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要体现社会学价值”——马原谈新作《纠缠》

　　马原，一位在文学“江湖”成名已久的“先锋派”高手。

　　20年前，马原留下一句著名的话“小说已死”之后退隐；20年后，他重现江湖，接连推出重磅作品，再次引发关注。

　　虽然已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但马原并没有打算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定居云南的大山，远离污染和嘈杂，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云。“这儿的云太美了，无法用语言形容。”马原现在的生活充满了简单的快乐，惬意而充实。

　　日前，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听他畅谈新作，感怀人生。

　　记者：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您接连推出了《牛鬼蛇神》和《纠缠》这两部长篇小说，如此密集的创作和您之前在文坛长达20年之久的沉寂，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马原：在这20年间，其实我曾经多次做过写作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怎么努力都无法向前，不知是什么力量使得写作难以为继。我本人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神秘。

　　此番重新拿起笔，其实不只完成了《牛鬼蛇神》和《纠缠》这两部作品，还有另一部长篇，考虑到近期出版密度太大，没急着拿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这20年来不间断的强烈的写作愿望，在这个回合显得特别顺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三部作品。不像之前，很多次开了头而最终都没有完成。这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我和好朋友聊过这种状态，大家都认为它和我在20年里一直想写，而又一直没能完成有关。我也觉得，这20年让我累积了太多的东西，所以重新拿起笔就欲罢不能。

　　我今年60岁，已经走过了一甲子。写完《牛鬼蛇神》之后，我曾经表达过心情，预感到以此开始的这个写作阶段，会再完成10部或20部长篇小说。

　　我现在的体内积累了非常多的能量有待释放，从生理到心理都充满了无法解释的激情，处在一种非常奇特的状况。

　　记者：和去年的《牛鬼蛇神》内容迥异，这次新出版的《纠缠》，以大城市生活为场景，讲述了一个叫姚清涧的老人去世之后，在他的家庭里发生的一系列遗产纠纷风波。这类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您为何会做此选择？书中的情节和您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吗？

　　马原：我两次听到我的朋友讲一个故事，第一次是他单独讲给我听，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又作为旁听者听他给另一个朋友讲，忽然感到那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生活本身就是纠缠，方方面面充满纠缠，我想表达这种感觉。

　　好的小说一定是在虚构的意义上有了充分的再现和想法，而不是把实在生活中的细节和人物实行对接。如果说有人在小说中看到了谁的影子，那也只是借用而已。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小说要体现的社会学价值。

　　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个人财产的状况之后，当下的中国逐渐进入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拥有财产的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涉及遗产继承和诸多法律法规，以及固有的人伦关系之间的冲突和纠葛。

　　对我而言，最大的兴奋点就在于当下的这个“财产社会”遇到了怎样的窘迫，以及在这样的窘迫之下会出现怎样的冲突。

　　此外，对老父亲生活中的秘密，以及三代人代沟的心理辨识，都是我作为作者更为注重的。

　　《纠缠》中表现了三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参照了自己这一代人和父母、子女的经历和感受。我和他们事实上都发生了不可逾越的代沟，不可弥合，不可跨越，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所以我在小说中不是发表感慨，而是再现了历史必然。

　　历史的必然事实上给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了新鲜的东西。不写《纠缠》，我就不能正视和父辈间、下一代之间价值观伦理观之间的鸿沟，其中充满了始料未及的矛盾和冲突。然而无论怎样，无论是和自己的上一代还是下一代，我都希望固有的价值伦理，能让我们的心灵更贴近，能得到宽慰舒展的结局；希望族群的伦理传统有平稳的延续，不至于损毁，甚至断裂。

　　记者：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您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然而在20年后的新作品《纠缠》中，却看不出丝毫的炫技，而是以一种平实的语言和传统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是一部相当写实的作品，有评论认为您“接地气”了。个人写作风格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

　　马原：我之前对“形而下”的生活缺乏热情，观察也不够。这20年我虽然没有完成写作，但是作为旁观者，这20年的每一天我都没有错过，也在和大家相似的环境中度过。

　　一些不吐不快的块垒，很突然地就让我想写一些身边的生活，从“形而下”入手，找个缝隙，关心一下身边的生活，描述当下社会生活中的迷惑和困境。

　　我有一个创作“形而下”三部曲的规划，现在已完成两部，除了这本《纠缠》，还有另一部已创作完成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国病了》。

　　我会把人和人之间遇到的很多困局，以及之前很多我不太关心的内容都放到“形而下”三部曲中，之后还会回到“形而上”。我认为在写了一定数量的“形而下”的东西之后，内心会疲惫，也没有更多让人激动的部分。“形而下”三部曲将足以囊括我对之前20年实在生活的观察和发生的兴趣。

　　虽然评论界对我这次的创作有“接地气”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后的写作都是这种方向。回到“形而上”时，我还会随着方向的转移而改变写作手法。平实的写法更适合写实，“形而上”则更关心方法论，更力求用与过程不那么一致的、突破传统的方法去表达。

　　写完“形而下”三部曲之后，我下一个回合的写作，可能会写童话。因为我有一个4岁的小儿子，我想为孩子而写。童话写作无论从写作主旨还是方向上都是“形而上”的，会突破常规，反传统，形式上会有很大突破，不知到时会被评论界定位为什么。(本报记者 吴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