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聆胡适晚景

　　“想不到胡公公已经走了整整五十年了。”鲍士平略带伤感地说道。

　　谢正刚、鲍士平夫妇的家坐落在加州洛杉矶长滩旁边的一座山岗上，从家中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望见远处郁郁葱葱的山林和波光粼粼的大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笔者来到谢家拜访。半个多世纪前，还是年轻留学生的他们在纽约的胡适家中相识，从此和胡适结下了不解之缘。

　　谢家的客厅挂着一幅胡适手迹，主人把它裱在玻璃镜框里，置于很显眼的地方。

　　这是胡适1953年写给鲍士平的一封信。当时她还在衣阿华上学，而胡适在台湾做短暂访问。

　　信中胡适谈到了宗教和死亡这个终极问题。信中写道：

　　小平：

　　谢谢你的信。我在台北常见你爸妈，他们都很好。

　　Marquis Childs(笔者注：美国20世纪著名学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引用的话是南朝哲人范缜的话，原文是：“行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你有用心去想这种问题，我很高兴。

　　但你先有了“宇宙间有一个主宰”，“也信灵魂的存在”的种种成见，所以不能容易了解范缜的话。范缜的时代(一千六百五十年前)没有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知识，所以他只能用比喻来说明灵魂(“神”)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知识形体的一种作用。他用刀比形体，用刀的锐利比心神。

　　你在这个新时代，可以不必拘泥这个比喻。你学过解剖学与生理学，就可以明白人的心灵作用都是神经系统的作用；脑的某一部分毁坏了，心灵作用的某一部分也就消灭了(如语言，如思想)。学过生理学与心理学的人，做过生理学试验的人，大概也可以明白这个“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你的错误在于假定“除非人去用刀，刀才有利的作用”。刀口缺了一块，利即减了一部分；刀口全钝了，利即全消灭了。何必要人去用刀才有利钝的作用？

　　祝你平安。农历新年(二月十日)快到了，祝你新年快乐。

　　适之

　　四二、二、三

　　在信的最后，胡适想到了什么，又在空白处补充了一段：

　　你在一个天主教的学堂里，居然能读Childs的文章也算奇事。但天主教是不容许你否认上帝与灵魂的存在的。你不可以轻易向人说此类问题。

　　这封信笔迹极为工整，可见胡适是仔细思考后才动笔的。至于语言的组织表达，也是典型的胡适风格，理性严谨，循循善诱；而贯穿其中的，则是胡适倡导终生的实验主义。信末后来加上的这句告诫，也体现了胡适细致入微的性格。

　　正在笔者感叹间，谢正刚、鲍士平夫妇从屋里走出来，招呼笔者坐下，开始了我们关于胡适的谈话。

　　1957年暑假，在美国中部衣阿华州上大学的鲍士平来到纽约，决心“看看外面的世界”。鲍士平的父亲鲍良傅是胡适在上海公学的学生，于是胡适夫妇安排鲍士平住在自己家里。鲍士平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胡适夫妇亲切称呼她为“小平”。

　　胡适在美国的住所位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东81街104号公寓。如今这幢建于1900年的六层公寓楼依然完好，且仍然有人居住。根据物业公司的网站资料显示，这幢公寓楼里每单元的月租高达2700美元。沿着81街往西步行两个路口就是著名的麦迪逊大道，中央公园的森林放眼可及。

　　“胡公公的家不是很宽敞，中间一个不大的客厅，客厅一边是胡婆婆的卧室，另一边是胡公公的书房兼卧室，胡公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书房里。”

　　“胡婆婆喜欢打麻将，常常去朋友家，或者把朋友叫到自己家打麻将，而胡公公却几乎从来不打。他总是静静地在书房里看书写字。只有每天傍晚时分才出来到客厅看半小时新闻。”

　　在鲍士平眼里，胡适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涵养好，说话和声和气，平易近人；但江冬秀却是另一副模样，总是看起来很严肃，说起话来心直口快，没有顾忌。胡适经常独自去买菜，但因为不好意思挑三拣四，买回来的菜总是不能让江冬秀满意。到后来，江冬秀干脆让小平去买菜。小平聪明伶俐，买东西又快又好，让江冬秀很是满意。

