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新作《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聚焦“水危机”

　　陈启文：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作家陈启文

　　与其他文学体例相比，报告文学以其客观真实、直面当下的特质而成为呈现社会实景的最直观的形式。然而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一些报告文学的创作却成为“拿人红包、替人说话”的写作，或者干脆写成了“命题作文”，其独立性和真实性都难以保障，大量干涩、味如嚼蜡、情感伪饰的作品几乎淹没了报告文学的应有品质。在这种情况下，一度有人悲叹：“报告文学已死！”然而对真正的写作者而言，这些评价与叹惋只是浮光掠影，他们所关注与倾力投入的领域，是他们真正所见、所感、所痛的社会状况，他们的写作不为任何外部力量所左右，唯一驱使他们在冰天雪地、高温酷暑中奔走、采访、记录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不久前，湖南作家陈启文的新作《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他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又一部着力于民生大计的报告文学作品。2011年，记者曾在湖南对陈启文进行简短采访，当时他刚从长江中下游旱情严重的灾区回到长沙参加湖南省作代会，采访了两个多月，脸上仍带着晒伤的痕迹。对于那段行程，他仅仅以轻描淡写的几句带过。其实自2008年起，他就一直奔走于全国七大水系流经的地区，调查水利状况，并深深焦虑于大多数人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水危机。如今，《命脉》问世，这不仅是一部为中国江河水系立传的作品，更多则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行走和书写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对曾经奔流不息、如今却连年干涸断流的河道，面对养育了鱼米之乡、现在却被蓝藻覆盖的湖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又该去往何方？

　　“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现实的逼迫”

　　记者：在我国，小说与报告文学几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创作领域，既写小说，又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少之又少，而从多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写作的更是凤毛麟角。就体例来说，似乎完全可以将现实生活的缩影和作家的自我思考融汇到小说创作中去，这比奔波调查、采访、核对各种数据和材料之后最大限度还原实景的报告文学似乎要更具“可操作性”。

　　陈启文：2011年4月长江中下游流域遭受跨季节大旱之际，我就在灾区奔走，两个多月时间被太阳晒得像一个非洲难民，烈日的灼伤，毒虫和蚊子的叮咬，至今还在我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愈合。也就是那次参与湖南省作代会时，一位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我能感觉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像我这样一个正在走向天命的人，应该抓紧时间写几部属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说潜心创作几部长篇小说，这才是文学的正途与大道。

　　必须承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是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所谓纯文学写作者，从我的创作实践看，小说中的现实生活是可以虚构和想象的，没有谁会把小说家言当作真人真事。而报告文学的真实，则是绝对不能虚构的。近年来我将笔触转向了以报告文学为主的写作，但在报告文学写作的同时，我从来没有放弃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写作。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所谓“术业有专攻”，但文学非“术业”，文体之间可以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记者：由此许多人会有疑惑，是什么让您在进入中年后毅然进行这样的转变，而选择报告文学作为主要创作体裁？

　　陈启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我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逼人的现实让我选择了报告文学。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从罕见的南方冰雪灾害到“谁在养活中国”的吃饭问题，再到现在无河不干、无水不污的水危机，我实在难以袖手旁观。

　　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那一条条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管，还有那些对鱼类、鸟类下毒饵者，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水里投毒。这样的现实生活当然也可以写进小说，甚至可以写得很荒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任何变形，照直写下来就是最荒诞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就是小说，一部优秀的小说，乃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直逼人类基本生存的严峻现实，必须有一种直接面对这一切的力量，一种以真实直面真相的力量，这正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也是别的文体无可替代的功能。所以我说，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现实的逼迫。

　　“它所体现的深度，是你对真相深入的程度、揭示的深度”

　　记者：就前面所提到的真实性问题来说，小说的真实维度与报告文学的真实维度之间是否确有如此大的差异？对于游走于两种文体之间的写作者而言，这两种真实维度怎样才能加以区分？

