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蜀区域文化的角度论何其芳的人格和文品

　　在已有的有关何其芳的研究成果中，似乎没有人专论何其芳及其作品与巴蜀区域文化的关系。本文从巴蜀区域文化的角度论何其芳的人格和文品。

　　一

　　巴蜀文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教育、人口流动、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行事风度和精神品格，具体体现为行事方面叛逆礼法、率性任情、自信旷达、灵活善变、好文讥刺，精神品格上强调独立人格、凸现个性存在、崇尚刚柔并济。余秋雨写道，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击，都有点叛逆性，而且叛逆得瑰丽而惊人。[1]司马相如“琴挑寡妇”、“窃妻私奔”流里流气，“当垆涤器”一身胆气，哪里是正统儒生，分明是市井俗人。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强精神，“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旷达，“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任气使性，“天子呼来不下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慢相，又哪里是服服帖帖听命于人的士子，完全是目无王法、率性任情的江湖中人。在历史上，四川人被“酷评”为“乐祸贪乱”、“易动难安”、“蜀人多变”。四川少有“忠臣”、“烈士”、“节烈女子”，难找像齐鲁大地那样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圣贤，多的却是“非礼法”、“任个人”、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文人学士。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巴蜀文人得巴山之神和蜀水之韵，在人文性格中有“山姿水态”。西僻之乡的四川，处在“文化边缘”，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化蜀”。《汉书》载四川“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2]《华阳国志》载四川“俗好文刻，少儒学，多朴野，盖天性也。”[3]《隋书》载四川“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4]《宋史》载四川“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亲在多别籍异财。”[5]以致于官方“诏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诏川陕诸州蜀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治死。”[6]道教的发源地在四川，有其地理、文化的必然性。信仰道教含有反叛儒家正统观念的成份。四川历来是割据之地，“治”“乱”交替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信正统、不服王法的“割据意识”非常浓厚。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巴蜀文人较少受儒家思想的约束，野性未泯，身上留有“蛮夷之风”，多数恃才傲物，骄顽难驯，目无王法，自由自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文人”。

　　郭沫若认为，四川人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李冰凿离堆以御水患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刻印在历代的四川人的性格里。[7]“驯水文化”历史性地影响着四川人的性格。水无常势，根据不同的地势、水脉、水势、地形，顺应水的自然习性“驯水”，都江堰可谓成功的典范。顺应自然特性，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思想渗入四川人的个性和血脉之中。老子说：“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8]“水性”成为巴蜀文人的文化品性。象水一样顺乎天性，无拘无束，尽情欢唱；象水一样灵活多变，能张能弛，能伸能屈；象水一样透明，象水一样深厚，象水一样载舟覆舟。都江堰的水，“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9]顺乎天性，自我调节，灵活多变，刚柔并济，苦乐相容，野性与驯顺、自由与规整矛盾统一，这就是巴蜀文人的七彩品格。

　　二

　　毛泽东曾对何其芳说：一个革命干部既要有松树性，又要有柳树性，你这个同志就是柳树性比较多的同志。“松树性”指原则性，“柳树性”指灵活性，能够到处生根发芽。何其芳自己说，“我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原则性不强，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很差。”[10]如果宽泛地理解“松树性”和“柳树性”，何其芳人格非常突出地显示出巴蜀文人的行事风度和精神品格。

　　何其芳一生富于变化。他生在山乡里，长在长江边。小时候僻居乡下，锁在“寨子”里读诗书。直到14岁进县城，后到重庆，才接触到现代文明。哪知随后却冲出夔门赴上海，去京城，“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书写《预言》、《画梦录》，沉醉于“画梦”世界，非常“另类”地一举成名。随后却走出梦境，走到乡下，“我情愿有一个茅草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云》)。思想、创作都开始“裂变”，“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他“转身改向”到了圣地延安，令人惊讶。“和着旧世界一起，我将埋葬我自己，/而又快乐地去经历/我的再一次的痛苦的投生”(《〈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初到延安，他陷入“嬗变”的矛盾困惑之中，“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向我纷乱地飘来”(《夜歌》二)。就象都江堰的水，“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后，他确定了人生方向，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他都坚定地走着，走向了新中国，成为文艺界的领导者。这些看似突兀的行为，其实体现的是巴蜀文人顺乎天性，善于自我调节，灵活多变的文化品性。本来，中国文人普遍具有感时忧世、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所谓何其芳的“应时”、“趋时”是文化的必然和现实的必要，并非人格分裂。

