个“不动之动”，他不断地启蒙别人，而自己的思想却是没有变化的，导致历史和鲁迅自身消失了，思想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及其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难以进入考察的视野。

　　第四，研究者应该做一个霍布斯鲍姆所倡导的“参予性的观察者”。历史研究者容易出现历史的“评判者”或“求乞者”的定位误区，这两者实际都犯了“时代倒错”的毛病。“评判者”的错误在于以今度古，由于知道历史的结果而容易倒果为因，不但会忽视当时历史走向的多重可能性，更容易基于今天的理念而指责历史当事人的选择。最典型的就是基于共产革命的后来结果而对鲁迅左转的指责，这显然是忘记了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其错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讽刺的：“如果指责古希腊人对自己没有像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认识……就等于指责他们为什么是古希腊人。”“求乞者”的错误则是相信了时空的不变性，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到鲁迅研究来说，典型的表征就是言必称“伟大”，动辄曰“先生早就说过”，这种“经学”式的做法在斯金纳看来，“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是一种道德错误”，因为在历史中不存在恒久不变的问题和答案，只有变化着的问题和变化着的解答，而强调永恒性很容易导致复古和神话。

　　研究者定位错误的根源在于将历史之流静止化了，忘记了鲁迅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他面对和思考的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鲁迅的文本传达的是鲁迅对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经验和情绪、他的生存困境和他的思考应对。所以我们对鲁迅的定位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探索者”，相应的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参予性的观察者”，就像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倡导的那样，“为了试着理解马克思思考过什么，我们所必须做的，最起码是回到马克思，‘我们自己思考’他想到过什么”，进而将过去的人与事置于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和评价。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强调“设身处地”和“了解之同情”，并不是以对象的是非为准的，“同情”不是同意，“了解”也不是辩解，在“理解”过去时，研究者要极力将自己想象成历史的参与者，但在“解释”时，则应有历史的超越性，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所谈的鲁迅研究的历史重建，其关键在于将过去的“倒放电影”改为“顺放电影”，进而倡导一种“思想的社会史”研究。只有将思想放回到生产它的历史语境当中，才能真正理解思想本身，所以罗志田说：“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必先读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后能从其前后左右立论，而历史演变之脉络显。”1980年代之后，鲁迅研究日渐转向以思想史研究为中心，然而将“去意识形态化”简单等同于“去政治化”的后果，是忽视了思想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最终演变成的纯粹观念史研究，用西方的存在哲学来比附鲁迅思想，不但鲁迅的政治倾向，就是他的启蒙理念也都被遮蔽了，鲁迅研究于是退化为一种远离现实的学院化甚至玄学化的理论思辨，以至于研究者自己后来都意识到“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所以提出必须“强化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此而言，本文的倡导显然不是空谷足音、无的放矢。

　　历史研究需要有与之匹配的历史观才行，所以鲁迅研究的困境，不是鲁迅而是鲁迅研究者的困境。面对此起彼伏的“鲁迅风波”，鲁迅研究者首先应该检讨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