　　在胡适家中，令鲍士平印象深刻的是胡适对待夫人江冬秀的态度。夫妇两人性格和文化背景迥异，她却从来没有见过两人吵嘴。不仅如此，胡适对夫人极为尊敬。每天晚上，胡适总是来到江冬秀房间道晚安：“夫人晚安，小平晚安。”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书房继续看书。说到这里，鲍士平感慨不已：

　　“你知道吗？那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出国以后就把自己老家的发妻休掉了，胡公公却一直对他乡下的妻子相敬如宾，真是不简单。难怪林语堂曾说：‘你要看到胡适的老婆，才能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那时候，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胡适。当时的胡适赋闲在家，他在年轻时候乐善好施，没给自己留下多少积蓄，加上昂贵的房租，他们在纽约的生活并不宽裕。虽然胡适夫妇没有提起，但住在身边的鲍士平却能感觉得到。唐德刚也回忆说，胡适曾不止一次地告诫他：“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好在夫妇俩在纽约还有不少朋友，经常开车来接他们去吃饭。

　　在纽约的家中，平日里除了读书写字，胡适的另一乐趣是和他的朋友们聊天。在聊天中，胡适经常能展示他乐观幽默的一面。当时一些年轻的留学生和胡适私交甚好，胡适经常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事业有成，如历史学家唐德刚、物理学家吴大猷。正是在这群年轻人中，鲍士平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谢正刚。当时谢正刚和弟弟谢诚刚在纽约的曼哈顿学院读书，他们的父亲谢寿康是民国时著名的文人和外交家，也是胡适的老朋友。谈到当年的谢正刚，鲍士平并不顾及坐在旁边的丈夫的颜面。

　　“那时候一般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白白净净的，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啊，而且饭量还很大，一餐饭能吃掉一打鸡蛋，把胡婆婆都吓到了。”

　　据鲍士平回忆，胡适很喜欢德国菜，有时会带她和其他留学生到离家不远的Lexington大道上的德国餐厅吃饭。这样的事情自然是这些穷留学生求之不得的。

　　“有一次吃完饭回家，走着走着胡公公突然说：‘小平啊，你以后最好能嫁一个美国人。’我没有理他，心想关他什么事。胡公公见我不做声，就改口说：‘嫁一个华侨也不错啊。’见我还不说话，他自己乐得笑起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胡适后来才知道，鲍士平正在和谢正刚交往。当时谢正刚大学毕业，在新泽西一家公司做工程师。

　　有一次，谢正刚打电话到胡适家，想约鲍士平出去，鲍士平却故意拒绝。这时候胡适凑过来说：“小平啊，赶快答应人家噢，电话费可贵了，人家可是做苦工的哩。”

　　原来当时谢正刚的父亲虽然身为外交官，但收入却非常有限。谢正刚、谢诚刚两人大学期间周末去中餐馆打工，暑假则到福特公司的工厂装配汽车，因此谢正刚给胡适的印象是做苦工的。

　　“我能娶到小平，还要感谢胡公公的欣赏哩。”夫妇俩相视而笑。

　　认识一年多之后，谢正刚和鲍士平结婚了，同一时间结婚的还有弟弟谢诚刚。胡适夫妇很高兴，帮忙张罗他们的婚礼，可谢正刚的父亲却因为公务在身无法参加，于是胡适写信过去说：

　　“你们的两个儿子都很用功，都很刻苦，待人也都好，他们都很可爱。他们结婚时，你们都没能到，许多朋友都失望。祝你们新年百福！”

　　胡适夫妇在纽约生活了八年，期间只两次短暂访问过台湾。1958年，胡适决定移居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对胡适的归来非常高兴，特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储蓄，加上“中央研究院”的追加预算，给胡适在台北盖了新房，并配备了秘书、司机和厨师。回到台湾后，胡适终于又过了几年舒适日子，直到1962年心脏病突发逝世。

　　“也许胡公公不应该回台湾的，那边应酬太多了。如果待在美国，凡事都自己动手，经常出门走动，肯定能多活几年。”鲍士平轻轻叹了口气说。

　　在胡适夫妇回到台湾后不久，谢正刚夫妇也离开纽约一起回到衣阿华继续求学。谢正刚后来取得了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电机专家，曾在IBM、施乐等著名公司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鲍士平则获得了教育统计学博士学位，曾在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终身教授。改革开放以后，夫妇俩经常回中国，谢正刚还在南开大学担任了客座教授，他参与组建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美国最著名的华裔精英组织，一直积极促近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如今的谢正刚、鲍士平夫妇早已退休，儿孙满堂，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