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甘”的中国故事

老甘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李琮洲 摄

　　主持人：张小兰 (本报记者)

　　特约嘉宾：甘德瑞 (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艺术节主席)

　　编者按：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话剧院与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中心、PlayKing制作公司共同打造的音乐剧《蝴蝶》在北京上演，该剧由澳大利亚金牌编剧丹尼尔·金(Daniel Keene)根据普契尼经典歌剧《蝴蝶夫人》改编，澳大利亚著名偶剧艺术家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导演，中澳艺术家合作演出。8月24日，《蝴蝶》开始在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演出。此番被邀请做客《中国文化报》“环球文化沙龙”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艺术节主席甘德瑞，对演出的成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熟悉他的中国朋友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甘”。在老甘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任上，中国的文艺节目应邀屡屡登陆澳大利亚，引起了无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关注。老甘长得很帅，身材也很高大，很多朋友都觉得他可以当电影明星。12年前，他娶了华人才女王子音为妻，从那一刻起，老甘对于中澳文化交流的事情，更加一往情深了。中国文化部外联局一位熟悉中澳文化交流事务的官员说，在推动中澳文化交流的事业中，老甘功不可没。老甘说，从事中澳文化交流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对媒体畅谈自己的中国故事。

　　主持人：欢迎做客中国文化报“环球文化沙龙”，听说老甘有一句经典的口头禅：“为了澳中友谊！”这其中是否有什么潜台词呢？

　　甘德瑞：呵呵，其实这是我们从事澳中文化交流的朋友们的一句共同的口头禅。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担任文化参赞，最折磨人的一项工作就是赴宴喝酒，有时候连续几个星期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各种工作晚宴，盛情难却，我们便将不得不赴宴喝酒的活儿称之为“为了澳中友谊”！以后，每逢遇到澳中交流工作的困难，我们也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努力坚持下去。

　　主持人：12年前您娶了王子音女士，她的长相酷似她的名人母亲方菊芬。作为有才华的导演和制片人，子音与张艺谋、陈凯歌等诸多演艺大腕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年级同学，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使您与中国文化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我听说，娶子音女士为妻，其实也是您的中国情缘的一种具体体现，您从何时起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甘德瑞：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她好像我的眼睛，让我更加理解中国。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中国了。我于1944年生于美国，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澳大利亚人，不过他们很早就离婚了。1955年我随妈妈回到澳大利亚。1966年，我正在墨尔本大学读本科，妈妈有一个在墨尔本大学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朋友，经常和我们谈论中国，她带来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多数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像许多西方人一样，她认为“文革”是有积极影响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很浪漫和激动人心的壮举。当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参加了澳大利亚学生团组去中国冒险，把拍到的刘少奇画像在天安门广场被焚烧的图片卖给美国的《时代》杂志。很显然中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大事，但是没有外人弄得清楚内情究竟。因此，我加入了研究新中国课题小组和澳中关系课题小组，我妈妈的这位教授朋友是课题组发起人之一，另一位发起的学者史迪文·费斯杰罗1972年曾担任首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两位学者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后来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学习戏剧表演的管理。毕业后我应斯坦福大学邀请，在戏剧系教了3年书，同时演莎士比亚的戏。但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教学，不适合做老师。所以，1972年，我决定返回澳大利亚，先是担任墨尔本话剧院的总经理，后于1976年和大学时代朋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剧院PLAYBOX THEATRE。1978年，我率领澳大利亚戏剧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观摩了很多演出。1979年，我把福建木偶戏引进澳大利亚，演出非常成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便请我安排中国的杂技到澳大利亚演出。由于维多利亚州和江苏省是友好省，我们便通过朋友引进了南京杂技团，之后是江苏省京剧院以及湖南杂技团赴澳大利亚演出。更重要的是，在两国文化部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们不懈努力争取，让原来认为培训对杂技一无所知的澳大利亚演员是白浪费时间的中国文化部和认为让澳大利亚人学习杂技好比登天之难的澳大利亚文化部答应尝试，成功引进了南京杂技团的业务骨干，连续几年培训澳大利亚的演员学习杂技，每次3个月，称作南京计划，成效不俗。现在，这一培训计划已经发展到成立了澳大利亚国家杂技培训学校。我们还邀请了北京京剧院的专家到澳大利亚培训学生表演京剧。我想让澳大利亚演员不但能够表演京剧，更能够了解世界上还存在着如此不同的戏剧形式、戏剧语汇、戏剧类别，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经营了剧院8年之后，由于与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屡屡成功，我被派到中国做了6年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继续为推动中澳文化交流乐此不疲。在任期间，我曾直接参与支持很多两国之间文化和演出方面的交流。当时的一个项目就是《蝴蝶》到北京来演出，和今天大家看到的《蝴蝶》是同一个剧本，但是以不同的形式由不同的创作团队来制作的。在我文化参赞的任期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墨尔本经营我的剧院。在担任澳大利亚文化参赞期间， 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除了新疆之外。我看了很多很优秀的传统戏剧、舞蹈和杂技，我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我还在1985年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了一台话剧，是一出澳大利亚的戏，名叫《想入非非》，剧本是中国著名的教授胡文仲先生翻译的。我很荣幸和魏宗万先生合作，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我很庆幸我在中国做文化参赞的时候，澳大利亚大使也不是职业外交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非常理解我的想法，我对与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的着迷，使我不断怀着好奇心去探索，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学到新的东西。虽然语言不通，思维方式不同，甚至在合作中争论不断，但是我在中澳文化交流的事业中越战越勇。

