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养、文学教育与高校人才培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访谈

　　沈一帆：随着现代大学科系划分而形成的文学疆界，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文学内在的这种历史性和模糊性如何影响了其与现代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景海峰：的确，现代思想史研究已向我们揭示，任何观念都是历史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文学与人文的关系，与其自身的历史密切相关。中西传统 中，“litera-”与“文”都是基于语言，而所谓“literature”和“文学”最早都泛指一切借助语言而建立的人文表达形式，甚至指代文化和书 本知识。而为现代人所熟悉的以“诗歌、戏剧、小说”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不过才200多年的历史。文学现代意义的兴起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比如印刷文化的流 行、现代民族国家及俗语文学的建构，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分化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逐渐承担起两种不同的功能。其一是作为 一种知识形态的“真理”形式，它要求专业研究者掌握一套如何辨别文本语言风格、组织结构、审美特征的复杂本领，从而将文学从演讲、布道、历史书写和哲学思 辨等其他语言及修辞形式中分离出来，这就构成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之文学系科的主要目标。其二，则是担当起培育现代公民的“教育”职责，比如梁启超在晚清提出 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就寄寓了“新民”的理想，小说被认为有“移风易俗”的奇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和美国现代体制建立的阶 段，《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了南北内战的导火索，而“文革”后的“伤痕小说”、“寻根小说”也构成了时代反思和文化批判的重要方式。所以文学在大学人文教育 中的作用和一般的学科还是不太一样的，通过文学的传递，人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对价值观的理解和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对理想的追寻等，都会转化为一个相当具体 和形象化的感知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文学在公民教育的层面，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培育和陶冶，可以说意义非凡。

　　但是，这几十年来社会的变化非常大，在今天的超快节奏和急速发展中，人们表达自我和理解现实的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多元化，文学的上述功能正在减弱 甚至消解，特别是传统文学赖以生存的印刷技术受到了新媒介的挑战，互联网开始部分地替代书籍和报刊杂志，成为启蒙和公民教育的主要场域。后意识形态时代的 来临，随着社会的常态化，文学逐渐回归本位，向学院化的专业研究收缩，原来扮演的政治和教育功能难以维系，一般人不再把文学视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启蒙对 文学的期待也逐渐消减，文学创作与教育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小部分精英以学院为平台，坚守着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真理意义；而普罗大众的文学则受到商业资本和 大众文化的侵袭，快速地向“娱乐至死”的危险通道滑行。

　　沈一帆：新媒介对大学传统人文教育的巨大挑战，的确是当今学院教研人员面临的一大困局，具体到大学课堂，您觉得这种冲击表现在哪里？

　　景海峰：新媒介的影响非常大，对人文教育的冲击力与破坏力也很大。实际上现在人文教育背后强劲的消解力量就是大众媒体。如果说原来的人文教育有 一个古典传统，有一些理想和固定的模式在起作用，那么大众媒介则是在商业资本的背景底下成长起来的，它几乎只按照市场逻辑和大众口味运作，虽然其中也会有 一些交流影响或媒体良知的存在，但这中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却是与市场需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很多快餐式的低俗文化势必比高雅文化的力量要强大得多，这在 市场占有率上就清晰地表现出来。因此在当代，文学及其代表的人文知识与新媒体及其代表的市场逻辑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现在很多媒介手段介入到学院的专业教育中，在路径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过去文学教育要求学生读作品，现在则经常借助文本改编而成的影像资料和网 络化资源，有时甚至必须采用这种图像格式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而在这种机械复制的方式下，人文知识只会变得越来越平面和单调。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传统的学 院式人文教育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然而从文学自身的历史来看，文学的处境可能又没有历史和哲学那么糟。传统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和历史是贵族的专利、高雅的技艺，在古希腊的“七 艺”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只有修辞学而没有“文学”一说。而中国的“诗三百”和“乐府”则大部来自民间，小说则与稗官野史并列，只需从传奇、志怪、话 本这样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文学血统的端倪，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迎合了刚刚兴起的市民文化的趣味。从知识起源和文化权力来看，这种 民间姿态和传统，恰恰是自五四以来，文学在现代中国社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效用和力量的源泉所在，这也使得文学在这个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保有一种特别的优 势。在文字所创造的想象空间里，文学对现实能做出迅速的反映，利用戏剧性的矛盾和陌生化的效果推进和引领价值问题的探讨，因此，文学仍是社会大众乃至学院 派了解和体味现实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在经过现代学科建设的积淀之后，文学建立起来的经典系统，在传统的写作和阅读的方式下，有一个较为稳固的共识，并逐步呈现出精英化的趋向，这在 文学史上是一种必然的规律。而在新的文化形态和媒介背景下，这套稳固的系统受到挑战，我们会看到学生读大部头的动力越来越小。从哲学的立场看，这是一个价 值理念的问题，人类文明延续的每个时段中，都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每个经典作家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楷模或典范，是因为不管是他们的历史书写还是文字表达， 都凝聚了时代价值最为丰厚的信息。而在网络时代，如何重新梳理我们过去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理解，如何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践，是文学教育者所面临的新课题， 比如原来过于繁重和堆积下的重复内容可能需要“瘦身”，又比如对既定价值的重新反省和选择以及再经典化的过程中，还必须适当地接纳体现当下价值与文化的新 经典等。

