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仰望太行山

　　柔情铁汉，当数左权

　　一片红色圣地，总是和那些传奇人物有着密切关联。

　　他曾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的优秀学员，他曾有过留学苏联5年的不凡经历，他在抗日战争中参与策划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他是我军历史上牺牲在前线战场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妻子是“延安三美”之一的刘志兰，媒人和证婚人就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和康大姐……左权，集诸多人生传奇色彩于一身，以至于人们想起太行山便会想起他，到了太行山便会去寻觅他的足迹。

　　采风武乡，我亦如此。

　　我想，在太行山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左权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在战场上，他要昼夜思虑，如何战胜强大、凶残而狡猾的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他因“托派嫌疑”仍背着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牺牲前几天，他还流着眼泪写了一封申诉信托彭德怀转交党中央，要求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在感情上，他虽然在34岁之时才找到自己的真爱，但结婚仅仅一年半时间，便为了革命事业，与娇妻爱女匆匆别离，饱受相思之苦……

　　左权以死殉国，还自己一个清白，让那些怀疑他攻击他的人从此不再聒噪。

　　展读伟人对左权的评价，敬仰和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朱德称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彭德怀写下碑文哀悼他“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

　　展读左权在战斗间隙给妻子刘志兰写下的11封家书，一个人性的人情的左权缓缓向我们走来。

　　“有不少同志很惊奇我俩能够分别，你真的去延安了，本来分别是痛苦的，但为了工作，为了进步，为了于党有益，分别也就没有什么了。分别后不免相互思念着，聪明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思念。”

　　其时为1940年11月12日。他和妻女分别3个月后。

　　日军的“蚕食政策”步步逼近。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的名义下达命令、由105个团共27万兵力参加的“百团大战”，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忙于指挥作战的左权将军抽出难得的一点空隙时间，给他远在延安的妻子写下这简短而又饱含深情的第一封家书。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砖壁旧址，左权用过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悬挂在灰白色的墙上，那些看似一团乱麻实则脉络清晰的作战路线，如同左权的人生一样充满了神秘感和未知性，我无法拉直其中的问号，但我能看清那些惊叹号。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其时1942年5月22日。左权遇袭身亡的前3天。

　　这是左权写给妻子刘志兰的第十一封也是最后一封家书。四个“念”字，重复叠加，其心情是何等急切，其情意是何等缠绵。无怪乎众多后辈来太行山朝圣，每每默念此信，无不为之感叹。

　　我猜测，左权将军在写这些也可称之为情书的家书时，一定是久久地端详着他们一家三口仅有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因为他曾说过“……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照片摆出来一一望着”；一定是眼含热泪，祈祷战争尽快结束，让他和他的妻女早日重逢团聚，从此过上童话般幸福的生活。

　　斯人已逝，无法考证；柔情铁汉，当数左权。

　　我忽又在想，倒在敌人的炮火下也许是左权最好的归宿。如果他当年逃过抗日前线的战火，恐怕他也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凭他和彭德怀亲密合作、并肩作战那么多年，以及留苏期间的所谓“污点”，就难逃被迫害的噩运。如此看来，轰轰烈烈倒下，比之蒙冤受屈而亡，多了悲壮少了遗恨，多了荣耀少了屈辱。大丈夫捐躯赴国难，岂不快哉？！

　　武乡行的最后一站是板山。据说，最高峰花儿脑海拔2008米，站在此处，巍巍800里太行尽收眼底。当我们从武乡驱车近两小时攀到板山山顶，拨不开撕不断的浓云密雾遮天蔽日，几步之内看不清同行者的面孔，我们只能抱憾而归。

　　风景藏在云雾深处。我们追寻的历史也藏在云雾深处吗？

　　战地，付出代价也浪漫

　　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称得上是丰碑之上的丰碑。

　　那士兵一般排列的一件件贵重文物，那珍品一般悬挂的一幅幅图片资料，借助声、光、电等媒体手段，油画、雕塑、模拟场景、光纤动态主体沙盘等，重塑和还原了一幕幕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日的历史场景。那个名叫田悦惠的宣教部主任激情昂扬的解说，更是让我们为之动情、动容。