　　陈启文：我认为，报告文学和小说的根本性不同，是以真实性来划分的，两者之间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既属不同的文体，也是不同的文类：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作为非虚构类的报告文学必须严守纪实性(真实性)原则，不能虚构，所有的艺术概括与加工，都不能违犯真实性的原则。

　　即使是同样以揭示现实生活为目的，当小说和报告文学面对同一客观存在，小说可以借助作者的想象力和内心的力量来夸大、变形，对现实进行解构和重构，从而以非常个性化的视角写出独属于作者眼中的、心中的现实，它的真实是“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更真实———把现实的真实揭示到更深刻的程度。

　　而报告文学必须绝对放弃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和虚构，直面真实，从真实到真实。从小说“像真的一样”到报告文学的“从真实到真实”，决定了报告文学是比小说更有难度、更有挑战性的写作。但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想要抵达的目标和小说又是一致的，一个报告文学作品同样也需要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深刻的生命体验、把现实的真实揭示到本质的程度，而作者的精神参与、判断、思辨，绝对不能先入为主，只能在深入调查、追踪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才能发生，它所体现的深度，是你对真相深入的程度、揭示的深度。

　　记者：就人文散文而言，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确既有力度，又有韵味。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报告文学同散文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因此，近年来“大散文”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散文化叙事的同时，报告文学的“专属特质”又究竟该落脚于何处？

　　陈启文：散文化叙事一直是报告文学最主要的叙事方式。《命脉》 中的许多篇章，完全可以抽出来成为一篇散文或随笔。同散文相比，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边界一直是清晰的，报告文学也可以借鉴小说中的“典型化”方法，运用典型的事件、细节、环境来描写、刻画真实的人物形象，但同小说相比，这种“典型化”也是有本质的区别，“典型”对于小说来说是塑造出来的，对报告文学而言则是从真实的人物中选择出来的。此外，报告文学还可以吸收戏剧的对话艺术、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方法以及诗歌的跳跃手法等。

　　而报告文学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富于思辨与议论。在小说等文学作品中，运用除虚构之外的一切文学手法来丰富其文学性。报告文学还有一个别的文学类文体无法替代的功能：议论。思辨与议论是报告文学的强项，它肩负着向读者“报告”的使命，它可以也应该向读者报告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对报告对象的赞许或批判、追问与回答。这样方能写出实事求是的又饱含哲理思辨、理性光芒和批判精神的作品。

　　“如果只有‘报告’，没有‘文学’，那还要报告文学干什么？”

　　记者：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报告文学是文学性最弱的一种写作体裁，我国历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甚少有报告文学的身影，您在《命脉》中数度提及的郦道元、徐霞客等先人的著作，其作品多被认为首先是地理著作，然后才是文学作品。

　　陈启文：这实际上是关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首先应该正视，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个文学性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虚构，又不能凭空想象，更不能移花接木，这也让报告文学不像小说等虚构类文体那样富有文学色彩。从文学传承的意义看，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没有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但也有类似的文体，如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等人的著作，和今天的报告文学一样，也强调写作者必须抵达现场、深入调查、直面真实，这种基于真实的文学书写，既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经典，也是文学经典，没有哪一部文学史忽视其经典价值，否则那部文学史也不真实了。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也曾惊讶地被发现在某些网上书店里《命脉》被归类在“工业技术”的目录下，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报告文学的某种弱势。这种积弱，您认为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陈启文：你说到的情况，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不该发生的误会，一个滑稽的笑话，在某些书店里经常发生。但我也不否定，报告文学处于一种积弱的状态。

　　所谓“积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个突出问题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越来越弱。那么，在有限度的情况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又怎样得以实现？根据茅盾先生《关于报告文学》的解释：“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导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由于报告文学与散文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其文学性从一开始就源于散文。