　　另一方面，当前文学“生产”鱼龙混杂的局面和价值表达的多元化，也使得文学阅读本身成为一种困难。过去的文学创作有清晰的界限，包括传达的情感 价值和表现的手段都有基本的共识，因而按照过去对文学的期待，阅读应该是一种精神愉悦的活动，至少它不是一种低俗的消遣，而是一种精神想象和体悟的触发。 而当今市场提供的文学“产品”，不仅形式多样，价值传递也呈现出混杂的局面。尤其是近年来，选择什么已成为一种负担，学生不知道要读什么。如果说阅读只出 于一种无目的，甚至是本能，只是消遣、娱乐，或是短暂的痛快，有可能获得的是非常低俗、纯感官刺激、物欲流淌的经验，这种文学的价值与过去相距太远，也使 得一部分有追求的学生甚至认为读小说是一件低俗的事。

　　沈一帆：这也是一线教师最明显的感受，随着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正在死亡，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年轻教师大批离开纯文学研究，转向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等社会科学倾向明显的交叉学科。您认为这将对文学和人文教育带来哪些挑战？

　　景海峰：其实，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内部结构本身就很复杂，文献和语言是一块，文学作品的历史叙述是一块，创作规律的总结和文学解读的理论表达 又是一块，一些注重技能训练的学院，还要加上实用性的写作和修辞训练等。而语言和文学这两大块在文学教育中应该如何取舍，本身就是素质教育中争论已久的问 题。如今，人文学科之间的要素也在加速流动，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使得学科界限日渐模糊化，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趋于消失。 跨界研究成为普遍的现象，文、史、哲发生学科位移。哲学研究慢慢向思想史拓展，出现一个显著的历史学化过程，即要求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要尽量地深入到历史 的现场中去，在具体性、事例，乃至变化的戏剧性中来展现真理。历史研究则不再局限于史料和史观，而是越来越重视写作过程中的表达和叙述问题，比如纪实性的 口述史和重视情节性的新文化史，都表现出显著的文学化倾向，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大受欢迎。做文学的则不断向哲学靠近，比如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就在文学 系、特别是比较文学专业大放异彩，这种后学理论在一些比较固守传统的哲学系甚至还遭到排斥，并不受欢迎，而做文学的却趋之若鹜。这种学科间的动荡和位移， 通过全球学术的交流互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教育所依赖的专业资源，它对文学和人文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文学科所固守的原有疆界很难再持续下去，文 学教育必须对生活方式、时代观念、传播手段、社会结构的变化做出回应，这就带来了原有知识形态和学科体系的大变动，也出现了某种价值的混乱。

　　沈一帆：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当代社会所认同的人文素养是否还存在某些核心价值，文学和人文教育的目标又应该是什么？

　　景海峰：人文素养是很难用一个量化标准来衡量的，其状态也无法清晰描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君子”，那是一种生活情景化和实践化的东西，不是 几个行为或举止就能断定，它是人的修养、情志、心理健康、待人接物的礼节等全方位的呈现，小到人的基本教养、谈吐、举止，大到人的价值观、高远理想、道德 情操。而这种生命的状态又是潜移默化、不经意的，这正是人文素养与技术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技术性的教育是立竿见影的，比较容易量化，也比较容易衡量出它的 效果。而人文素养，除了一些常识性的，可以按标准化模式来传授、背诵、记忆的内容之外，更多则来自日常的积累和经验性的生命体验，它需要在具体的场景中、 在生活的阅历中去升华，再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才能形成一种共识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则会起到长久引导的作用。

