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母亲的白高粱

　　小时候，只知道高粱有红穗白穗之分。红穗，形状饱满，籽粒红润，向心聚拢，秸秆矮壮、敦实；白穗，形状发散，籽粒银白，宛若礼花，它的身子更高挑，更婀娜，成熟的穗子，攥在手里的感觉像是体味珍珠。

　　母亲生前稀罕高粱。她喜欢吃高粱米饭，擅长用高粱秆穿盖帘儿，70岁后每天都要抿一口纯高粱酿制的白酒。母亲对高粱仿佛有一种格外的情结。

　　老家太行余脉的山脚下，曾经有一片属于母亲的高粱地，她一种就是8年。母亲对待那些高粱胜似她的儿女。她风里雨里，为它们锄草施肥，白天黑日地精心伺候它们。

　　母亲的高粱地很小，属我家的自留地，一亩多。远比不上生产队大田里的高粱方阵那样浩浩荡荡，但就这一小块，成了母亲的精神寄托。

　　那时，农村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炊帚和笤帚，用它们刷锅、刷碗，扫炕、扫地。

　　“我说，今年咱家的自留地换换茬儿吧！来年再种你的白高粱，成不？”父亲的话音未落，母亲就还了他一句：“不懂，别瞎掺和！”母亲什么心思，为什么执意种高粱，不光父亲，姐姐、妹妹和我，也都不懂。反正母亲有她的打算。

　　父亲出身富农，富农的成分已经很高了，排行老二。母亲的出身比他还高，地主，属头把。“地富反坏右”，这些人走到哪里，哪里臭。那年头，时时处处事事都讲成分，讲出身。母亲知道成分高对她意味着什么。地主这个又臭又坏的名声，随时都会被揪出去批斗。那些年，成分高的母亲，总认为自己做错了事，特别是“文革”刚开始那阵子，她觉得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不知道怎么赎罪才好。于是，除了每天好好劳动，认真扫街，虔诚请罪，低头改造外，对待身边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不光吃的喝的慷慨于街坊四邻，使的用的，也常想着房前屋后。比如给人家端去一碗刚出锅的压饸饹，送去一副她亲手纳的千层鞋垫什么的。起初人们都不敢接，怕染上臭味，但母亲真情真意，心好心诚，后来终于打动了出身好的乡亲们。为此，母亲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满足，什么是最大的幸福。

　　母亲的那片高粱，一半种的是红高粱，一半种的是白高粱，这样的规划，母亲是根据用途而定的。每次下地收工了，她总不急着回家，再渴、再饿、再累，也要到那片高粱地里去侍弄侍弄它们，拔拔草，培培埯儿，扯扯干叶子。母亲在意那片高粱的长势和谷穗的形状，期盼老天保佑它们年年有个好收成。收成好，谷穗的形状自然好，绑出来的炊帚和笤帚就漂亮。每年收获的时候，母亲像个总指挥，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的小祖宗们，千万小心，可别扳折了它们的穗和杆儿，给我妥妥地拿，轻轻地放！”

　　高粱，在所有的庄稼里，长得最漂亮。它们的颜色、身姿、气质都没说的。记忆里母亲的那片高粱，看上去非常抢眼，红白相间，林林总总，整个原野数它们不一般。高粱给人的感觉和其他庄稼不一样，如果把玉米比作铿锵硬汉，那高粱就是一位柔情的姑娘。它们妩媚婀娜的姿态，轻轻地晃动几下，就显得很聪慧，很性情。它们生动、光鲜、喜兴的谷穗更是招人喜爱。特别是它们的身体随着秋风大幅度舞蹈起来的时候，叶子哗啦啦汇成一派和声，体态柔情似水，从左至右，从前到后，不停地摇曳着，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道柔美的弧线。但，这只是它们的外表，谁又晓得它们内心世界的苦楚？其实，它们比其他庄稼要艰辛得多，一生里承受着太多的不容易。它们没有玉米那样魁梧的身段，没有小麦那样密密匝匝的阵容，没有大豆相互围拢的互助，它们细细的高挑的柔弱的身板，支撑着与负荷不相协调的硕大谷穗，稍有闪失，就会夭折。特别是在它们即将分娩的日子里，每天要承受疾风的推搡，群鸟的啄食，有时贪吃的牛羊也会闯进它们的世界，给它们带来莫大的压力。

　　那片高粱，是母亲亲手种的，别人着手她不放心。母亲种高粱有好多年，为什么不种其他作物，母亲心里最明白。后来，我知道了母亲执意种高粱的秘密，但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我猜出的。母亲争气要强，不仅体现在接受改造上，她把做所有的事情，都视为并纳入被改造的内容及范畴。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起那片高粱，就想起母亲像高粱一样单薄的那副身子，不然，怎么总梦见被那片高粱包围着的母亲？

　　那时的生产队，每家每户都有一片自留地。地块大小根据每户的人口数，每人约合两三分地，当时我家五口人，生产队里划给我们家大约一亩多。 我家的自留地，地处山脚，高岗，很薄，适合种些花生、玉米、谷子、大豆、红薯和高粱，母亲选择高粱，是因为高粱除了能添补口粮，收获以后还有更重要的用途。

　　母亲说：高粱，比玉米、谷子、大豆，都好伺弄，用不着像对待它们那样精心，又是除草、施肥，又是浇水、耪地呀，不必那么张心，就像捎带着养个孩子，不用过多地管它们，不知不觉，它们的个子就蹿得老高，等你醒过腔来，它们已经秀穗了。母亲说这些，都不是她执意种高粱的理由，她选择高粱是有她的精心打算的。

　　母亲每年把收获回来的高粱打成捆，罩上竹帘子，晾晒起来。这样做，是防止麻雀啄食，不然就会影响高粱穗的质量。等完全风干后，母亲再用木棍轻轻地敲打脱去穗上的籽粒，剩下的就是上好的捆绑炊帚和扫帚的材料了。

　　整个冬天，每天晚上母亲都不闲着，她从供销社买来麻皮子，用水泡软、理顺，然后在自己的腿上搓成麻绳。即使用水泡过的麻皮，仍很硬，以至母亲的腿常被搓出血来，但母亲为了追求她认为她理解的幸福，全然不顾。麻绳搓好了，就开始用脱去籽粒的高粱穗绑炊帚和扫帚。一冬的时间，母亲要绑上百把炊帚和扫帚。再看看母亲的手，哪像女人的手啊，又糙、又黑、又硬。父亲心疼母亲，抢过来绑，但母亲看不上父亲的大糙活儿。母亲说还是我来吧，你那双手打算盘、拿笔杆子行，哪会干这个。瞧绑得松不啦矶的样子，根本拿不出手，怎么送人家呀！我说：“妈！我来试试！”也许在母亲旁边看多了，居然我绑的第一把，母亲就非常满意，说：“比你爸爸绑得强多了！出手就像那么回事。”等再绑几把过来，母亲更放心了，记得那年我11岁。后来，我就替母亲承揽下来这项活茬儿，现在绑起炊帚和笤帚都还是行家里手。

　　母子俩绑的炊帚和笤帚，每年除留几把自家用，其他的都送人了，要么按照母亲的吩咐由我和妹妹给人送到家里，要么谁来家里串门走时捎上一把。我们的“产品”谁家都稀罕，谁家都喜欢。“文革”期间，母亲为什么没挨过斗，我经常想这个问题。也许是队干部们厚道，也许是乡亲们善良，也许是母亲执意种的那片高粱起了作用。不管怎样，母亲是幸运的。凭她的身世，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毫发无损，算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