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小说实践——宁肯小说的现代品格(鲁太光)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又被媒体断章取义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从根本上看，顾彬所提，既关涉小说的艺术可能，更关涉小说的精神可能。更进一步说，顾彬提出的是：在当下语境中，作家如何在作品与世界 间立足的问题。

　　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最近阅读发现，顾彬所提问题，在中国当下小说创作中并非没有好的范例——宁肯的小说就是很好的明证。阅读中，笔者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宁肯的小说，在多个维度上解决了当下小说写作的困境，创造了别样的现代小说文本，值得尊敬。

　　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阅读中，我们首当其冲面对的，是小说的语言，而对我们的阅读产生直接或首要影响的，也是语言。在现代社会速度或数量几 乎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即使在所谓的“纯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家对语言倾注大量精力，更谈不上倾心于语言的文学化和艺术性，倾心于语言的时代感和及物性，因 而，语言问题几乎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中的一大问题。坦白地讲，就整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可谓乏善可陈。

　　然而，这还只是态度问题、表层问题，也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更为严重的，是认识问题，是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问题，是作家对语言的提炼问题，是语言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即：语言现代性的问题。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现代世界的这一“物化”特征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就产生了语言的同质化问题，产生了语言的粗鄙化问题。在这一 整体语境中，许多作家放弃了写作的难度，顺现代潮流而下，使创作成为时代的附庸，使语言成为时代的点缀，也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奴仆。

　　自然，在这样的困境中，也有不少作家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多种尝试，但在空前强大的现代语境中，这些尝试却收效甚微。为了抗拒现代世 界的粗鄙化倾向，一些作家向传统回归；为了抗拒现代世界的同质化倾向，一些作家追求语言的个性化或地方化；为了抗拒现代世界的固化倾向，一些作家向内转， 追求语言的内在化……在这个问题上，宁肯的文学实践极富启示意义。

　　径直突入现代生活的核心

　　纵观宁肯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当下作家中，他不仅是现代体验极其深刻的作家之一，也是现代知识极为丰富的作家之一，因而，他对“现 代性的后果”之认识，也极为深刻。正是这种现代体验的深刻性和现代知识的丰富性，为宁肯的写作提供了准确的坐标，使他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在现代大潮 中，他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随波逐流，而且也没有选择我们上文所述的抗拒或逃避之路，而是直面现代生活，径直突入现代生活的核心，在与现代生活的深度 接触中突围而出，创造了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小说文本。这首先表现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上。

　　新世纪以来，宁肯最为瞩目的创作成果无疑是其长篇小说。我仔细阅读了其《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天·藏》三部长篇，深深地为其对语言的敬畏、 对语言的提炼、对语言的创造所折服。在很多人甚至连一段话都无法静下心来打磨的当下，宁肯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每一部长篇小说的语言都字斟句酌，我们可以说 其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一卷长诗，一卷洋溢着或幽微或盛大、或朦胧或准确、或敦厚或犀利的语言光泽的“现代启示诗”。在宁肯那里，语言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态度 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认识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语言哲学问题。换言之，宁肯诗一般的小说语言，既是他对现代生活的呈现，也是他对现代生活的抗拒，还是他 对现代生活的超越。这既体现在其小说中的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中，更体现在其小说语言的整体结构中。

　　就宁肯小说创作整体而言，毫无疑问，《蒙面之城》使他收获了读者众多的赞誉，初步奠定了他在小说界的地位。但就创作本身而言，这时，其独特的艺术品格正在萌发之中，尚未真正形成，有时甚至稍显稚嫩，但到了《沉默之门》，其独特的艺术品格已经得以完整呈现。

　　《沉默之门》是呈现现代生活压抑人、异化人的小说——跟许多作家不同，宁肯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直面现代主题，而非回避。仅就小说文本而 言，这“现代生活”既指涉革命年代——对倪老头的经历以及倪老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的描写就是这一年代的缩影，但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这“现代生活”所指 涉的，应该是“新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以降高度物质化、欲望化、消费主义主导的“市场化”时代——关于这一点，作家不仅在小说中以主人公李慢先 后供职的两家报社解体的时间予以暗示，更以李慢第一次失业后找工作的荒诞经历进行全面铺陈。按照世俗的也是通常的叙述，这一“市场化”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 得的黄金时代，对这样的时代的文学呈现，即使不用诗的语言，至少也应使用平实、朴素、稳健的叙述。然而，《沉默之门》中关于这一时代，作者使用的是灰色 的、暗淡的语言，使用的是愤怒的、反讽的语言，使用的是急促的、憋闷的语言。而李慢因为与唐漓的爱情遭遇中断而住进精神病院后，作者对这一非正常的人类居 住环境大量使用“正常”的语言，使用安静的、透明的、清晰的、稳定的语言，到该章结尾时，更是使用大量诗意的、抒情的、哲思的语言，特别是李慢和杜眉医生 在干河上看到静卧的羊群的段落，那无边的诗意建构了一个诗意无边的世界。事实上，到这里，作者潜藏在语言背后的主体意识已经水落石出。简言之，作者通过对 语言“常识”的颠覆，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常识”，让人们在这种“反常”的刺激下冷静、停顿，得以静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第四章“南城”中李慢 在“眼镜报”的荒诞经历已非必要，而作者之所以在故事“结束”后再次设置这一灰色场景，不过是为了在重复中提醒我们：到底怎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呢？