　　因此，我觉得文学和人文教育在当代最重要的作用，正在于通过具体呈现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珍贵价值，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宽广的视野。在功利化弥漫 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往往目光短浅，只能从眼前的利益来计量和感知这个世界和时代、体味人间的冷暖。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绝非眼前的得失能够尽括，而是有一 个漫长的历程，有各种经验和教训，哪些是具有永恒价值、值得生命个体去接受、体味和珍惜的，哪些又是短暂的、如过眼云烟，只是具有蒙蔽性、乱花迷人眼，这 就要求我们从利益化的个体狭小空间过渡到更大的文明积累的宏观视野中去了解和看待。而打破个体认知的封闭性，将世界的丰富性呈现出来，正是当代人文教育责 无旁贷的职责。当然，人文的塑造不是法律意义上对公民的强制性要求，也不是宗教式的清规戒律，而是逐渐的弥散化和持续浸润的状态，是一种熏陶，是一个软性 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然而，文学和人文教育重视传统与历史积累的理想，实际是与当下市场运作的逻辑和走向相悖的，这就出现了人才培养的两难局面。现在高等学校文学系 的大部分毕业生还是面临着日渐紧迫的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如果要培养上手快、适应力强、受社会欢迎的学生，就必须强调实用性技能在文学教育中的比重，如写 作、创意、策划等课程，这就意味着放弃某些人文价值并做出妥协。这种妥协与现代大学追求真理和公民启蒙的内在气质以及文学的厚重感是相互冲突的，大学还是 应该有它的气质，毕竟与公司、企业不一样。

　　沈一帆：这就涉及到当代文学教育该如何面对它的受众——学生——的问题。作为教育者该如何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建立不同的培养路径？比如我们现在都深切体会到的精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矛盾，学院中的精英学生该如何“喂饱”，普通学生又该如何“通识”？

　　景海峰：这又是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尤其扩招以后，生源良莠不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发现各大高校现在都在做类似的尝试，一方面是面对精英的各种实验班，另一方面则是通识课程的扩容和翻新。

　　文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在教育质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很多优秀学生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和提升。实际上，一个大学中作为精英的少部分学生是很 重要的，它是一个学校办学水平和自我提升的重要体现和力量，对人文教育来说，精英的培养尤显珍贵。如何建立特殊的关注和培养方式，是各种实验教学推进的基 本目标。现在看来，对抗现代学科的生硬切割而走向综合、打通中西，是目前精英教育的主要方向。深圳大学从去年开始招生的国学班，就是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一次 精英化尝试。比如我们更强调经典和文本细读在人文素养培育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课程设置以原典为主；又比如强调“国艺”的训练，引入课堂教学之外的大量实 践活动，将“琴棋书画”的审美化生活方式和对文化遗迹的考察作为书本知识外的重要补充；另外就是师徒式的教学模式，因为高校扩招后，师生比严重失调，教师 和学生的对话非常有限，现在则要求教师与学生展开个别的面对面、常态化的交流。

　　当然，如果仅将精英隔离出来作为保护和培养的对象，这只能兼顾少部分人的期待，而距离大部分学生的需求还有差距，所以这几年“通识教育”改革的 呼声非常高，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改。“大学语文”也许是大学文学教育中最早的“通识课程”，当时是为了改善高考恢复后学生文学素养普遍较低的局面而 设。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很多学校对这门课程进行了调整，深大当时就用“文史哲通论”代替了理科生的“大学语文”，文科生则代之以“科 学史纲要”，虽然针对性较强，但与“大学语文”一样，仍是一种普遍撒网式的素质教育，内容比较单一。后来随着学分制的推广，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以“公选 课”的形式，给其他专业的学生提供更为多样和丰富的人文课程，但由于缺少一种合理的“板块”设置，课程的开设和学生的选择都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重复性，效果 自然也难以令人满意。另一个突出的矛盾是，“通识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专业主干课程，然后才会把余力放在全校公选课上，而选修课程的学生也 必须先保证自己的专业课，如果课程开的过于系统和艰深，就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人文通识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就有日渐边缘化，甚至沦为 “剩饭”的危险。因此，在公共课、外语课、专业课一个都不能少的学分组合博弈中，如果还按照原有的公选课模式，实在无法很好地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人文通识 课程也很难突围。

