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读“邑有流亡愧俸钱”有感

　　夏日读诗消暑，发觉唐宋不少诗人都是官员，他们诗名盛，政声隆，可谓作文从政两相宜。在他们的诗作里，不乏对为官生态和心态的描述。唐代韦应物在滁州刺史任上，见到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在给好友李儋的诗中写道：“邑有流亡愧俸钱”，为管辖地区有流亡的灾民深深引咎自责。这与白居易在《卖炭翁》《观刈麦》等诗篇中所呈现的情愫异曲而同工，都是面对民生之艰无力缓解，想到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宋初的王禹翶虽因直言被贬，遇汴京一带大旱，深感“民饥可忧”，仍上疏皇帝建议减少百官俸禄，并表示自己虽然“家最贫，奉最薄，亦愿首减奉，以赎耗蠹之咎”。“一生憔悴为诗忙”的梅尧臣，在知襄阳县时，曾作《大水后城中坏庐舍千余，作诗自咎》：“岂敢问天灾，但惭为政恶”，责怪自己事先未想到派人修理好水道。

　　这样“忧济在元元”的唐宋诗人官员很多，杜甫、元稹、韩愈、刘锡禹、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陆游等等，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高呼“民病我亦病，呻吟过五更”的江西诗派盟主黄庭坚，长期做着“冷官”，为民之心却一直是热的。他“但愿官清不爱钱”，特意手书了《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一生清贫，操守不变，“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黄庭坚这样的诗人官员，都是清正廉洁，除俸禄之外，不以权谋私，不搞其他经营收入，像诸葛亮一样，死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所以这讲这些，是由于从中感到，尽管封建社会贪官污吏多，但清官良吏也有不少。“邑有流亡愧俸钱”的韦应物们，就是丝丝光亮，更何况还有民间广泛流传的“包青天”“况青天”“海青天”们。这说明，官场文化也有两种传统，一是廉政文化传统，一是腐败文化传统。腐败文化在封建官场无疑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廉政文化也一直在清官良吏中绵延传递。处于封建统治重压下的百姓，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生死存亡的命运都掌握在“代天牧民”的各级官员手中，清官就成了这些不能为自己做主的民众心目中的救命稻草。救命稻草自然“救”不了“命”，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处于灭顶之灾的人以慰藉与希望。《十五贯》中的况钟，《陈州放粮》中的包拯，所以那么美誉千秋，就由于寄托着百姓对清廉政治与执法公平的呼唤。

　　当然，呼唤归呼唤，即使是关心民瘼、公正清廉的包公、况公，也只能给一些具体事件和具体案件以比较公正的处理，却无法根本改变昏庸残暴的封建政治生态。但在这种制度下，能为苦难中的百姓做一点好事实事的清官，也还是能缓解一点痛苦，具有积极意义的。如同遭受重伤的人，最好是及时送到医院治疗，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有人临时将其包扎一下，也能减轻一点痛苦。问题是由此滋生的“清官情结”，把清官作为百姓的救星和 “青天大老爷”，确是一种奴隶情结，在官与民的关系上，人民是跪着仰视官吏的。这是历史的颠倒，也是历史的悲剧。社会公平公正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公正社会的法治，而不是人治。

　　不过，法治也是离不开人的具体推行的。能够恪守职责、秉公无私、执法如山、廉洁自律的，必然是清官良吏，而非贪官污吏。因此，历代清官身上体现的廉政文化传统就弥足珍贵，必须大力弘扬。因为，反腐败的成功，需要廉政文化的大力支持，需要营造一个以清廉为荣、以清廉为乐、以清廉为美的社会文化环境。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首先要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廉政文化还要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形成廉政的社会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崇廉爱廉的氛围环境，从而将滋生腐败的“污泥”易为催生廉洁的“沃土”。习近平同志近日就指出，在拒腐防变中要“积极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清正廉洁的吏治，是胜利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

　　廉政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西周时，“廉”已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孔子的“政者，正也”，讲的也是廉政文化。这种廉政文化传统体现在历代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身上，也记载在许多廉诗、廉文、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上。唐宋时代的许多诗人官员的清正廉明，既呈现在他们出色的政务上，也表现在他们卓越的诗文中。他们“邑有流亡愧俸钱”，心系百姓；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地留下了不少“苏堤”“白堤”；他们“甘自受恬淡”，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民、务实、清廉，正是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官员们不妨也来读读韦应物们，多多接受优秀廉政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