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学术出版需要什么？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编者按：

　　为期7天的上海书展在读者的热情参与中落下了帷幕，在这几天里，一大批精品书籍亮相，其中，《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中国思想史》第二版、《东京审判庭审全纪录》等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唱起了重头戏。此外，继2012年上海书展首届“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论坛后，今年学术出版论坛再次举行，学术出版成为推动阅读发展的持续动力。

　　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学术出版对学术发展影响巨大。在学术出版事业繁荣的背后，学术质量、学术规范等问题也一直为学者和出版人士所担忧。自2012年以来，学术界、出版界对于学术出版的关注持续提升且动作频频。如何提升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和水平？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源”与“流”之辨

　　问：在各种形式的书展活动中，学术著作出版现在都占据着重要位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学术出版在学术研究中有怎样的作用？

　　答：我们的图书出版市场看起来已经非常繁荣，一家出版社一年要出很多书，但到年底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最终能留下来的，还是少数的优秀作品，可能成为传世之作的就更少，学术著作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学术出版是出版最核心、最高端的部分，处于学术研究的最后一个环节，承载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和发布科研创新成果的任务。学术出版的实力和水准，是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所以，在大型的书展活动中，学术著作总是显得很有分量。

　　学术研究是一国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文明得以传播传承的重要元素，文化影响力的核心板块。通过学术出版，可以把一个人学术研究的思想变成若干人的思想，把一个时代的思想变成若干时代的思想。两者是源和流的关系：学术研究是源，学术出版是流，如果没有研究，出版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是逻辑关系。不过，在哲学上，我们讲究历史和逻辑统一，从历史角度分析，这对源和流的关系可以倒置，学术出版又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源，如果没有历史积累的出版载体，学术研究无法推进，两者互相影响。

　　我国的学术出版历史非常悠久。古代学术出版讲究“著述合一”，学术出版以编纂、注释为主，注重学术分类和学术史的研究，并且讲求“述而不作”，尊重原创。孔子在整理编撰“六经”时提出“述而不作”，从编辑学角度来看，就是要尊重原作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体系的完整性。到了近现代，中国学术出版比较发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高水平，出现了陆费逵、茅盾、陈原、张元济等一批著名的兼具学者与出版人角色的大家。

　　十年磨一剑还是十天磨一剑

　　问：那么目前我国学术出版的现状如何？

　　答：这些年学术出版发展很繁荣，从图书市场来看，学术著作出版数量一直在稳步提升，但与我国年出书40多万种、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的整体相比较，学术出版所占的份额还很不够，与其应有的地位不匹配，尤其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出版成果还不多。我们经常听到的“数量多，质量却不高”就是指这种状况。一些学术著作包装很精美，但却没有多少有见解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没有影响力，只有编辑等少数人看。事实上，学术出版的专业性很强，相对应也有很高的专业化要求，“门槛”很高，但现在出版市场中，学术出版的门槛却一直在变低，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东拼西凑的著作，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的形象，同时也助长了学术研究的不良风气。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在社会整个浮躁的风气下，一些专家学者学风不扎实，不踏踏实实做学问，忙于跑项目，发成果，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名利博弈。所以我特别想强调创新，对学术研究来说，你提出什么见解，基于什么提出，有什么资料为依据，都必须非常明确。我们的见解是否有新意、是否有深度决定了我们是否有影响力。文化创新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这块恰恰是我们的弱项。学者的创新力不足，同时一些编辑、主编审查稿子对创新应该说没有足够的关注。要提倡不同学术范围的讨论，提倡关键内容的创新。

　　此外，作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学术著作的评价也直接影响了出版质量。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以文献计量为主，也导致一些学者重视发表和出版数量，追求学术成果的速度和效益，从而弱化其学术质量。

　　从学术出版机构来看，所应起到的遴选和把关作用发挥不到位。出版社是市场主体，在市场节奏下，要多出书、快出书，效益至上；而学术出版的特点却是慢出书、磨精品，甚至十年磨一剑。快和慢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有些出版机构缺乏耐心，只顾眼前，想马上见效益，选择的是“十天磨一剑”，再加上一些出版经费的诱惑，便放松了对学术出版流程和质量的要求：不进行充分的选题论证、不严格执行学术出版的评审制度；学术编辑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素质不过硬，缺乏学术素养等。其实，真正在学术出版上做出品牌，经济上也一定会有可观的回报，这一点，国内外很多知名出版社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问：近些年，“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出版在其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其影响力如何？

　　答：我们的文化艺术走出去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关注思想和理论。中国学术走出去只是刚刚开始，在版权输出和图书馆收藏、进入数据库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发展。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除了刚才提到的学术质量、学术创新等问题外，还必须重视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这主要包括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方面具体而严格的要求。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术著作很不错，国外的出版机构也非常感兴趣，但看到引文、注释等环节的时候，就因其不符合规定而否决出版计划。技术规范涉及问题有很多，比如参考文献是二手资料，将别人引用的文献直接转为自己的一手资料，有些从报刊直接引用，这些都与学术研究的严谨不符。

　　目前我国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还不够完善，没有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同时，学术研究者和学术出版机构对技术规范的意识不强，执行力度也不够。技术规范的缺失也给滋生学术抄袭、学术造假等行为提供了环境，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规范学术出版任重道远

　　问：针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和推动其发展呢？

　　答：无论从学界还是出版界来说，加强学术出版规范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去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严格界定了学术著作的范围和学术著作出版的功能，明确要求强化学术著作的选题论证，完善并执行有关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的技术规范。这些要求并不是束缚，而是提高了学术出版的门槛。目前，研究院正在按照总局领导的要求，研究和制定十多个相关的规范化条例，并由专家论证，以求全面、细致、深入，从而推动学术出版水平的提升。

　　问：规范学术出版对学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答：加强学术出版规范，制定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制定与国际出版规范兼容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是彰显学术研究价值，推动我国学术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同时，刚才也讲到，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之间是互为源流的关系。学术出版的标准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也引导着整个学术创造的过程。出版环节的遴选尺度、规范要求，对研究环节起着明显的倒逼作用。所以，学术出版规范的加强，营造一个健康的学术出版环境，有利于倒逼学术研究的风气和态度，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

　　■相关链接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学术著作出版质量，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指出，学术著作是作者根据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在理论上有创新见解，或在实践中有新的发明，或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价值。出版单位应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成果、出版价值等进行认真评估，积极探索实行同行匿名评议等评审办法，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出版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出版单位应安排具备较强学科背景的专业编辑人员担任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应积极主动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信息，加强与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联系和沟通，对学术著作中的学术信息进行必要的查证、核实，确保学术质量。

　　《芝加哥手册》：在美国，从事学术写作的学者对《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很熟悉，它成为各出版社和学术杂志对稿件要求最常用的标准。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一批资深编辑撰写，1906年初版后，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补充修订，迄今已出第14版，篇幅也扩充至900余页。这个手册几乎囊括了学术写作和编辑所涉及各个细节，包括对手稿的一般要求，如手稿的章节划分、文字处理以及版权许可等等；体例要求，详细列举了标点使用、词的拼写、人名地名以及专有名词、数字、外文、引文、图片及文字说明、图表、计算、缩写、注释、征引书目以及索引等等；版面设计、字体、印刷和装帧等等。

　　图1:郝振省近影

　　图2: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推广和版权输出上取得不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