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智性”——孙绍振谈中国散文与散文诗的“历史选择”

　　编者按：

　　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第一届年会日前在湖州举办，孙绍振先生受邀但因故未能出席，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除歉意以外，还有一种失去大发狂论机遇的遗憾。”本报就此采访了孙绍振先生。孙绍振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对于中国当代散文和散文诗缘何在不同的历史际遇中形成了异样的风格与追求以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思考。他认为，当代散文应该是崇尚审智的文体，而非仅仅是抒情的，应从“审美”走向“审智”，与世界文学合流；而中国的散文诗，当务之急，乃是破除散文诗理论和实践以散文的附庸为务的小家子气，理直气壮地发表散文诗之“独立宣言”，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建构中国独特的散文诗学术范畴。

　　问：孙老，您好！近年您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要给散文诗正名，您说要用世界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散文诗，能否具体谈谈您的这个观点？答：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散文诗的文体才是正统文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按我们现行的思维惯性，都以为散文是正统文体，而散文诗是散文的附庸。台湾一位著名诗人、理论家就说过，散文诗，“这是一种非驴非马、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当然后来他的观点也有所改变。这其实就是中国人对散文的不理解，才导致了对散文诗的不理解。

　　散文诗在西方的百科全书里是有正统地位的，相反，在西方的百科全书和文学史里是没有散文这个体裁的。散文的英文叫“prose”，这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而是一种表现方法。基本上不是用韵文来写的，它可以是小说，可以是回忆录，可以是演讲，甚至可以是任何一种文体，都可以用散文的方法来写。所以在西方的百科全书里有heroics，就是史诗，史诗里含有多种韵律的散文，有押韵方式的一种散文，alliterative　prose，还有 non－fictionneilipos——非虚构的散文等，在王佐良教授的《英国散文流变》中，连圣经、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都在其中。总而言之，散文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是非韵的文体都可以用的表现方法。独立的文体叫什么呢？叫随笔，就是“Essay”，这种文体是一种强调智慧的文体，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抒情的、叙事的文体，你去看看权威的培根的散文，蒙田的散文，当代罗兰·巴特等许多西方被我们称为散文的东西，都是非常讲求智慧的随笔。

　　问：那么散文和散文诗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为什么会形成后来这样的特征和地位呢？

　　答：我们中国的传统散文，从孔子、司马迁再到“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我们的“桐城派”，散文都不仅仅是抒情叙事的，抒情叙事的散文，只是散文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小的部分。抒情、叙事的散文成为一种流派的时候，那是到了晚明时期的公安派、竟陵派。后来，在五四时期，提出了反对桐城派，因为桐城派是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受到抨击的，那时候强调个性解放，因而就上溯到了300多年前已经衰败了的这个流派——公安派、竟陵派来作为散文的正统，于是，把散文规范为抒情的和叙事的，这是周作人提倡的。

　　周作人要提倡一种文学性散文，但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现成的文体。这一点和小说、诗歌，是很不相同的。周作人自己在《美文》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后来被我们称为散文的，在他那个时候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的文章。”为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甚至可以还没有成型的文学体裁确立一个规矩(或者规范)，气魄是很大的，也是很冒险的，留下偏颇甚至混乱，也许不可避免。

　　而实际上抒情、叙事的文体在西方百科全书中叫做散文诗，“prosepoem”，波多莱尔、屠格涅夫的作品就是散文诗。所以，如果用世界文学史和古代中国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正规的散文诗，它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它并不是散文的一个附庸。到了现代，中国散文诗的经典，比如说，鲁迅的《野草》，表面上是抒情的，实际上它和《朝花夕拾》是不一样的，里面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哲学，这才是散文诗。

　　所以我认为，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散文和散文诗所走的路，都是非常狭窄的路，讲一些风花雪月、人生小感悟，这是离开了深邃的思想，心灵的宇宙，而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笼子里。

　　问：所以您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散文诗要有自己的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是指什么呢？

　　答：我提出中国的散文诗要有独立宣言，就是要摆脱所谓的抒情、叙事，特别是摆脱仅仅是抒情的，散文诗里面应该有很深邃的哲理、象征，人生的反思，生命的感悟与深刻的自我解剖，它不能够只是一种颂歌、赞美和美化，比如，鲁迅写的散文诗《过客》，是生命的过客，也有充满着战斗精神、孤独而绝望地反抗着的战士形象，是革命者，更是鲁迅本人，有着非常深刻的，甚至很悲观的自我解剖。

　　我认为，应该走鲁迅的散文诗的道路。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就应该和《朝花夕拾》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散文诗的理论现在这方面有一点盲目性，都挤到一个小胡同里去了，应该回到鲁迅的广阔天地中去，你看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所涉及的面都非常广阔。

　　我们现在的散文诗，中心是诗，我觉得这是自我束缚、画地为牢，应该倒过来，诗散文——带着诗性的散文。诗性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今天写的抒情诗的诗，另一个就是在西方的语言里，包括俄国语言里的“诗学”的诗，这个诗，则包括诗歌、小说、电影等等一切文学艺术，这叫诗学。诗学的诗所指的面比较广阔，特别是它的智慧、智性、哲理，人生的自我解剖，生命的感悟和终极关怀等。所以，你像罗兰·巴特写的《埃菲尔铁塔》，没有任何抒情，通篇写的就是“伟大的无用”，非常哲理化。我认为我们散文诗的整个观念是非常狭窄的，需要做一点解放。

