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冯至老师

　　冯至是五四以来的名作家，他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鲁迅曾称赞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家，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酝酿《杜甫传》，至五十年代初才发表出来，当《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时，毛泽东就读了，有一次毛泽东曾握住冯至的手，说他写《杜甫传》是“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冯至早年留学德国，也是德国文学专家，歌德研究专家，他曾获得代表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歌德奖章等，还被聘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联邦美因茨科学院通讯院士、瑞典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作家中获得这许多国外荣誉的，恐怕至今尚无第二个。

　　但冯至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师。他24岁留德前曾在中学任教多年，留学返国后即被聘为同济大学教授，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任老北大教授，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留教北大，一直到1964年调往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所长，但同时仍兼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大半生都在学校度过，他教过的学生无数，如今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队伍中较有成绩者好多都是他的弟子，如韩耀成、范大灿、高中甫、张玉书、孙坤荣、叶廷芳、赵鑫珊、杨武能、李永平等等。

　　冯至老师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他的善于发现人才。举三个例子。1954年我们已升入大二，作为系主任的冯先生在全系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同一届法语专业的柳鸣九，说柳鸣九在暑假里刻苦自学，写出了论但丁《神曲》的论文，他称柳鸣九已经是个“小学者”了。冯至没看错，今日之柳鸣九早已成了大学者。

　　1955年进北大数学系的钱定平大一时曾致信冯至，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冯至接信后即回信，要他约时去外文楼面谈。钱准时前去，冯先生见他侃侃而谈，感到他很有“文学细胞”，竟当面规劝他改专业，并随即写条子给校方，表示接受钱转入西语系。当时学校一般不同意学生转系，钱后来转系未成，毕业后成了数学教授，但热爱文学的秉性不变，而今写出了多部文采盎然的散文、评论，甚至还创作了小说。

　　第三个例子是谢冕。他是1953年入北大中文系的，毕业后留中文系任教，五十年代末冯至托人传话，请他去北大燕东园冯至寓所谈谈对中国新诗的看法。一个全国知名的老诗人、大教授约一个小助教谈诗，要听小助教的看法，这不仅表现出冯至的平等观念，还看得出冯先生的慧眼识人，后来谢冕果然成了一名诗论大家。

　　冯至老师还非常善于指导学生科研。1956年我们大三时要写学年论文，冯先生在班上特别提醒：大家写论文要防止一种倾向，不要把自己读到的资料不管切题不切题、合适不合适，统统塞进文章里，以表示自己已掌握了很多资料；有时实在文章里塞不进，也要做个注解，通过注解来炫耀自己对这个题目已经深入研究过了(大意)。我当时的学年论文题目是论海涅《哈茨山游记》的艺术性，指导老师便是冯先生。听了他这番话后，我非常注意，努力做到言之有物，绝不只把资料当宝，更忌炫耀知识及卖弄辞藻。冯先生的这番话影响了我日后的文字生涯。

　　冯先生对待学生真是关怀备至。1952年进北大的师姐李淑(名著《痴儿西木传》译者)，是冯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李淑及其先生罗经国(英国文学专家，《聊斋》英译者)双双患重病，正在恢复期，冯先生应邀来北大演讲时未见李、罗两人，回家后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此信现载《冯至全集》第12卷)。我想任何人读了此信都会被冯先生对自己学生的真情所感动。我再以自己为例。1956年我有一个多月未去听冯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课程，冯先生从我同班同学中得知我因患肺结核吐血，正在宿舍休养，当日下午即来宿舍看我，他从北大东校门外的燕东园走到24斋学生宿舍(在南校门旁)，至少有三四里的路。他见我面黄肌瘦、神情忧郁，力劝我回家休养。我说回家有困难，冯先生说：“是不是因为回家后没有助学金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不要担心，我每月给你寄钱去。”我听后很受感动。尽管我后来未回家休养，但冯先生的师恩，我终身未忘！

　　冯先生为人很突出的优点是他的平等意识。我曾看见他亲自擦北大民主楼办公室的玻璃窗，看到他在南校门学生宿舍区植树。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总用商量口吻，从不要求特殊。198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德语文学讨论会时，中山大学校方为冯至夫妇准备了高级套房，他们坚决不住，说大家住什么，我们也住什么。在冯先生的坚持下，他跟我们一样，住的是很普通的无卫生设备的双人间。我们毕业后，冯先生一直平等地把我们当朋友看待。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外文所日本文学专家李芒在，他把我介绍给李芒说：“他是余匡复同志，是我的朋友。”我赶忙说：“冯先生是我的老师！”

　　冯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一生的两个“心病”，一是1958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对于第一件事，我曾说，领导关照要写，这是“任务”，谁敢拒绝不从？“文革”后，有多少人对自己的那一份过错或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毫无反省之心，还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可冯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一再良心自责。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地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释，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至于那第二件事，同样是当时的时代悲剧。在1958至1959年的狂热气氛中，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啊，大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这种时候，有多少人敢说真话，敢凭学术良心正确评价外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冯先生严于律己，他认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材料上的问题，都是他的责任，他把一个沉重的历史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并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历史。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怀！我们可以把教育家冯至当镜子来对照自己，反问自己在荒诞的岁月里做过什么荒诞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错的事都一股脑儿算在了历史的头上。我想，冯至老师不仅是教师的楷模，每个人都可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