　　就当下只有“报告”，没有“文学”的情况，根本原因是，很多报告文学写作者没有文学的自觉性，更没有文学原创性，写出来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由新闻报道、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数据、报表以及公共文史、文献资料等剪辑、粘贴、拼凑而成。而这些资料，都是现存的，很多都是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的公共资讯，作者对这些公共材料没有重新发现和拓展。在叙事上，几乎没有文学体验，没有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更没有生动而鲜活的文学细节，尤其在对人物的叙写上，没有形象，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温度，极度干瘪、枯燥、僵化，只有事实交代性的叙述。这样的“报告文学”，从头到尾，可以说是从材料到材料，与文史资料无异。如果只有“报告”，没有“文学”，那还要报告文学干什么？它的功能立刻丧失了一半，而它的另一半功能完全可以被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替代，你那些材料、数字、报表再准确，人家完全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去获得。报告文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可以直接宣布“报告文学死了”。

　　记者：的确，“报告文学已死”这一话题，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及，凡是与报告文学相关的研讨会，总会有人把这样看似武断，却包含着很多无奈的话题一再抛出，最后却很少能在应对方面找到共识。面对这样的情况，您是否会心有不甘？

　　陈启文：对这样的现状，我自然是不甘心的。近年来，我已多次在一些公开场合、甚至是在一些严肃的学术会议上，听见有人把报告文学斥为粗糙的、低水平的写作。尽管我从未被纳入为报告文学圈内人士，但看到他们对报告文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我还是感到格外锥心。

　　在报告文学写作实践中，我一直致力于恢复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这也是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在“报告”与“文学”、语言与思想间建立了一种互动的关系。

　　我觉得，报告文学是“报告”与“文学”的一种互生关系，而不是寄生关系。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不是寄生于“报告”中，而是让“报告”为文学所承载。尤其在叙事语言上，我是当作一种艺术来用心经营的。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但要靠语言来承载所报告的事实，还必须依靠充满了活力、具有生命的特性语言，再现真实的情境，把读者带到你所描述的现场，如同亲临其境。而富有文学色彩的叙事不但可以给报告文学作品带来感染力，也能让你在写作过程中抵达自身的精神和思想的深度。

　　“每一条江河，都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对生命、时代、历史的精神整合”

　　记者：在《命脉》的写作中，既是纪实性的，又不乏人文色彩，其中对于每条水脉与周边文明的关系、古人治水的过程和经验的阐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充满了深情厚谊。您自己也出生和成长在长江沿岸，对于水的感情更不一般。既然命名该书为“命脉”，在您理解中，水与周遭文明必然生死相依。在您这些年的行走中，这种感受是否愈加深刻？

　　陈启文：我觉得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人文色彩是与生俱来的，以《命脉》为例，每一条河流，无不是历史长河，无不是从漫长的岁月中一路流来，岁月幽深而江河不绝，它经历生，也穿越死，一个民族的繁衍生存或动荡不安无一不与河流有关。如果不透过幽深的历史，是绝对看不清眼前这现实之水的，哪怕看见了也是浅薄的。我出生于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处，对水与人的那种生死相依之感也就更强烈，那是用生命来体验的，每遇大旱，一水难求，你还怎么生存？而一旦洪水袭来，又不知会荡涤多少村庄、夺走多少人的性命。这都是我眼睁睁地看见的事实。

　　这些年奔波于江湖，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张，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的滋养与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个血缘聚集的群落、一个个自成体系的人文圈，这些多元的、独特而斑斓的流域文明。每一条江河，都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对生命、时代、历史的精神整合。随着纷繁水系的交织缠绕，又在江河交汇的冲突、碰撞中，最终汇聚为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大中华文明系统，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世界。

　　记者：初读《命脉》，对于首二章黄河、长江的书写深感震撼，一条大河从奔腾不息到被改造、被抑制和被平息，其中历经各种变迁和曲折，最终呈现的结果却仍是一个逗号、疑问号和省略号，甚至无法预料未来将以怎样的形式收尾。在通读全书后，却产生了一丝疑惑——七大水系在这近百年以来的命运，几乎惊人地相似：写一方水土的境遇，似乎略加修改就成为了另一片水土的历程，鲜有例外。作为调查者和书写者，您对此一定比读者更有感受。在这背后，埋藏着的究竟是怎样的忧虑？

