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为什么消失？

　　作家张炜与《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朱又可持续进行了“一次漫长的采访”，采访涉及历史、文学、时代、革命、道德、宗教、人性、婚恋、家族、土地、时间、写作秘密等话题，近日由东方出版社集结成书 《行者的迷宫》。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的文学自传，是一个精神与思想的复合文本，也是一个人孤独穿越之后对20年地理和文化时空的一次耐心的检索。本版摘录书中谈及文学批评的精彩片段。

　　朱又可：过去的作家会放在一个批评的传统中，当然有时是大捧，有时是“样板”吹捧，但究竟是棒喝的多，下禁令的多。现在年轻的网络作家每人都有一个粉丝群，不容批评，越是畅销者越是如此。这是和市场利益有关。你怎样看待新一代人和批评的关系？

　　张炜：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作非常好，现在也有二十八九岁了。他在十几岁就表现出很高的写作能力，但是现在发表作品都很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个体，无论是文学的态度、方向，都让人看到希望。可是他反而不成，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平时阅读经典作品较多，所以不知道很多年轻作家的名字。但人有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一方面我们不一定真的给予这种自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没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给他这种自由也难以运用。随着教育的扩大，网络及各种媒体的增多，所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自由得以实现。我们书写的世界变得眼花缭乱，空前复杂，13亿人口隐藏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创造力，某一部分人引起了更多的注意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一切都要等待检验和判断，包括群体的盲目，在这个过程里会得到解决。

　　我觉得还是好好地读一些老书比较好，这样可以使自己安静。当代的书我读得不是很多，但我认识的人，或是一些让人感觉很有责任感的书，我要去读一读。当代非文学类的书读得也很多。对一些匆促出现的作品，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精力越来越不济，阅读时可能稍微粗一点——有的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回避都来不及，当然不能接近。这样说不是否定年轻一代。1975年我发表作品时年纪也很小，如果完全否定了30岁以前的所有作品，说它们都是那么幼稚，这也不是事实，起码对我个人来说不是这样的。我的一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很可能就是在30岁之前交出来的，后来的作品开始趋向于成熟和复杂，却失去了青春时期的那种单纯性和爆发力。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世俗层面的那种感谢还是必要的。《古船》 出版的时候到一个大学去演讲，读者把我举起来，作为一个物件在空中手手传递，以表达那种欣喜之情。我当然很感谢他们，可是也有不安，只有他们把我放到地上时，我才大喘了一口气。《古船》签字售书时排起了长队，最后拥挤到把摆书用的铁案子都挤变了形。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群体冲动。这个群体的冲动为什么没有持续下来？同样的作品还在那儿，为什么当年的拥挤不见了？令人深长思之。当然，《古船》和《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持续长销了二三十年，现在仍然有这么多的读者，也让人很欣慰。

　　有一次参观上海闵行玩具厂，正遇到一批玩具小汽车往外运，一大集装箱里面不知要装多少小汽车。那些小汽车很漂亮，模仿了世界上所有的车种，非常逼真。小的像火柴盒一样，大的也不过拳头大，非常灵活。如果说这个车拉了几十万辆销售出去了，从数量上看也是真的——都是汽车，只是它没有内在的怦怦跳动的、燃烧的发动机。看起来它跟真的有内在发动机的汽车，价值没法比。一辆真的能够燃烧、心脏怦怦跳动的汽车，等于多少玩具小汽车的价值。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有时候对待文学作品的市场，也要回到这个思路上去。

　　人和书要远行，在生活中真正地远行，就要有远大的决心和力量。刚才比喻的是汽车，那么玩具汽车自有益处，但却不是成年人所需要的。成年人对玩具汽车羡慕得不得了，那不好。这种比喻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为了说明问题。玩具汽车的另一个对应物，就是那些负载持久的火车，特别是过去的蒸汽火车，载重量特别大，可以跑很远的路——它出站的时候发出很沉闷的扑通扑通的声音，冒着白烟，鸣着嘶哑的笛音，启动时是很慢的，比人的跑动还慢。但是一旦它在原野上奔驰起来，穿山过隧，驰骋起来，载物多多，燃烧剧烈，动力强大，可以穿越欧亚大陆。要比灵活，玩具小汽车只用手指一碰，就可以像箭一样射出去，但是怎么可以和负重远行的火车相比？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朱又可：过去的文学有批评家在批评，尽管也有政治的批评；现在批评家基本上是一个失语的状态。

　　张炜：现在的批评跟文学的关系，非常正常，这个“正常”是指对应着整个的生存状态。没有比这个时期的人再能够趋利避害的了。这是一个商业时代，人的一切领域都受这种重商时代的影响和塑造，人对道德伦理要能够迁就，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普遍的风气。就像当年，我们随处都讲阶级斗争，说说笑笑里面还有阶级斗争，现在则是随处不在的灵活性、机灵和精明。这时候不需要智慧和人格力量，相反后者会给个人生活添上诸多麻烦、让人背运。谁不害怕痛苦？谁不害怕背运？于是那些最起码的文学的良知、炽热的激情，都随着现实利害蒸发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强有力的直话直说者，勇于说出自己的感悟和良知，有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在很多变异了的耳朵听来，还是粗糙尖利，甚至是沙哑可笑的一种怪声。最正常的声音被当作怪声来处理，在一片不以为然的嘲笑中被淹没——这种批评的声音不是没有，我们现在有，以后还会有，但是命运如何？但愿这样的声音与优秀的作品相伴而行，未必就一定不能创造历史。关键是一个人认准了一条路就可以走下去，沉默地走下去，喧哗地走下去——如果改变方向就要有理由，有逻辑的曲线，不能是随意转向；凡表现出极其灵活的身段者，都是大可怀疑的人。