　　沈一帆：针对大学人文教育中的这些问题，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案值得借鉴？

　　景海峰：其实大陆人文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也同样存在于港台的高等院校中。台湾传统的“国文系”，由于受到晚清民初老一辈学者治学的影响， 遗风犹在，重视中国古典传统，强调文献基础、小学的功夫，学问扎实、功底深厚，对较为传统的中文学人来说，看家本领、重头戏都在这些方面。然而这也是10 多年前的情况了，今天台湾的国文系也在经历一个西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古典韵味逐渐淡化，西方的文论、现代文学和写作技能的分量越来越重。香港的情况则比较 复杂，港大、理工大等受英美式教育影响很深的学校，在管理体制和对学科的理解上很西化，与华语地区的差距很大，比如理工大学是西式的“语言学”一枝独秀、 城市大学则尤重翻译。相比之下，中文大学受台湾影响很深，早期建校时的重要学者都从台湾来，其书院式的管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都有老一代知识分子理想主义 的痕迹，但30年后来看，恍如隔世。其实，当年香港知识分子满怀人文理想的时代，正是大陆革命话语盛行的红色年代，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喷涌，如今看 来，“人文”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话语虽然不同，但今天却都处在一种衰落和退潮的状态，不能不感叹市场和商业资本力量强大的冲击力。

　　如果要说当下台湾和香港在人文和文学教育方面的成功之处，仍在于其对精英理念和学术底线的堡垒式坚守，他们的学术刊物、学报的厚重感仍在，一些 重要的学术机构，如高研院、研究所等，仍能维持较高层次的学术眼界和研究项目的水准，而对泛俗化的教学体制，相对有一个自我的超脱和隔离。这正是以市场化 为导向的学术机制很难操作的，而这则成为港台文学系科维系和补救人文教育的根本途径。

　　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高校则在“通识教育”方面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经验。首先，他们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人文课程板块。像哈佛大学面 向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下设6大板块，以人文为主体，也包含了社会科学和自然史方面的内容，花色品种十分多样丰富，这种通识教育的理念直接影响了课程 体系的设计和定位，他们是将人文素养视为整个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因而一进校门先进行通识性的训练，然后才进入到专业的培养中。其次，十分重视 “通识课程”的学术性和前沿性，开课质量很高。哈佛的核心课程，都是由大牌教授来主讲的，前沿研究的话题可以进入通识课堂，刚开始学生可能对大的背景没有 多少了解，但却可以一头扎进很细的研究话题或做文本精读，通过一个点逐渐地扩大到面，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一种学术研究的气氛和操作的方法。而我们现在的文学 课程则刚好反过来，一般是由面逐渐聚焦到点，因此始终飘浮在表面很难深入。有的课程甚至刻意模仿社会上没有“学术尺度”的大众培训模式和流行的媒体式言 论，失去了大学应有的底线和姿态，使“通识教育”走向另一个极端。再次，在机构设置上，美国很多高校都设有校级层面的核心课程委员会，往往由十几个不同领 域的教授组成，专门策划和研究课程的设置和安排，就每个板块中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它的覆盖面、还有不同年级学生的要求等，不断地进行调整，这就相当于一 个咨询性、指导性和决策性的机构，有利于探索学分体系和跨系管理的设计以及如何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潜力。而在中国的大学，教务部门这样的管理机关在课程设 置方面有很大的主导权，其对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把握有限，对整个人文的理解和对课程之间的配合，都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来操作的，而不是根据学术的眼光来规 划，因此，我们现在的人文教育仍处在一个无序的、各行其是的状态，既不成系统，也不成气候。

　　当然，我也想强调，在人文教育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学校还得从自身的条件出发，不能盲目照搬，按一个模式来操作，否则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只 有发挥文学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并对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并建立起制度层面的保障，才能更好地推进大学人文教育的实践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