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亦说“送礼收礼”

　　“送礼收礼”之风，何以难刹？因为由来已久矣。

　　读报看到一个材料，说清代有许多“陋规”，官员灰色收入不少，那时流行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康熙时，一位叫白潢的江西巡抚向皇帝汇报过自己一年收到的“陋规”，他列举了五项：一是“节礼”，每年大约5000两；二是漕规礼，每年4000两；三是关规礼，每年2400两；四是盐规礼，每年10000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8000两。白潢是个清官，别人不太敢向他送礼，尚且收到这名目繁杂的“陋规”，其他贪心的官员每年可以得多少“陋规”，则可想而知。

　　你看，在封建社会当官，哪怕当个“清官”，亦能拿这么多礼，难怪对于当官有的人总是绞尽脑汁且趋之若鹜了。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当官即意味着手中有权，有权就可以帮人办事，而帮人行了方便，那当然是要有回报的。帮得越多，意味着回报越多。而更让一部分送礼人明白的是，今天我是送礼人，送的时间长久了，送的礼物丰厚了，双方必因“礼”生情、因“礼”而“熟”，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得到提拔。一经提拔，我就能如期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昔日的送礼人而为今天的收礼人。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礼尚往来乃是我国的国粹，弃掷不得；或许，因为如今对于不送礼不收礼的制度规定不甚具体明确，以致与社会风俗性的送礼收礼混杂一体，难分彼此；或许，是因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好办事”现象的“启示”，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送礼收礼之恶习已积重难返。

　　2013年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出庭受审，从其庭审情况看，他一边对丁羽心送上门来的钱物、送上怀抱的女人以为“多多益善”，绝不推却，进而帮助她把企业做大做强，一边从1986年在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上始，至2011年从铁道部长之位落马，涉嫌因“卖官”受贿1178.65万元，买官者名单覆盖六名铁路官员。连续“进贡”多年后，这些官员得以在铁路系统内部数次升迁，执掌重要的机构和部门。如此送礼收礼，送礼收礼若此，怎不是以出卖人的灵魂，出卖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

　　“礼尚往来”，固然是我国的传统，但终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来而不往非礼也”固然是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但另一方面，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它又极可能成为行贿、受贿者的“挡箭牌”。殊不知，作为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礼尚往来”其最核心的价值其最高境界不是别的，而是“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敬重。两人常有往来，互赠礼物，互祝康吉。每隔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看看国母。”宋庆龄对毛泽东也很敬重，她知道毛泽东平时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便特制了一个又大又软的靠枕送给毛泽东。1957年冬，毛泽东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复信致谢。朋友、同志间适度赠礼，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也不例外，但他有着严格的原则和尺度，尤其是以个人名义送的礼物，皆从他的稿费中开支。毛泽东和宋庆龄之间互赠礼物的细节，颇耐人寻味：送礼，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说不是为了相互利用，纯粹是出于一份真诚的难能可贵的友谊。而无论是毛泽东送的“山东大白菜”抑或宋庆龄送的“靠枕”，从物质价值看，自很低很低，但情义和精神的价值却是很重很重，事实上，他们并不会因为其物质价值低而拒之门外；送礼决不因为权重而礼重，以至相互搞攀比，将送礼飙升为一种奢侈浪费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送礼”，送出的既是一泓浓烈的感情，也是一袭素淡的优雅，更是一种高洁的品位。

　　是呵，送礼收礼成风，大大有违建立文明国家之祖训，与公平公正的现代社会之诉求背道而驰，与反腐败相抵牾。若视而不见、任其泛滥，必有亡党亡国之虞。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面对纪念馆展板上书写的“六条规定”，逐条进行了对照检查。习近平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制止和杜绝送礼收礼，一方面靠制度，靠监督，靠管理，靠教育，另一方面更要靠领导干部自律。“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要想别人不送礼，首先自己不收礼。如此，刹住送礼收礼之风，才翘首可盼、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