　　朱又可：教授们害怕被批评的对象影响力大，在网络上被反骂。批评家常常认为还是不谈为好。按说他们可以指出作品究竟怎么样。

　　张炜：任何时期，有一些批评家都会恪守最高的原则，当然这个最高的原则会因时代而不同。我们对一部作品可以不谈，但不能把糟糕的作品说成好的作品。用沉默的姿态来表示拒绝，过去的时代是不可以的，现在却连这个都做不到了。现在人们早就注意到了，也给予理解，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一些的确优秀的作品，偏偏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反而遭到了相当集中的误解，比如贬斥；而对一眼即可判定的垃圾，却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崇。难道是有一部分人对文学的标准，进步到了我们的常识所不能理解的那种高度？这里会有一个极其怪异的标准和尺度？难道我们大家都是一些粗陋笨重的动物，突然来到了一个孙悟空主持的世界了，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都跟不上了？看来还是大可怀疑——是这个时代出现了进化惊人的、拥有巨大能量和奇异的动物，还是这个时代出了什么大问题？

　　朱又可：批评家认为自己是学者，那学者好像就可以避免对作品做出判断。

　　张炜：哪一种学者？如果是一个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人，这个专业的螺壳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是一个研究古典的，或研究其他学问的这样一个学者，他有那么一个专业的螺壳，可以避免这个风险，可以躲到这个螺壳里。可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没有这个螺壳，他往哪里躲藏？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疑惑和不解。但是说实话，大量的当代批评家，他们还是犀利和敏锐的，对作品的洞察力，思维的包容性细密性，思辨的能力，都让人感到惊讶。有时候文坛上缺乏振奋的、能够足以把沉睡的某一部分人唤醒的声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环境搅成的一团浓雾造成的，是这些东西让智者昏聩，醒者窒息。这种浑浊的聚拢，一旦把一个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击中的时候，就足以致人死命或者造成难以复元的内伤。所以有时想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时代，人在生活中的各种痛苦都来了，恒理没有了，一句话：没有底线。一个儿童溺水被人救起，那个搭救者还要受到很多的非议，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时期，做事情不是需要十倍的勇敢和果决吗？总是瞻前顾后，那怎么走？写作更是如此，写作是一个人面对无数潜在的人，那种挑剔和回应将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没有勇气，干脆就不要写作了，要写作就要发言，还想做一个老好人，有时候是十分尴尬的。怕得罪人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作家和批评家，这一部分人就是不停地得罪人，不停地战胜自己的平庸，而战胜平庸的过程就是得罪人的过程——同样是团结人的过程——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鸣者，他们会保护作者，会赞赏他让他高兴，让他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可是作者也常常茫然：这些保护的声音在哪里？有时候他常常会发出这种悲凉的询问。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演出悲剧就是喜剧，只要他不那么平庸。

　　朱又可：现在人人都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小自留地，希望粉丝多、点击率高，害怕“说错话”，遭到别人的讥论。

　　张炜：据说，网上有我的博客，我也打不开，是别人做的。他们说我有好几个博客。我没有做过，也不懂这个，平常也不上网。电脑对我来说就是用来购物或传输邮件的。像电脑网络这种科技，当它还没有变成一个陈旧的事物和习惯的事物之前，我不会太依赖它。

　　朱又可：刚才说到玩具小汽车，那么《你在高原》好比一列超长的火车，你是不是对它开动起来一路发出巨大的声音有所期待？

　　张炜：一部很长的书，声音集中，穿透力或许强烈一些。客观效果是否如此且不管，但作者书写39卷肯定不是为了这样的效果，而是表达的需要。原来试着出过其中的几本，后来才发现有问题——这几本和将要完成的其余部分，必然会构成各个方面的一些矛盾，在日后的衔接中就会破绽百出。这立刻引起了警惕。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去重新创造、修理，要有无数次的细细打磨。原来那几部单行本的出版，经历了四五年还可以，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现实世界和作者的主观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不得不做出大量的调整和改写。一般来说“大河小说”还是需要一次性地推出。至于它对读书界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力，造成的客观效果，则不可以考虑。

　　这是一场复杂而漫长的写作，需要写作者更深沉一点，更无功利性一点。它至少要化为一种日常的劳作状态，是一种积少成多、有韧性同时也有常性的工作。这个工作因为耗时耗力，还有深入的浩大繁复的思索，所以就更有可能是借助时间之力的——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有了力量才能聚焦，这种聚焦的能力是要求很高的，因为长时间的写作会使人的心力涣散，涣散了以后这个书就没有力道了。经过了持久缓慢的时间还能够聚焦，最后形成了一个焦点，用来穿透和烧灼，这是最难的事情。

　　(《行者的迷宫》张炜、朱又可/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