　　“慢速度”的叙事节奏

　　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形式问题，即结构问题，或者说，叙事节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宁肯的独到之处。

　　现代社会是物质社会，这个物质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速前进，而这个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这速度带来的，而且，这样的问题，正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爆发。面对这不断“加速”的社会，我们的文学该如何面对？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大多数写作不是选择与这个社会“同步”“前进”，就是选择“加速度”，甚至选择“超速度”。而宁肯，再次反其道而行之，在 其写作实践中，逐渐选择了一条“减速度”乃至“去速度”的途径，这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叙述形式或叙事节奏上。在其成名作《蒙面之城》中，这种“减速”的倾向 还不明显，或者说，作者在主观意识上想要减速，想要抗拒不断加速的社会——马格之所以踏上永不回头的流浪之途，表面上看，是出于对“我是谁”的追问，而实 质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速度——在小说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成功”——的恐惧和抗拒呢？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一种“慢”的生活状态——在小说中，表现为非功 利化或去功利化——的向往和选择呢？不过，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真正的艺术表达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在《蒙面之城》中，作者对“慢”的生活状态的表达采用 的其实是一种“快”的叙述节奏——马格以梦为马的流浪或追寻之旅，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通俗文学的叙述，小说的情感和精神进程是依靠异域风情、依靠猎奇、依 靠奇观得以支撑和推进的，尤其是小说结尾，尽管作者依靠一场突发事件——深圳大学的秘密演出和警察的强力介入——化险为夷，避免了马格无可避免地走向成 功，但实际上，如果从深层次看，马格还是未能“免俗”——他离开弹孔乐队，再次“出走”，投身妓女的怀抱，难道不也是以其另类成功为背景吗？

　　这一意愿与实践相背离的情况，在《沉默之门》中得到了完美的翻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推动作家写作《沉默之门》的动力跟《蒙面之城》没 什么本质区别，仍然是为了表达“慢”的思想。但这时，“知”已与“行”合一，小说的叙事形式也因此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小说第一章“长街”无疑是“快”的， 是“加速”的，该章最后，李慢推销《北京餐馆指南》的行动与呼喊是那样的急促、疯狂，以致让人产生窒息的感觉——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绝妙的隐喻。然而 到了第二章“唐漓”中，小说的叙述节奏却突然“慢”了下来，“慢”得舒缓，“慢”得忧伤，“慢”得别致……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慢”视为对第一章的“快”的 缓解——小说精神层面上的缓解。然而，就在第二章最后两页中，小说却一反常态，在李慢和唐漓舒缓诗意的爱欲故事中，突然插入一段冰冷、激进、疯狂的文字， 将小说的叙事速度推至极限，将主人公李慢推入“疯狂”之境。这似乎仍然是一个隐喻，隐喻现代社会中“慢”的奢侈。为了缓解这短短千余字造成的极端的速度， 第三章“医生”再次回归无边无际的“慢”之中，在这样的“慢”中，生命的意义再次浮现……小说中这种“快”与“慢”的交织产生了难以言表的叙事效果：使 “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使“正常”的变得“反常”，使“反常”的变得“正常”；使“现实”化为“幻象”，使“幻象”化为“现实”……

　　在《天·藏》中，宁肯对艺术形式的操练，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对“慢”的表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一部长达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作者 不仅过滤了几乎所有故事性的文字，而且几乎过滤了所有叙述性的文字，只留下大段大段的沉思和对话。尽管如此，作者似乎还嫌叙述不够“慢”，又在小说中穿插 了众多溢出的情节，甚至把学术论文中常用的“尾注”移植到小说中来。而且，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越到小说后面，“尾注”越长，甚至成为独立的章节，使小说 的叙述更加枝蔓丛生……

　　至此，讨论已经离开“形式”切入“内容”，也就是说，作家之所以不断地放缓叙述节奏，不断地延宕小说情节，并非为形式而形式，而是有其深刻的艺 术思考。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写作《天·藏》的艺术旨归是为了呈现人的存在，而非为了讲述一个故事。实际上，这是贯穿宁肯长篇小说的共同主题，只不过在 《天·藏》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加淋漓的呈现而已。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意识到小说结构的几组人物关系的多义性与丰富性：马丁格与其怀疑论哲学家 父亲、与静思者王摩诘之间产生了一种静修与思辨的张力；在王摩诘与维格、与于右燕之间，形成了一种沉沦与上升的张力；在维格与王摩诘、与诗人、与登山教 练、与母亲、与马丁格之间更是形成了多重张力——爱与欲、内与外、前世与今生、敞开与囚禁……不仅如此，就是在小说主人公自身之中，也存在着多种张力。

　　在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的交织中，存在的多元性逐渐摆脱现实的控制凸显出来，而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也因此得以摆脱物欲的控制凸显出来，生活也再次以开放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文学品质。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呼唤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