　　陈启文：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从我的调查看，中国的七大江河水系几乎是“无河不干，无水不污”，这也是水危机日益严峻的两种表现形式，资源性水危机和水质性水危机。在人类的步步紧逼下，几乎每一条自然江河如今都处在危机或危机逼近的紧迫中。所谓水危机，说穿了，其实就是人类与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既是天灾，更是人祸，人祸又加剧了天灾。用科学的话语来说，“水危机是指由于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超过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积累了许多导致水资源供给长期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或水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的致灾因子，这些因子进一步演变会引发供水严重不足，水生态系统崩溃等重大灾难，造成国家根本利益重大损失，从危及水安全而危及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词语的解释，这就是摆在中国当下最严峻的现实。

　　“报告文学是最适合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写作”

　　记者：无论是您的作品中，还是在一些访谈和回顾文章中，您似乎刻意回避了“我”的部分，也刻意收敛着自己的情感。事实上，无论是《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还是这部《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写作的背后都是长期奔波、跋涉和经年累月的采访调查、大量细节性资料搜集工作，如无强大的精神与情感因素的支撑，是很难维系的。以激情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在少数，在面对宏大命题时以感慨和感叹成文的也不在少数，又是什么让您在面对如此庞大的命题和严峻的现状面前选择以克制和冷静来进行陈述的？

　　陈启文：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精神姿态问题。如果拿报告文学和新闻相比，新闻更多的是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而报告文学则是一种突出和强调主观性与感受性的文体，必须通过冷峻的省思、理性的判断，对事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承担起向读者“报告”的使命。因此，报告文学是最适合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写作。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就是独立的思想立场以及言说的责任，他必须对自己所写的每一个文字承担责任，也就必须以克制、冷静的方式来叙述，决不为事实真相之外的任何力量所左右，更不能受自己的情绪或激情干扰。这样的立场，对于报告文学而言，甚至比一个写作者文学水平的高低要重要得多。

　　在我看来，支撑报告文学写作的不是情感，更不是体现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才情，而是信仰，既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又要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勇士精神。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寻真相、揭示真相。

　　记者：接着上一个问题，突然想到，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虽然有责任写他人未写、录他人未录之事，但面对这样的大命题，如果预设立场或在情感上有所倾向，也许难免会对写作的情绪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采访思路、采访对象的选择乃至整体写作构架。同理，报告文学中，下判断往往比只陈述不议论、依靠事实来说话要容易得多。在这其中，您是怎样保证自己的调查和写作尽量客观公正的？

　　陈启文：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更是报告文学写作者不可动摇的立场。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一旦立场出了问题，譬如你所说的“预设立场或在情感上有所倾向”，就会出现致命的失真。让报告文学失真的第一个原因，无疑与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某种力量有关。由于报告文学的特性所决定，同其它的文学体裁相比，它必须保持离现实生活更贴近的距离，这也让报告文学更容易为现实的诱惑所绑架。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金钱来估价和兑换，在精神与物质不对称的价值与精神错乱中，有些人假“报告文学”之名写出了直接与金钱挂钩的、为权贵富豪或利益集团脸上贴金的“报告文学”。这样的“报告文学”还没出生就已经胎死腹中。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利诱可以说是让报告文学失真的第二个原因。