　　在巴金眼里，何其芳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大学生、诗人。[11]在沙汀印象中，他书生气质相当重。[12]但是，何其芳却有“山之骨”、“松之姿”。他敢说、敢想、敢争论，辩论起来不怕得罪人，不怕言词尖锐。[13]在是非面前，或者听到什么人胡说八道，他会立刻激动起来，直言无隐。在“鲁艺”一次座谈会上，因为一位同志的发言不大象样，何其芳恼怒了，照例用他那感情激动时迅猛、高昂的语言洪流淹没了对方，以致举座为之失色。他光明磊落，从不唯唯诺诺，口是心非。[14]他回答艾青的批评也是直言无讳，“我要说，请你允许我直爽的说，你那是一篇坏书评。你对于我那本小书，对于我，都作了一个不公平的判断。”“你说了一些刻薄的话。你说了一些武断的话。你说了一些过火的话。”[15]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何等直截了当！绝不是打“肚皮官司”，也没有冷嘲热讽。这充分体现出何其芳“山骨松姿”。

　　在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他参与了各种论争，义正词严，笔战群雄，绝不歪曲他人的论点或论据，而是抓住真正的分歧，据理力争。“他的人格和文格在论争中得到了辉煌的表现。”[1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是不可置疑的理论经典，何其芳自己也宣传、解说过。但“讲话”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此，他以其“柳树性”灵活地作了“矫正”。1959年他发言说，有些文学批评的缺点就是“把政治标准第一误解为政治标准就是一切，缺乏必要的艺术要求，自然也就没有细致的艺术分析。而且有些时候它们的政治标准也是未必恰当的。”“政治标准是我们评价今天和过去的作品都首先要用的。但第一，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评价今天的作品和评价过去的作品的政治标准应有差别。第二，政治标准第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如果只有政治标准，没有或忽视艺术标准，那仍然是不完全的，片面的。文学艺术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正确。”[17]这些言论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性，也对毛泽东的偏颇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整和补正。1964年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时，何其芳对毛泽东说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提出异议。他说，我们文学研究所在政治上依靠党，组织上依靠老党员老专家……,我们基本上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文革”中这成为他的“罪状”，他供认不讳，极其坦率！[18]这很能体现何其芳“松树性”和“柳树性”相结合的人文品性。

　　何其芳曾说：“善于辞令应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赋才能。但不幸我生来就缺乏了它”。[19]如果扬弃其中“狡诈”的成分，说何其芳“善于辞令应酬”并不错。1929年在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教师有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高一涵、沈从文等)读书时，他想方设法去与教员中的有名作家成为熟人。在读了《红黑》上刊载的沈从文的小说后，他用化名给沈从文写了信，沈从文用“甲辰”的化名回了信。(无独有偶，二年后，沙汀、艾芜在托人带自己的作品给鲁迅的同时也写信给鲁迅请教创作问题，鲁迅回信予以了指点。)读完中国公学一年预科，何其芳以“有问题的高中文凭”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结果因学历审查不符合要求只读了半年就被清退了。随后，何其芳动用关系，在曹葆华的竭力帮助下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多少显示出鲁迅所说的南方人的“机灵”特性。

