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要坚持文学，而是需要文学来平衡生活

　　香港作家三人谈

　　不是我要坚持文学，而是需要文学来平衡生活

　谢晓虹

韩丽珠

陈冠中

　　提到香港作家，除了西西、也斯、董启章这些文学前辈，也有韩丽珠、谢晓虹、潘国灵这样的后起之秀，他们被称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年轻作家。最近，韩丽珠和谢晓虹带着她们合著的小说集《双城辞典》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分享。

　　在《双城辞典》中，韩丽珠、谢晓虹颠覆传统逻辑，重新定义思维定势下的词语，重新解读城市中错综复杂的符号。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交织，却又保持一定距离的神经敏感催生了她们的小说。在小说世界里，她们放下日常生活中的面具，让内心在写作中找到最好的出路。

　　编者按：

　　本周，三位香港作家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广州读者的视野中。陈冠中与韩丽珠、谢晓虹，他们几乎分属两代人，写作路数和阶段也各不相同，但在物质时代、物质都市里却有着同样“野草”般的文化坚守。或者说，不是他们要坚持文学，而是他们需要文学来平衡生活。

　　陈冠中：香港不可能再现写作热潮

　　对话

　　羊城晚报：1976年你创办《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直到1998年，之后又担任电影编剧和制作人，还参与唱片业，给大陆歌星老狼出过唱片，在台湾也做过电视行业，而现在又选择到北京全身心投入写作。为什么似乎一直处在变化当中？

　　陈冠中：我在大学时就开始写小说，但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说我是应该写作的。在香港，写作似乎不是能维持生活的，很少人能下这个决心，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就要找工作。从一个工作找到另一个工作，每次我都强迫自己说这个工作是适合我的，说不定我能做点事。我做过记者，办过杂志，做过电影，做过电视台，管理，募款集资，什么都做过，运气好有时也能做成。我本身对电影很有兴趣，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写点剧本，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是天生做电影的人。我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直到2003年，我觉得不行，还是要回到写作，那时也没这么大生存压力了，也不需要改善生活太多，觉得可以了。但也还是不太确定，我想写小说，但一直没成功，一直在尝试写各种题材但没写出来。我2000年到北京就想写小说，到2009年才写出来，才松了一口气，觉得我是可以写的。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回到写作时会选择定居北京？

　　陈冠中：1992年，我在香港工作的一些资本投在内地的文化事业上，所以我在北京住了三年，对那里很熟悉。我的小说想写中国大陆，而要真正好好写，当然 要回到大陆来。所以2000年当我决定要搬回来的时候，就想，那就还是回北京吧。 

　　羊城晚报：很多人会把你的《盛世》跟两部“反乌托邦”名著《1984》、《美丽新世界》来比较。

　　陈冠中：我开始写《盛世》是在2009年，用2013年的虚构事件来解释当前。我一开始写就知道肯定会被拿来跟奥威尔的《1984》比较，因为《1984》是内地知识分子最熟悉的反乌托邦小说，到今天我们还在认真严肃地阅读，里面谈到假话变真话、历史的遗忘等等。这本书我在大学时就看过，另一本是《美丽新世界》，我写的时候故意不再去读这两本小说，先写完再说，小说出版后一年，我再重读这两本小说，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受他们很深的影响，尽管我在写作时已经忘了这两本小说的具体内容。

　　羊城晚报：那《裸命》为什么又会转而关注族群问题？

　　陈冠中：写《盛世》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些题材不能放进去，《盛世》套入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框架，这个框架的好处就是允许你把大的议题放进去，事实上我也已经放了很多。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不能再把族群问题放进去，太多了，超载。2010年我觉得气氛不太对，好像自己写得有点软绵绵，决定要写直接一点的东西。2011年我决定写西藏，因为我唯一知道得多一点的，除了汉族就是藏族了，所以希望呈现我看到的拉萨青年的生活和境遇。