　　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姿态决定了他报告文学的创作倾向，这也是报告文学写作比任何文学类文体更强调“知识分子写作”的原因。一部作品能否写出本质的真实，除了忠于事实，更能体现写作者的人格、信仰和精神，否则你的立场和视角就会出现倾向性问题。如果不保持理智上的清醒，如果没有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信念，当权势和资本一次次绑架报告文学，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也就很容易堕落为某些利益集团或权贵利用的工具。诚然，这对报告文学写作者是高难度的要求，也证明报告文学是最挑战写作难度的地方。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不在技术上，不是取决于文学水准的高下，而体现在精神境界的高低。而你能否恪守真实，就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你问我是“怎样保证自己的调查和写作尽量客观公正的”，这其实也是我对自己的考问。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这些年来我一直恪守着几条基本底线：第一，我的写作与任何写作对象都不能发生直接对应的利益关系；第二，在采访过程中我必须保证独立的调查方式；第三，在写作过程中我坚拒一切来自外部的干扰，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我觉得，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只要坚守住了这三条具体的底线，就可以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了。

　　记者：近年来，由于旱、涝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所引发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可谓不计其数，并逐渐在媒体和网络上形成了各种报道和议论，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和关注水危机问题，也在政策和相关措施上有所体现。如今来判断水危机问题究竟几分天灾、几分人祸似乎为时尚早，但其中确实存在无法忽略的人为因素。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面对当下，您认为怎样的态度和措施才是应对的良策？

　　陈启文：一位读者看了《命脉》之后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大旱月余！急需水啊！！！！让这些文字变成雨落下来吧！！！”面对这一连串惊叹号，你可以感觉到大旱给人类带来的急迫和焦灼，也能感觉到读者对报告文学充满了急切的、直接的现实期待。当下水危机的情势日益严峻，愈演愈烈，水利和水危机成了网络上热议的焦点，一方面这是好事，表明了公众对水利问题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我发现人们在理解和认知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水就是水利部门管的事，由此而把水危机以及水利方面发生的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了水利部门。以前我也是这样，总是质问，那些水利部门干啥去了？通过深入的采访我才发现，真相比我的想象要复杂得多。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对水的管理不仅是水利部门的事情。譬如说，当下水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水资源危机。在水资源管理上，尤其是用水总量控制上，涉及中央、地方以及社会用水行为之间的博弈，关乎到各省市、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在现行的水利或水务管理机制下，如何在全流域内逐级建立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制定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强制性的节水标准以及节水技术的改造与科技创新等，这一系列问题，非一地政府或某个部门能够单独管理，均需要以整个社会的协同为前提，才有可能让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当下水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水质性危机。这关乎江河流域的生态环保、污染治理等诸多症结，这其中又有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现有管理体制下，无论是生态环保和水土流失治理，还是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对于水利部门而言都是不可能独当一面来完成的。生态和水土流失问题，是国土、林业部门的职责，而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的决定权实际在环保部门。如何达成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要求、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加快对污染严重江河湖泊水环境治理以及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等等，均需完善各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让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把水利问题变成整个社会的行动，才能在共同推进中有效化解水危机。

　　记者：在每年的书展上，应时而作的“重点题材”总能够取得一定关注量，出版社乐意出版，媒体也乐于关注，但其中不少只是浮光掠影之作，真正能在时间的淘洗中留下的并不占多数。与此相比，您似乎更愿意做一个去蔽者，挖掘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内在真相。而您也曾说，对于“重点题材”的写作，并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关注远远不够。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报告文学是否生病了？如需对症下药，药又在何方？

　　陈启文：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我所说的重大题材，并非那些有组织地创作的、“遵命写作”的“重点题材”，而是一个写作者自觉担当、独立调查的重大题材，题材的重大，只因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甚至是生死攸关，在这方面，我发现越是题材重大、越是关注民生的报告文学，越是遭到轻视；越是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又越是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又让我下意识地想，难道我们对这种关注民生、关注我们最基本生存问题的所谓“重大题材”真的关注够了吗？而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能说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体系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发生了致命的倾斜。而在这种倾斜的状态下，要恪守所谓公正的立场是多么难，要恪守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立场又有多么难。我也只能以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卑微之躯，努力地保持一种直面严峻现实的姿态。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小民，虽是小民，却又从未忘记我们这个国度是“人民共和国”，我也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