　　问：您这样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和诗歌、小说追随世界文学流派的更迭形成对照，散文落伍于诗歌小说的“审智”潮流长达数十年，甚至在新时期还徘徊十年以上，才作出调整，追赶上了从审美到审智的历史潮流。您能谈谈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吗？

　　答：“中国散文和散文诗这两个概念都比较狭窄。我们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散文历史，它不仅仅是公安派、竟陵派中主张的“性灵”，这只是小小的支流，余光中就批评过周作人，把中国的散文传统的正宗仅仅归结为公安派、竟陵派的“三袁”、钟惺、谭元春这样的人，是很狭隘的，他说“认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却忘却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就是指韩愈、苏东坡，那么我也还要加一句，还忘掉了孔子！比如《子路公西华、冉有侍坐》那样的，我认为中国最早的《尚书》就是散文，因为《尚书》许多“首长讲话”，如《盘庚》《多士》与西方早期的散文——演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和对话等散文的源头是一样的。

　　在余光中先生看来，周作人所确定的现代散文规范，其实就是抒情“小品”，而大海似的中国古典散文则是智性的“大品”。其实，就是西方的随笔，不管是蒙田的、还是培根的都不仅仅是小品，而且有相当多的“大品”，罗梭的《瓦尔登湖》，不但是篇幅上，而且在情思和哲理的恢宏，是小家子气的小品所望尘莫及的。

　　周作人把中国的古典现代散文定位为抒情叙事，他在理论上忽略了一点，只讲抒情叙事，忘掉了散文的智性，即智慧的含量，情感离开了智慧很可能变得肤浅。以至于后来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叙事的报告文学代替了散文。上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可以直接参加社会批评，像夏衍的《包身工》等；到了40年代，散文几乎就变成了真正的报告文学；到了50年代，最好的散文差不多都是叙事的，类似报告文学，像魏巍、巴金的朝鲜通讯。但是，散文“没有”了，变成了实用文体，通讯报告的附庸。

　　“百花齐放”提出以后，散文开始解放，散文有了自己的地位，可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杨朔在他的《东风第一枝》的《跋》里提出：把散文都当做诗来写。这个说法一出，迅速风行天下，成为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散文的艺术纲领。要知道诗和散文是两种基本文体，好像人有男人和女人一样，混淆性别造成了混乱。散文刚刚从实用文体里解放出来，又被关进了诗的牢笼。

　　散文应该是智性的，这个智性和西方的随笔所追求的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讲，鲁迅的“杂文”是最标准的散文。可是由于周作人把散文定义为叙事与抒情的文体，鲁迅的散文在当时就不能叫做散文，所以就给它一个名字，叫“杂文”。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杂文”的文体，而且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果从孔子到司马迁，到先秦诸子，再到后来的桐城派，与这样的散文历史联系起来看，鲁迅的“杂文”有那么多的政论、那么多的社会文明批评，干嘛要叫做“杂文”呢？它就是散文嘛！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和很多散文史家的看法有所不同。

　　问：那么今天中国散文的整体状况如何？在“智性”这一点上又呈现了怎样的新态势？

　　答：时至今天，散文是从杨朔模式里出来了，可是散文诗却还有很多人在“杨朔模式”里没有“跑出来”。但是后来“跑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的作品可能受到过很多争议，但是他对散文做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那就是，把智慧和对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又写到散文中去了，而不仅仅是抒情。原来散文被周作人搞成明人小品，所以散文也是小品文，这个思想境界就比较小，将散文的智性和抒情再次结合起来的这个人，就是余秋雨。

　　原本中国的散文是“大品”，原本中国的散文思想是非常是宏大的、庞大的，但是五四时期变成了“小品”，周作人，他强调个性解放，将散文从“载道”的文体中解放出来，但是他把散文又关进了抒情叙事的笼子里，余秋雨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散文的大品地位，我觉得他的最高代表作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写热河避暑山庄和颐和园，通过这两处皇家园林写出了清朝300年的历史和文化人格的强悍和衰退，这么宏大的气魄，所以他对散文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尽管为数不少的人，对他的人和文是有质疑的，但是历史过去后，人们会很公平地评价他对散文的贡献。当然，余秋雨没有完全废除抒情，他不过是把智慧和激情结合了起来。如果从西方的随笔追求智慧这一点来看，也有人批评余秋雨“滥情”，也就是抒情过度，那么完全把“滥情”这样一个倾向“挤干净”的，就是另外的一个散文家——南帆。南帆的散文非常冷静，一点也不抒情，后来他的《辛亥年的枪声》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他不但恢复了，而且拓展了散文的“智性”、思想和对历史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中国的散文和西方的随笔在“智性”这一点上合流了。在这样的时刻，我看到还有不少散文诗还满足于抒情叙事，还缺乏生命的哲学思考终极关怀，还停留在天真烂漫的美化和诗化的层次，以为散文诗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这使我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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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先生，1936年出生，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之初，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轰动和争议，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孙绍振在学术上有独创的系统性，在散文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审美、审丑、审智”的散文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