　　羊城晚报：你对自己的小说满意吗？

　　陈冠中：其实每部作品都给我不同程度的满足。《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写香港我特别熟悉的东西，写的时候感触也比较大。《盛世》写完之后，我感觉特别放松，回到大陆居住和写作，好像对自己有点交代。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硬朗的，到今天都可能站得住，以后可能也站得住的小说。但我不肯定自己还能不能写出第二本，一点把握都没有，之前完成不了一本小说的经验也是有的。所以当《裸命》写出来时特别高兴，说明我还有能力再写。但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能写多少本小说，还能尝试多少种不同的风格，我到现在也没把握一定能完成下部作品。我相信很多作家都在想下一本要写什么，都在重新接受考验。

　　羊城晚报：你说直到快50岁才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独立地做判断，不受他人影响。这话有何深意？

　　陈冠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地域上给我带来的教育。在学生时期我属于左派学生，但当时我们学的理论无法解释香港的现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越来越繁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理论都解释不了，而我必须尊重现实，因为“历史没有对错，只有理论有对错”。这是香港给我的教育。第二次思想教育是离开香港，1992年我去北京和台北，跟香港有了横向比较，我才明白香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历史的产品，不是说我们这代人特别聪明，所以薪水就高一些，不是这样。

　　跟其他同代人的际遇很不一样，我们那代香港人的青春期开始于1964年，英国“甲壳虫”乐队第一次离开英国全球演唱，美国唱完之后就到了香港站，我们都疯了一样要去听。而1964年在中国大陆已经离“文革”时期不远了，同代的台北人更还在“白色恐怖”年代。我们的青春期终结在1971到1973年，香港股票可以从100点跳到1700点，大家以为买股票可以发财，然后股市又从1700点掉到100点时，很多人跳楼、破产，我们完成了金钱的教育，青春期也完结了。这个过程跟大陆台湾的同代人完全不一样，这让我理解到我们的知识结构也有问题，相互的沟通会不容易。这两次调整改变了我很多想法。

　　近日，本届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陈冠中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畅谈香港的华语写作。

　　陈冠中认为，现在人们谈到香港的文化脉络，往往只以80年代来评说，因为“在那个时候，香港的写作跟其他大众文化产品，比如电影、流行音乐一样，也曾经有过热潮”，例如金庸、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亦舒写言情小说，包括后来写财经小说的梁凤仪，写卫斯理系列的倪匡等等。

　　陈冠中说，到今天，香港还有各种类型的文字作者，蔡澜、欧阳应霁写食经，陈云、梁文道写政论，“梁文道在两地都写，但他针对两地读者的写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能适应两个读者群”。而严肃文学创作者就更不在话下，西西、也斯、黄碧云、董启章，“我在网络上看到内地也有很多他们的粉丝”。

　　陈冠中认为，对于香港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而言，写作者一直是存在的，但再也不可能出现热潮。“如果再有出版或阅读热潮，我相信一定是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在香港了，但个人还是会有个人的成就”。

　　不过，就在讲座前，被问到如何看待香港未来的文化状况，陈冠中笃定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现在香港的小众艺术是非常红火的，比如做戏剧的，玩音乐的，做纪录片的，储存了大量能量，他们在火炭、观塘有自己的根据地。我想，过几年会改变大家对香港文化的看法，之前还是从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流行的影视文化，但下一步，再去想香港，会不再是这些为主导，而是小众的艺术。”他认为，任何城市要变成文化上有意义的城市，必须是文化生产城市，而不是文化消费城市。

　　简介

　　陈冠中，香港著名文化人。祖籍宁波，1952年生于上海，4岁前往香港，曾在台北常住6年，自2000年起定居于北京。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电影制作。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90年代中曾任《读书》海外出版人。

　　韩丽珠&谢晓虹：

　　敏感催生《双城辞典》

　　对话

　　1小说就是现实

　　羊城晚报：《双城辞典》采用一题双写的方式，是为了表达某种矛盾对立？你俩的写作角度有何不同？

　　韩丽珠：《双城辞典》从2006年到2011年创作而成，每次选一个词语作延伸。我本来觉得写作很难与他人合作，但与谢晓虹的合作却很好玩，像游戏，与个人创作有很大区别，能够轻易突破很多边界。我自己的创作比较沉重、向内部发展，而谢晓虹的作品则有我的小说中不具备的严谨、精密、华丽。我自己的作品风格很统一，但我很想去挣脱和突破，反而很希望自己能够像谢晓虹那样有很丰富的语调。

