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达诺 有时候没必要百分百诚实

　　保罗·乔尔达诺，生于1982年，粒子物理学博士。《质数的孤独》是他的处女作，一经出版，就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他的最新小说《人体》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图为保罗·乔尔达诺(中)在上海书展活动中。

　　如果不当作家，乔尔达诺应该还有很多谋生的手段。首先，他很帅，发型和小贝一样，而且他们都有双迷人的眼睛。其次，他是个粒子物理学博士，初试牛刀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让他的热度燃烧到了中国。在处女作出版的两年后，他带着新小说《人体》的中文版又来到了中国，这一次他完全不谈科学，只谈战争和人性。

　　谈新书：战争只是借口，真正想谈的是人性

　　新京报：是什么促使你去了阿富汗战场？

　　乔尔达诺：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想要去看看战争对那里以及在那里的人有什么改变。我想去找寻战争10年间被遗忘的东西，去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

　　新京报：你发现了这些被遗忘的东西吗？

　　乔尔达诺：我到那里和士兵们接触之后，一切给我的感受都非常强烈。这些感受无法那么容易地被写进小说里。我发现这本书可以写成很多的形式，比如像是纪录片，只是去展示那里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我不想这样，在这本书里，战争只是一个借口，我想到通过其谈论的是其他东西。

　　新京报：所以什么是你真正希望谈论的？

　　乔尔达诺：这些士兵和我是同龄人，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希望看到的是人性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抱着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只是目视前方，他可能并不在意她。我想表达的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往前走，可能方向是我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

　　新京报：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对你来说困难吗？

　　乔尔达诺：我前后共去了阿富汗两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完成了一半，对我来说有些像回去看朋友。我和这些士兵24小时在一起，最初很恐慌。我第一次去之前的几个星期，基地里刚有4个人去世了。这些年轻人很伤痛，而我很自然变成他们倾诉的对象。我觉得写这本书，其实就是让故事自己运转起来的过程，我只是加了些机油进去，然后它就自己转起来了。

　　新京报：你在《人体》里，采取的是多个人物以各自视角叙述整个故事，这样的结构选择有什么目的吗？

　　乔尔达诺：每个早晨，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些角色就像是我的朋友们，和我有着很多相似的东西，这让我感到喜悦，这是这么写的原因之一。另外，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其实你没办法去简单归类，你没办法简单认为某件事的发生是谁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小的改变、决定，可能就影响了整个事件。

　　谈文学：美国文学现在遇到了瓶颈

　　新京报：记得你说过，这个世界很多地方被英美文学“袭击”？

　　乔尔达诺：是的，这是很确定的事情，而且持续了很多年，我自己也深受美国小说的影响。但我觉得这个情形现在有了变化，接下来几年，我觉得会有一些非英美国家的文学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文学现在遇到了瓶颈，很多作品用重复的套路，这很危险，意味着你失去了文学中很多的可能性，我的计划是尝试离开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个国家永远是文学共和国的国王，应该是大家相互促进和竞争。

　　新京报：英美文学的优势，翻译会是重要原因吗？

　　乔尔达诺：是原因之一，大家都会去翻译英文作品，但是可能意大利这样的小语种的机会会少一些。而且很奇怪，我可以知道英文版到底翻译得怎么样，但是中文版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有人告诉我这是很好的翻译，我只能选择相信。

　　谈成名：得去一些你不属于的世界

　　新京报：你说太年轻成名会带给你太大压力，写作不是选秀，不是越年轻越好？

　　乔尔达诺：成名当然带给你很多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怎么处理曝光率。我确实不喜欢在公众、媒体面前曝光，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自然。但我必须得站在公众面前分享自己的观点，甚至谈论一些我根本就不了解的话题，当这样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现在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没有必要百分百地诚实，尤其是当你要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得跟自己说，就这样去吧，去一些你不属于的世界。

　　新京报：所以你现在学会了接受这样的状态？

　　乔尔达诺：作为一个作家，我相信大部分纯粹的作家其实都没那么愿意接受那么多的采访，大量的演讲，但是你还是得为图书宣传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得在写作和秀场之间找平衡。现在我确实能比较好地去接受这些。但是我会阻止自己走得太远，比如我尽量不要去上电视。

　　新京报：你要不断找平衡。

　　乔尔达诺：是啊，每一天都是这样，如果这一天我做了太多外事活动的话，我就会觉得内疚。但是在书桌前坐久了，我也会劝自己出去逛逛，告诉自己是时候出去见见人了。但这是非常有限的，你得知道自己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对年轻人来说，抵制住诱惑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特派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