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紧握手中笔

张承志近照

　　由盛大文学华文天下策划，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金牧场》、《把黑夜点燃》、《敬重与惜别》四卷珍藏版文集最近推出，引起广泛关注。

　　张承志，回族，著名作家，1948年9月生于北京。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长篇小说《金牧场》和《心灵史》、散文集《一册山河》和《敬重与惜别》等影响广泛。

　　张承志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文本的修改、文学批评的作用、怎样保持创作的生命力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思考。

　　修改不是个好习惯

　　记者：从长篇小说《金牧场》到《金草地》的改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其中是不是体现了您的文学追求？

　　张承志：修改不是个好习惯。我的作品个别有修改，但绝大多数没有。我觉得《金牧场》写得不成功，当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构思，好多思想到了这个领域，但没想透。思想没达到，自然构思不出来。《金牧场》包括两条线索，一是知青到蒙古草原插队，一是青年出国求学。写出来以后自己觉得很不满意，主要是涉及国际的部分。虽然不满意，但我想把还算满意、感情倾入很多的知青在蒙古草原的经历抽出来，另一部分全删光，于是《金牧场》改成了《金草地》。

　　这就好像我的俩儿子，老大叫金牧场，老二叫金草地，我让他俩出去打工。老大我不喜欢，我偏心小儿子草地。但草地特别笨，打工总挣不回钱来，自己也吃不饱，瘦干干地站不起来。我不喜欢的老大反倒在外边混得挺好，《金牧场》已有十来个版本，这是修改带来的一个可笑的结果。

　　后来我用各种方法深入生活、深入农村，但都做不到当初那样深，主要是因为社会地位变了。作为一个北京人、外来人、作家、观察者，通过这种角度，不管你有多好的主观愿望，付出多少努力、吃多少苦，都不能找回当年作为底层真正的一员对生活细节的把握。

　　我不习惯于把文字展开，我喜欢浓缩，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金草地》拉长一点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增加一些内容，膨胀一倍，20来万字，可能也能跟他哥一样打工成功了。

　　还有极个别的修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涉及问题太重大，读者和编者可能意识不到以前的版本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我的长篇散文《夏台之恋》的母本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2000字的散文《夏台小议》。涉及的问题多了以后，就有一些把握不住、有新的想法、潜在的各式各样的思想问题，于是改过多次，但也不很满意。在最近出版的《相约来世——心的新疆》一书中我犹豫半天，就把修改后的1万字的《夏台之恋》删除了，恢复了当初2000字的小文章。另外，这次出版的《敬重与惜别》也修改了六版。

　　驳难者应该出现

　　记者：中国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批评？

　　张承志：我一直盼着出现认真的、按中国古代的驳难传统对我进行批评的人。驳难者应该出现，因为谁也不是天才，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我越来越多地看到的是他的局限和不成功处。

　　在俄国，伟大的创作者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的同时，也有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视野和能力不低于他们的评论家。包括前苏联《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都是西方绝对的经典。真正高水平的对话和监督，甚至是指导。作家必须收敛自己的放纵。

　　《黑骏马》刚发表的时候，作协有位领导觉得一个作品出来他要写一篇文章。文学界的年轻人出了一个好的作品，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一定要诚恳地把意见说出来。

　　记者：除了修改小说的内容，您的写作重心基本从小说转移到了散文方面，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嬗变？

　　张承志：小说需要虚构，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不管是传统小说需要的故事，还是现代派小说耍的许多花枪。虚构一个花样是很难的，抄袭别人是很可悲的。我个人没有虚构的心境，也没有看别人的虚构作品的心境。这样的一种阅读心理和潜在的文化心理使我个人更喜欢写散文。散文的学问性强一点、异族风情多一点、个人心情多一点，都是真东西。

　　我从中学时代就走向社会的底层，与底层社会的文化共同体结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气质和血性决定了我要走这样一条路。我的作品并不是很有学问，但涉及了各方面的知识。

　　记者：创作的体裁变了，以笔为旗的壮志变了吗？

　　张承志：以笔为旗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我现在依然举得很高，因为我心中有强大的力量，可能这不是别人能够理解的。只是由于媒体宣传不到位，没像以前那样得到相应的反响。媒体宣传是成就作家的重要途径，鲁迅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这一点，但作品会被媒体放大、渲染。

　　一个人真正对自己的文学有自信的话，社会承认或获奖是非常次要的东西。至于对作品的理解，由于很多读者的知识构成和我自己表达的缺陷，造成读者理解得不透。我在作品中把对今天说的话和未来能解读的话都塞进去了。文学和艺术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制造缝隙，缝隙是宽阔无比的，只要你有能力。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鲁迅，您怎样看待他？

　　张承志：鲁迅是个世界级的作家，是为中国赢得民族荣誉的最伟大的文化工作者之一。但是他和外国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相比，没有涉及的领域太多了。比如托尔斯泰涉及了战争、和平、宗教，从理论到实践做了大量的事情。鲁迅选择上海作为他主要的文学基地，但他的脚不太迈向中国大地，跟他同时代的范长江就走向了中国的大西北。

　　尚能学否

　　记者：您怎样保持创作的生命力？怎样看待写作技巧？

　　张承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用能吃饭证明自己不老，这是一种初级的状态，高级的状态是证明自己还能学习，学习是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直接转换成人生的快乐感。知识分子得意了以后，往往没有了普通人的感觉，这使得他们进步很小。有一种平凡的感觉很重要，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只有自己的学习。

　　小说怎么能有技巧呢？文学是心中的涌流，鲁迅也说小说是没有技巧的。作品只在思想上有区别。作家都有文化自信，西方作品形式的壳没什么了不起的，形式也是一种内容的说法是过分的。经过短暂的接触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批年轻作家抛弃了模仿西方的做法。从思想和形式上尽量让西方人看懂，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取得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手段，从电影到文学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您写出了不少经典作品，刚才在谈话中您也提到了不少著名作家，在您看来，经典的文学是什么样子的？

　　张承志：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还是托尔斯泰，对一切人类可能接触的重大领域都有过最精湛的表述和实践。晚期他还给农民编识字课本，中国只有一个人模仿过这种行为，就是陈独秀。

　　作家的文化资源应该是复数

　　记者：您是什么机缘拿起了这支笔？

　　张承志：我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准备考蒙古史研究生，单位给了一个月的假来温书。当时心里有个强烈的东西想写，写了两个东西：用蒙文写了一首诗，用汉字写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作家、知识分子是被社会宠爱的人、错爱的人。中学生作文一样的浅薄作品居然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现在不少网友、青年的文字水平比1978年的我不知高了多少倍。

　　记者：可不可以梳理一下您的文化资源？

　　张承志：一个作家心中拥有的文化资源、参照系、知识的支撑点一定是复数的。单数会造成偏激和狭隘。向某一种文化的倾斜和靠拢是不可避免的。两种就能形成平衡对抗，补充质疑，互相驳难，思想自然会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