　　谢晓虹：我觉得韩丽珠一直有种很强烈的声音，与外界不一样，有时觉得她好像在做很浩大的工程，去重新定义每一个词。她的小说中即使是很普通的词语，也往往不是我们固有理解的意思。而我在创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是不稳定的，有时自己都很矛盾，在矛盾中则会有很多声音冒出来。

　　2反抗才有生命力

　　羊城晚报：你们都参与过香港文学杂志《字花》，现在内地纯文学杂志遭遇一定的瓶颈，许多试图创办独立刊物的团队也受到很多限制，你们有同感吗？

　　韩丽珠：相比香港，内地的文学创作已经繁盛许多了，因为有很好的文学传统。而香港作家一直是野草般的存在，文学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一直处于凋零、萎缩的状态。很多人都会规劝我把写作作为爱好，不要以此谋生。所以现在我已经十分坦然了，无论文学的未来发展如何，我都会依然这样写下去。

　　谢晓虹：其实越有压迫的地方反而越有反抗，比如写一本有争议的书是很多作家的梦想，也往往能更畅销。我觉得反抗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东西，过得十分安逸，反而是最没有生命力的。

　　3不写作会呕吐

　　羊城晚报：在香港坚持纯文学创作会很孤独吗？

　　韩丽珠：我并没有感觉是在坚持。大学毕业后我其实也成了上班族，但身体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写作，如果不写总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当我压抑写作欲望的时候身体也会抗拒，会有呕吐等不良反应，但恢复写作的习惯后身体就渐渐好了。

　　谢晓虹：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我坚持写文学，而是我需要文学来平衡生活。因为在大学教书，我的电脑经常同时开两个视窗，一个写论文，一个写小说，我需要小说来发泄和舒缓情绪，就好像游泳时需要浮上水面换气一般。写作令我能够生存下去。

　　羊城晚报：对于生活节奏这么快的都市人来说，文学是不是太过奢侈？

　　韩丽珠：当然，对都市人来说，文学不是必需品，没了也不会死亡，文学的影响也不是即时性的。每个人都如同一口井，要挖掘至最深处才会发现每个人的井底是互通的。小说是面向自己挖井的过程，它所产生的作用可能作家本人都无法洞察。但如果文学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我相信它对那些跟我的井底相通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文学世界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而这个世界是我反抗日常生活中倍感无力时的一种出逃形式。

　　很多人说香港楼价过高、空气污染、环境逼仄，不适合居住，我也曾想离开，向往一路旅行一路写作。后来有幸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国外待了几个月，虽然生活无忧，可以安心写作，但我却有些抑郁，十分挂念香港熟悉的气味和湿度。

　　回港后还会有想要逃离的计划，但我慢慢明白：那些总嚷嚷要离开的人其实从来没有长久离开过，因为没有一个城市真正适合人类居住，每座城市都会有让人想要逃走的理由，真正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有时我们必须依赖逃离的欲望和幻想，才能继续留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谢晓虹：有时我会无奈，在社会里很多事情只有一条路可走，可选择的余地很少，因此我总在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存在多少可能性。而文学是我找到的出路，是在规则中寻找另外的表达方法。

　　在香港写作是很边缘的事，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读者。我并不是全职作家，有时觉得花很多时间工作、很少时间写作很残忍，但后来发现全职写作也有苦恼，会听到各种杂音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作家。我更愿意将写作变成一件很纯粹的事。

　　简介

　　韩丽珠，1978年生于香港，现为全职作家。著有《缝身》、《灰花》、《风筝家族》、《宁静的兽》及《输水管森林》。曾获2008“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奖、第二十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入选2008、2009“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长篇小说《灰花》获第三届红楼梦文学奖推荐奖。

　　谢晓虹：1977年生于香港，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导师。1997年开始写作，作品包括《旅行之家》、《理发》、《床》、《来潮》等。小说《旅行之家》获第十五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小说作品集《好黑》(香港，青文出版社)获第8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首奖。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江雪文 祁斯韵

　　何晶、江雪文、祁斯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