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统一电视文化的“双重功能”

　　7月初，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开播，收视率瞬间秒杀湖南卫视经营多年并最近改版的《快乐男声》(据悉7月12日PK当晚的收视率相差10倍之多)。2012年《中国好声音》创造的收视奇迹，给竞争激烈的电视节目带来了双重“示范”效应。一是，歌唱选秀类节目迅速“好声音”化，今年以来其他卫视不甘示弱纷纷强档推出《我是歌手》(湖南卫视)、《中国梦之声》(东方卫视)、《中国最强音》(湖南卫视)、《我为歌狂》(安徽卫视)等音乐类节目，就连四大导师的设置也被同类节目所效仿；第二，尽管《中国好声音》并非首次原版进口节目，此前《中国达人秀》(东方卫视)、《中国梦想秀》(浙江卫视)等都购买自海外拥有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落地”再次推动原版进口节目大量涌进中国，如今年上半年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分别购买不同的节目版权，同时推出相似的明星跳水节目《星跳水立方》和《中国星跳跃》。这些根据海外节目的“制作秘笈”倾心打造的电视栏目确实在舞台调度、拍摄机位以及后期剪辑上更加美轮美奂。不过，面对暑期档同时推出的多部同类型的歌唱选拔节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时发布调控措施，要求各大卫视对此类节目实施总量控制、分散播出，这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以及带来观众的审美疲劳。

　　中国的电视制度

　　从这种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与各大卫视的市场竞争可以看出中国电视媒体的制度基础，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基本按照行政区划分布，能够上星播映的卫视台也有几百家，相比国外多由几家大型电视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中国电视媒体高度分散化。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省市级电视台很多已经从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国有传媒集团，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营。与此同时，积极推行“整体制播分离”改革，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制作环节，这使得电视剧、电视栏目的生产完全市场化，各大电视台逐渐改变自产自销的格局，主要从市场中购买相关电视节目。这也导致那些带来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和电视栏目，往往会引起同类型的重复生产，比如2002年热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带动红色改编剧的大量出现，2006年《暗算》热映带动谍战剧的流行，以及2010年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轰动效应带来婚恋交友节目的涌现。

　　这种市场化下的盲目跟风、山寨现象不仅容易造成同类产品生产过剩、粗制滥造，而且更使得各大卫视有可能变成“千台一面”的情景，导致不同地域的电视台高度趋同化，从而缺乏文化多样性。因此，主管部门经常会出台政策限制同类型电视剧或电视节目的播出，以给生产市场降温。除此之外，面对市场化经营所带来的娱乐化、低俗化、唯收视率化现象，主管部门也会出面干预这种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比如禁止红色经典的解构、避免抗战剧的游戏化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视台具有双重功能，既是需要创造利润和经济价值的企业，又是承担着主流价值观、社会化职能的公共文化平台。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也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其实，两者之间的冲突、错位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更不是一对矛盾，倒是我们的电视工作者是否找出了最佳的结合点。央视的金牌节目《感动中国》，其收视率之高，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传播就是典型例证。其实在上述提到的电视文化节目中，有几档节目比如讲述个人奋斗或慈善感恩的故事，既有可能带来市场收益，又能满足主流共识的要求。

　　梦想背后的人生“舞台”

　　从《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到《中国好声音》，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反复出现，这就是“梦想”，而“圆梦人”或“追梦者”的主体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中国达人秀》的口号是“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中国好声音》同样是一个实现梦想、给“好声音”带来奇迹的节目，如此“魔幻舞台”为何能够成为普通人“梦想成真”的造梦机呢？

　　在新一季《中国好声音》中，四位决定学员能否留在台上的导师，不只是要说出竞技者歌唱方面的优劣，还要时不时地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尽管节目组非常精心地给每一位参赛者“编排”了不同的个人故事，并突显不同的“个性”及音乐风格，但这些学员却如同一个模具雕刻出来的工艺品一样，怀着“同一个梦想”，这就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励志梦、奋斗梦。栏目的“悬念”在于，导师能否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从参赛者踏着红地毯走进摄影棚始，到比赛结束、回归亲友的怀抱终。在这里，每个参赛者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这种个体来自于父母之家或者夫妇之家，其“人生”的主体段落就是参加一次又一次的竞技与过关的比赛，这多么像一个压缩版的人生与社会的寓言。

　　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的隐喻中，被突显的是孤零零的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音乐才能从已然成功的导师那里获得认可，能够被说出的只是个人及家庭的创伤与困难，而支撑个人与小家庭存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化为乌有”，这使得《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充满了童话般的“魔力”，其最大的“魔法”就是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这一“见证奇迹的时刻”，从而不会追问为何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必须经历这种“舞台机制”的遴选。不管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企业中的员工，或机关里的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业绩考核，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的导师转化为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量化指标。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个体与魔幻舞台的对立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每个参与者彼此分隔，他们既不是“扶老携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杀的竞争者，正如好莱坞大片《饥饿游戏》所呈现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丛林法则。也就是说，个人处在一种去社会化的状态中，惟一可以提供心灵慰藉的就是家庭。这种竞技式的选拔机制、个人成功的价值观以及对家庭伦理的强调，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所需要的文化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成功地营造了个人成功的白日梦，不如说如此直接地再现了个人在社会舞台中的真实境遇。

　　如果说这些竞技类电视节目讲述了一种个人在社会竞争场中奋斗的故事，那么还有一些公益救助类节目把“魔幻舞台”的目标由“个人梦”升华为一种“他者梦”，也就是通过参与者的智力过关或技能比拼来赚取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基金，如今年央视推出《为你而战》《舞出我人生》等节目。这些节目的微妙之处在于这种“我”作为帮助者的主体位置和“你”作为被救助者的客体位置并没有缩小“我和你”的差距，反而依然是一种舞出“我”人生，才能为“你”而战的悲喜剧。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过于单一化的个人成功梦恰好成为这些电视节目最主要的文化想象，值得反思的不是让更多的人通过“魔幻舞台”实现个人梦想，而是我们能否创造新的更具包容性、互助性的人生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