　　三

　　在“一方水土”中形成的区域文化，总是代代相袭，不断积淀，影响着“一方人”的思想和性格。巴蜀区域文化给四川现代作家的人格和文品抹上一层底色，来自乡土的记忆使他们的创作自然流露出巴蜀区域文化意蕴。曾经留学美国、成为翻译家的威远人罗念生说得多么明白：“作者是一个很粗野的人，他幼年时放过牛，扯过草，伴着人家去打猎打鱼。这书便是他幼年的回忆，充满了四川的乡味儿和地方色彩”。[21]何其芳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浓重的万县口音，真正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他记得家乡的谚语“黄荆棍子出好人”、“三天不做手艺生”，他时时记起同乡文人扬雄、李白、苏东坡，他刚开始文学创作就以故乡为题材，都是源于乡土记忆。何其芳诗歌中的“南方意象”，散文中的“我的乡土”，小说中的故乡风情，无不反映出何其芳作品的巴蜀文化意味。远离故土，蛰居北国，何其芳仍然说：“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云》)。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是很难融入北国的泥土的。何其芳诗歌中“南”与“北”的对比出现，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倾向，深层融注了区域文化色彩。他的诗总是大量出现“南方意象”。“童年的王国，一个柏树林子”几乎就是他早年诗歌意象的“根据地”。“在那枝叶复荫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声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时的足迹和欢笑和恐惧———那时我独自走进那林子的深处便感到恐惧，一种对于阔大的神秘感觉；但现在，那些巨人似的古木谦逊地低下头了，那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影子烟雾一样消散了……”[22]树林、枝叶、青草地、坟墓、山羊、草虫、古木、足迹……这些意象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秋天》(一、二)、《昔年》、《柏林》都是对童年、少年、故乡的追忆。《预言》中的“年轻的神”来自“温郁的南方”，月色、日光、春风、百花、燕子、绿杨等意象构成梦幻般的南方世界，表现出远在京城的何其芳仍然沉缅于自己的故乡记忆，追寻着南方童年、少年时代的梦，依恋着乡土。《病中》(还有那篇独幕剧《夏夜》)所传达出来的心绪是离开北方，回到温暖的南方，“我们是到热带去，/那儿我们将变成植物，/你是常青藤，/而我是高大的菩提树。”甚至在梦中还做诗，醒来记得的是“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而且有轻的残忍的脚步”。随后写成《爱情》。[23]诗中的晨光、石榴花、日影、垂杨、菩提树、南风、睡莲、湖水、原野、香气、常春藤、菟丝子、草、树等意象构成了“南方的爱情”的境界。而霜隼、秋空、荒郊、夕阳、城阙、风、月、摇落的树、驼铃声、水草、殒星、冷泪等意象构成了“北方的爱情”的境界。从意象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情感倾向性。何其芳钟情于南方，“我是梦着，忆着，怀想着秋天！”“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或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有若渐渐地舒解，又若更深地绸缪……”(原名《季候病》，后作《秋天》一)。南方的秋天，“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稻香、镰刀、背篓、竹篱、瓜果意象构成农家乐；江面、冷雾、渔网、树影、芦篷、船浆意象构成渔家图；草野、蟋蟀声、溪水、牛背、笛声意象构成牧羊画(《秋天》二)。何其芳是多么陶醉于南方啊！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杂记》中大多数篇章都是描写“家乡的一角土地”(《我和散文》)，其间深藏着何其芳的乡土情怀。蛰居北京的何其芳爱“画梦”，他梦中的世界多是“南方的故乡”。在北方的天空下，他乡愁满怀。独步在园子里，“我”会“突然记起了我的乡土”，一棵很平常的槐树，也引起“我”对乡土的怀念(《弦》)。“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我想起故乡放雏鸭的人了”(《雨前》)。《墓》、《岩》、《炉边夜话》、《伐木》、《哀歌》、《货郎》、《魔术草》、《弦》、《乡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树荫下的默想》记述早年的乡土记忆，“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土”，“是纯中国风的”。[24]1936年暑期，何其芳曾回万县老家，为我们留下自言是“抄写过去的记忆”的《还乡杂记》。《呜咽的扬子江》留着一个荒凉的愁苦的记忆，也带着快到家乡的欢欣，“我的乡土啊，我有一点儿渴望看见你了。”《街》里藏着“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那一条狭长、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和那几株高及瓦的孤零的梧桐令人感慨，思绪万千。《县城风光》流露出些许愁苦、疑惑，但林木葱茏的翠屏山，李白隐居的太白岩，黄庭坚题记的流杯池还能从记忆中想起来，而总难忘怀的是红砂碛。“顺江水东流而下，在离开了市廛不久但已听不见市声的时候，我们便发见一个长七里半宽三里的碛岸。铺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石子。白色的鹅卵。玛瑙红的珠子。翡翠绿的耳坠。以及其他无法比拟刻画的琳琅。”少年时代何其芳常去那里，远在京城他自办《红砂碛》，六十多岁且病魔缠身他还去那里拣了不少鹅卵石。红砂碛，凝结着何其芳的恋乡之情。1958年作于长江轮上的《夜过万县》深情地写道：“凭着船上的栏杆，/我很想多看看它：/这是我的家乡，/我吸它的奶汁长大。//哪儿是苍翠的太白岩，/相传李白住过，/在那山脚下的小学里/曾度过我少年的生活？”真个是夜蒙蒙，情深深……

