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 不能仅满足于批判权势”

　　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

　　昨在京与作家莫言对话———

　　“83岁的叙利亚籍诗人阿多尼斯被世界诗坛誉为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也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昨天他来到北京，与作家莫言等展开对话。”

　　昨天，叙利亚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阿多尼斯来到北京，出席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从伤口长出翅膀’：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阿多尼斯与莫言及中国作家在京对谈”活动。莫言说，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不应该总是把目光盯着权势者，那样的话就把自己看得太小了，他还引用了一句阿多尼斯的诗句“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来表达诗人创造的艺术形象超越了政治、国界以及阶级。阿多尼斯对此深表赞同，“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批判权势，还应该对整个社会和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莫言还带上了阿多尼斯的著作请他签名，阿多尼斯郑重写下，“致莫言：为自由为创作的伟大朋友。”

　　阿多尼斯：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

　　而不是传达使命

　　83岁的叙利亚籍诗人阿多尼斯被世界诗坛誉为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也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阿多尼斯1930年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1956年移居黎巴嫩，开始文学生涯。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他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都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响。

　　阿多尼斯说，自己不想多谈理论层面的东西，而是个人的一些体验，因为“诗是个人的体验照亮的，而不是相反”。他说，自己出生在叙利亚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人都是农民，因为小时候家乡周围没有学校，所以他从小跟父亲学习文化。“小时候我对电话、电器、电视机、车，对这些都不知道。”由于一个历史偶然的原因，他进入了在家乡附近的法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但是很快，1944年叙利亚独立以后，这所法国人办的学校就关闭了。“我在这个学校里面只读了一年多的书。因为我的学业，因为政治原因，学习一年多就中断了，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对社会批判的态度，而且拒绝和反思周围发生的一切。”

　　比如，到底什么是人民、什么是祖国、什么又是使命？经过思考，他得出两个结论：“一个结论是，不存在一种预先设定的使命。对于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要表达的思想是通过文本来表达的。他的使命，如果说有使命的话，是后来生成的，而不是预先设定的，是读者从文本中得出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我认为人民也好、使命也好，这种说法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不愿意用人民、祖国这样的字眼，我更倾向于用人这样的字眼。所以我认为诗人不是一位布道者，诗人不是一位传教士，而是文本和读者的一种相会。”

　　“任何人不能说他很了解自身，这点恰恰是人的幸运，所以对我来说，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他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者和更好地了解世界。”阿多尼斯说，“对于我来说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所以一位探索者不是以传达使命为己任的，对他来说写作意味着一种提问和探索。”

　　莫言：一个伟大的思想者

　　不应该总是把目光盯着权势者

　　莫言整个过程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他表示非常赞同阿多尼斯对于艺术的阐释。“他从小对那些看似非常庄严、非常伟大的词语的质疑，也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我们也都产生过类似的困惑。在他的诗歌里面，我看到处处有对阿拉伯世界现状的一些描述和忧虑，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他对阿拉伯世界当下状况的一些痛苦的思索。但是他都是用艺术化的语言来表述，他把这些东西都掩盖在他的巨大的诗歌的意象之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歌唱，是一个诗人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的一种反思，是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相联系的，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宗教等形态的、超然的、象征性的语言。”

　　阿多尼斯谈到我们大家所了解的伊斯兰文明，它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权势和权势的附庸者，和伟大的创作者，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家，他们之间较量的历史，伟大的创作者和权势和权势之间的追随者之间的较量的浓缩。他也把这个问题抛给莫言，问他在中国是不是也这样。

　　莫言说，这肯定是表达了历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权势者和权势者的追随者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肯定存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永远也不会解开，这确实是历史存在的方式的一个方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也不应该总是把目光盯在权势者，那样的话他就把自己看得太小了。我们伟大的诗人屈原，他跟权势确实有矛盾，被权势冷落了，但是他的诗歌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权势的对抗和质疑，他敢问天问地，他的思维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

　　阿多尼斯非常赞成莫言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政治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有一种错误，就是把政治史视为人类历史，实际上政治只是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批判权势，还应该对整个社会和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提问作家

　　诗人应该永远是一个学生

　　王家新：作为一个诗人，阿多尼斯不仅从阿拉伯的传统中，也从西方学到了一些东西，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你最认同的西方作家、西方诗人是哪些？

　　阿多尼斯：在西方的诗人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对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文化体系持批判态度的诗人。我也受这些诗人的影响很大，包括诗人和思想家，比如兰波、尼采。另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西方那些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反思的诗人和思想家。我认为他们这种立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批判并且摆脱西方中心论。在我看来，西方中心论不仅仅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体现，在中国也可以发现。

　　树才：请谈谈对文学翻译的理解？

　　莫言：为了让翻译家方便就降低写作难度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尽管翻译起来可能是方便了，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损失。所以我的态度，写作的时候还得忘掉翻译家，你愿意翻就翻，不管你多么难，真正有才华的翻译家是不怕难的，我们总还是有办法能够找到克服文本中困难的办法。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作品写出来有可能被翻成外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警惕，警惕为翻译家写作。

　　读者：很多作家现在到高校任教，两位怎么看？

　　莫言：我确实能用小说忽悠几个人，但让我到讲台上忽悠学生困难比较大。一个大学者，本身就是一个解惑的授业者，他本身是很好的老师。一个作家或诗人和学者好像还不太一样，诗人写起诗来可以像天上的流云一样变化，笔下的美妙词语也可以源源不断，但是让他在讲台上表述，有时候未必有很好的表述，因为教师是要经过训练的。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世界，既是大学教授也是诗人这种情况很少，或者说没有。作为一个诗人，我们不应该要求他去教授别人，应该让诗人向别人学习。诗人无论是面对生活，面对自然、面对世界、都应该永远是一个学生。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