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顾随曾向周作人请教学问 与冯至约定不作新诗

1941年冬，顾随摄于北平碾儿胡同寓所

　　顾随与叶嘉莹

　　顾师羡季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省清河县人，生于1897年2月13日。 1920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工作，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兼课。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 1953年转赴天津，在河北大学前身之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1960年9月6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仅64岁而已。

　　先生终生尽瘁于教学工作，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词，然后却从未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我聆听羡季先生讲授古典诗词，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之幼女顾之京君代为誊录整理，编入先生之遗集，可供读者研读参考之用。

—— 摘自叶嘉莹之序言

　　上海读本：您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顾随先生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传授诗歌了，接受了最初的古典文学教育底子。能详细说说吗？

　　顾之京(以下简称顾)：我父亲刚会说话，祖父就教他念诗，教唐人五言绝句。当时一般农村里的孩子最初可能顶多是学些儿歌吧。而且祖父亲自教他认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祖父还常自己做字谜，这样既能加深对文字的印象，还很有趣味。记得父亲说过祖父编的一个字谜，说的是离骚的“骚”字，拆开是一个马字，一个蚤字，谜面是：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蹦，一个跑；一个吃人，一个吃草；一个可厌，一个真好。特别有意思。

　　父亲10岁以前，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已经读很多了，他到年纪很大了的时候，千字文还背得很熟。

　　祖父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国学传统教育，而且家教很严，文章不仅得会背，还要回讲，不好就要打。父亲有一个耳朵听力不好，就是祖父打的。这让父亲感受到很大压力。所以父亲后来对我们的学习完全没有给压力，他觉得小孩不应该被管得那么严；而且他喜欢运动，认为小孩子应该多有游戏的时间，小孩的学习应该在游戏中进行。这是父亲对祖父当年教育的反思。

　　但另一方面，祖父也有很开明的教育和深沉的爱，父亲后来很好地吸收了祖父教育中正面的部分。祖父喜欢诗、喜欢小说，所以从不禁止父亲看小说。父亲十二、三岁以前，连中国古典小说里二、三流的作品，也都看遍了。有一阵子，祖父每天晚上给父亲讲小诗，弥补他不能去外婆家的遗憾，这段时光，也给父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对他来说，诗词创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从小就接受了古典诗词这条道路，他没有想过要从事其他的事吗？也没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

　　顾：确切地说，父亲的职业是教书，而诗词创作则是他一生中从未离开过的爱好。他没想过自己还有其他的道路去选择。无论是从政还是接管家业，于他的个性都是不符合的。尤其是对从商，从小就没兴趣。

　　他曾自嘲地说教书是 “每天都演着3、4个小时的单口相声”。当然，在身体极度疲惫时也后悔学无他长，但那都是一闪念的想法。

　　对他来说，诗词创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他好像天生有诗词领悟的禀赋。如果单靠诗词就可以过日子的话，他可能就不教书了。

　　上海读本：因为北京大学时任校长的眼光，顾随大学念的是英文系。为什么没有想过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继续研究外国文学？

　　顾：上中学的时候，可能是曾祖父的意思，父亲曾经打算大学报考法科。但是一位中学老师说你不适合法科，你还是适合学国文。我们老家是河北清河县的，父亲很可能是清河县第一个出去念大学的。

　　当时北大校长看到父亲的卷子后，觉得父亲国文成绩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恐没有突破，于是建议他学英文系。其实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希望他把英文作为国学研究的途径，是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让他转向去学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不是他研究的目的。

　　上世纪20年代，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想改变生活状态，他说想去南方、或者不工作只从事创作，或者出国留学。但可能经济、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让他的出国念头一闪而过。家庭产业正走下坡路，当时曾祖父、祖父都在世，他们不会愿意让长孙飘洋过海。而且父亲早婚，20多岁就有2个女儿了，家庭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不过父亲曾经想学世界语，后来对俄语也有兴趣，法语也有点基础，对西洋文学也断断续续做过些翻译。父亲将近60岁时，还看英文原版的小说和诗歌。他在辅仁大学教书时，能和外国神父用流利的英语交流。国外的小说，他喜欢短篇的，比如莫泊桑、契诃夫。

　　这几年，我还找到了他和朋友合作翻译的小泉八云的英文诗讲义。其中引诗的部分都是父亲翻译完成的，很接近中国新诗的语言，很美。父亲也曾经很想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

　　父亲爱好广泛，这可能也是他学生多的原因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执教多年，除了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叶嘉莹、周汝昌外，还有其他一些他自己认为很出色的、或者他很关心的弟子么？

　　顾：确实，在父亲学生里，周汝昌与叶嘉莹先生更知名一些，他们两位写父亲的文章也比较多。父亲写给周汝昌的部分信件，曾经结集出版《顾随致周汝昌书》。叶嘉莹与父亲的故事，也出版过一本《顾随与叶嘉莹》。

　　父亲爱好广泛，这可能也是他学生多的原因。他很多学生不仅是诗词界的，也有考古的，研究戏曲小说的。比如戏曲界专家、梵文专家吴晓铃。他是父亲在北京大学兼课时的学生。据吴回忆，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到老师家做客，拿到父亲新印的作品《苦水作剧》。回家途中遇到大雨，衣服都淋湿了，但却把书藏在衣服里，一点没湿。他们因此还开玩笑说这是“得不偿失(湿)”。 20年后，吴晓铃又在书摊上看到了《苦水作剧》，重新买回来，又题了词。但那已经是悼念了，因为我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

　　80年代我曾经对吴晓铃有个访问，他对父亲的讲课风采、学术研究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给我很多启发。

　　史树青是叶嘉莹的同班同学，他是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他和父亲的交往，很多就是在文物碑帖方面的。父亲的《濡露词》印行就是史树青一手操办的。后来，他还把父亲临的褚遂良的碑帖也印了出来。

　　还有叶嘉莹的另一位同学、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郭预衡。他回忆说，“别的老师是字典、是百科全书，但顾随老师本身就是诗”。他还告诉我，虽然我父亲过早去世是非常遗憾的事，但他也很庆幸先生逃过了文革的劫难，这是他在文革中惟一感到庆幸的事了。实际上，虽然文革时父亲已经去世。但是造反派还质问过郭，说“顾随是不是反对党，否则为什么一解放就生病了”，这是多么荒谬的攻击。

　　《感发》一书出版，见证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上海读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整理您父亲的资料的？搜集资料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