　　何其芳的处女作是小说《摸秋》。它写中秋夜三人到别人田里去偷瓜。这是四川民间普遍存在的一种习俗叫“摸秋”，也叫“偷瓜”。清同治六年(1867年)《巴县志•风俗》载：“望日为中秋节，以瓜、饼、梨、藕相馈，设酒食赏月。妇女相率入园圃探瓜，以得为弄璋兆，曰摸秋。”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大宁县志•风俗》也载：“(中秋节夜)乞子者潜入人园圃，摘瓜以归，曰‘摸秋’。”此外，清道光《綦江县志》、清同治《隆昌县志》、清光绪《巫山县志》、民国《巴县志》均有“摸秋”习俗的记录。[25]显然，何其芳是受到了家乡的民俗文化影响的。晚年何其芳一直在创作以家乡的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虽然没有完成，但从收在《何其芳选集》中的那十八章节来看，带有自叙传色彩，巴蜀风味很浓。小说起笔就写石板路、山坡、土丘、树林、竹林、水田、池塘，可以说这是实写万县河口乡、凉风镇一带的自然风景。“黄桷是热带的榕树在四川的变种，已经不是有许多气根垂下来连成一片，而且气根和树干合长在一起，使树根很臃肿，同时树根突起在地面上，枝叶茂密，圆圆地象一个巨大的帐幕。”景物的地方特性分明可见。何其芳恋恋不忘的还是柏树林子：“树林里没有人，只有三几只年轻的白色的山羊，拴在木桩上，在啃青草。柏树大的有合抱粗，不知长了多少年了。柏树枝叶的气味，柏树子儿的气味，柏树身上流出的象琥珀一样的树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里是安静、清凉而且空旷。”已是花甲老人仍然神往于那片柏树林子，在想象中重建“童年的王国”，甚至将自己外祖父家位于杨何溪畔的老宅工笔写进小说，作为龙于野的地主之家。何其芳还记录了四川乡村的风土人情，饮食习俗，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风俗史资料。比如当时四川乡下地主请客常用的子席和四川夏天常见的食物米茶。何其芳始终不能忘记故乡的山和水、人和事，终生对家乡保持着深厚的感情。

　　南方的土地孕育了南方文人何其芳。王国维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26]何其芳从童年时代起就坠入“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27]司马长风说何其芳与臧克家“一柔一刚，一精一粗，一润一干，一甜一辣”，一是水，一是火，一是“绿荫荫的柔曼曼的”植物，一是“带有尖锐的棱角”的矿物。[28]刘西渭说何其芳与李广田“同样缅怀故乡童年……李广田先生在叙述，何其芳先生在感味。叙述者把人生照实写出，感味者别有特殊的会意。”[29]究其原因，正如王富仁所说：“一个作家首先是在自己地域文化的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倾向和审美倾向。”[30]臧克家、李广田都受齐鲁文化影响，而何其芳的审美倾向、创作个性源于巴蜀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