　　主持人：在中澳文化交流的努力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甘德瑞：一言难尽啊。澳大利亚政府是小政府，我可以知道做事的管道和着力点在哪里。中国政府太庞大了，人们可能永远闹不明白办事到底该找哪个部门的哪个人。好像所有人都对你说：“不归我管。”在我担任文化参赞的期间，赶上我们澳大利亚200周年的庆典，中国政府给澳大利亚人民的庆典礼物是把两只大熊猫租借给墨尔本动物园。联系租借大熊猫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整整联系了3年，每个月我都要去林业部一次，每一次都像是去探险，云里雾里，找不到北。

　　早期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的表演艺术不被西方人所认可。引进中国的演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电影，我最早有印象的中国电影是《黄土地》，在海外很受欢迎，还有田壮壮的《蓝风筝》。不少电影在中国是问题电影。如何在西方观众欢迎和交流顺畅中找平衡，是我要面对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艺术是星期六晚上的个人爱好，不太被重视；在中国，艺术的概念更为宽泛，有更广泛的含义，是严肃的事情。还有饮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吃光盘子里的食物，在中国的宴请活动菜肴往往太过丰盛，使得吃饭成为一种极大的负担。

　　主持人：您认为中澳文化交流中，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分享中国文化应该从何处做起？

　　甘德瑞：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分享彼此的文化理念。我认为表演艺术对于文化认知非常重要，不一定非要达到多么深的认知，但却是打开文化认知窗口的很好途径。电影和电视也非常重要，因为其观众人数多，与表演艺术等都是打开了解不同文化的很好方式。中国在海外开办了很多孔子学院，语言是文化认知的重要工具。通过分享各自的文化理念，可以激发出很多新的文化创意。分享中国必须从学习语言、看电影和看电视以及上网做起。中国的许多表演艺术节目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太过感伤了，成为一种老套。我们喜欢更自然一些的东西。因此，一些中国艺术家在西方不如在中国受欢迎。这些年有一些高水平的演出，像中央芭蕾舞团的《大红灯笼》和《牡丹亭》，广州杂技团的节目，还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澳大利亚合作的《龙之子》，在澳大利亚非常受欢迎。去年，墨尔本国际艺术节和四川乐山歌舞团及新西兰的艺术家一起，共同打造了一台以地震为主题的现代舞蹈，反响很好。这台节目今年9月要去参加新西兰基督城艺术节。西方的观众不大能接受当今中国流行的大型音乐舞蹈的演出，但很多国内的团体和地方政府总是想向澳大利亚派出这类的节目，花费宏大，但很少有观众情愿去看，主要是不同的欣赏习惯以及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和品味不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现代表演艺术。澳大利亚观众更喜欢看到体现当代中国的艺术作品。比如前年我们把孟京辉导演的《恋爱中的犀牛》邀请到澳大利亚，参加了3个艺术节，演出了十几场，非常受欢迎。这出戏讲的是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故事，澳大利亚人对当代中国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