　　历史没有藏在云雾中，而是拨云破雾现出其本来面目。

　　许多人在那幅摄自平型关战斗中的照片前默立良久。照片左上方，那位似乎在查看地图、又似乎在写写画画的指挥员，久久吸引着我的目光。他的轮廓是那样的清晰分明，体态是那样丰腴健硕。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副苍白而又孱弱的身躯，怕风怕光，似乎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何曾有过这样的神情爽朗，这样的临危不惧？

　　噢，在此地我知道了，是平型关大捷半年之后，那颗带响的会飞的子弹夺去了他曾经拥有的强壮和健康。

　　是1938年的春天。一定是太行山的涧水清了，野草绿了，山花开了，才催生了他在炮火纷飞的战斗间隙潇洒一把的情怀。那天，他穿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黄呢子大衣，脖子上挂着一架望远镜，飞身跃上一匹丰腴强悍的“千里雪”，朝野外驰去，向春天奔跑。

　　信马由缰，漫无边际。我想他一定是嘴里哼着那首“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战地歌曲，抑或是“桃花红杏花白”那样的民间小调；他一定会在马背上时而回忆儿时的欢乐，时而想念远方的亲人，要不然就是在思谋下一仗该如何排兵布阵……

　　大敌当前，两军对垒；转瞬之间，你死我活。试问，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有谁会有、有谁敢有如此异乎寻常的情致？他真的是浪漫到家了。

　　清脆的马蹄声在太行山间如急雨一般嗒嗒响起，终于引得一排黑色的枪口瞄准了他和他的坐骑。那是晋绥军的防区，阎锡山的兵误认为这个家伙是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官。

　　反常规的举动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听到了76年前的那声枪响，听到了子弹在飞的声音。那颗没有思维和方向的子弹，当时却带着不可改变的决断和准确，“嘭”地一声钻进了他散发着温暖体味和英雄豪气的胸膛。鲜血如同泉涌一样喷射，染红了他和他的“千里雪”倒下的山梁。

　　常胜将军“走麦城”。是大意？是疏忽？不，是天性使然，是他有颗不安分的骚动的心。

　　好几天以后，他才从昏死中醒来，望着四周一双双关切忧郁的眼睛，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想到在阴沟里翻了船。”

　　当时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气急败坏的阎锡山要拖出肇事者枪毙以替他出气，他闻讯后要求友军宽恕那个下达开枪命令的班长和举枪射击的士兵。他的坦荡之心，他的宽宏大量，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卓尔不群的高级将领，也让当时一致抗日的国共两军官兵，无不为之钦佩和敬仰。

　　至于后来，历史自有评说。尽管历史经常藏在云雾深处，但太行山的一草一木记住了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抛洒的一腔热血。

　　朱老总身后的药房掌柜

　　沿着长长的黄土路走过一个又一个革命纪念地，心存一分敬畏，心存十分感动。“村村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武乡县委书记周涛的话在耳边响起，“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是太行山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厮杀的战场；这里的每一条沟壑，都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我不由得把脚步放慢放轻，生怕哪一脚下去急了重了，会触碰到地下栖息的英灵。烈士已然长眠，我们不要惊扰他们的睡梦。

　　是的，我们今天的生活从成千上万烈士的身躯上走过，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大声喧哗；我们享用着他们当年用信仰和战斗换来的果实，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续写属于我们的红色传奇；我们拥有了也许本不该我们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让他们的英名蒙羞。

　　看看位于武乡县东70华里的王家峪旧址。你信吗？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狭窄的小院，当年是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在此指挥太行山军民进行大小战斗135次。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你尽可以从朱老总的这首五言绝句中想象战斗的残酷和惨烈，但是，此时我想把你的目光牵引到一张朱老总捎给家乡友人戴与龄的借款条上。

　　“……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朱德的一片孝心令人唏嘘不已。而我的思绪却穿越上世纪的战火烽烟，飘落到川南泸州的那个小小的大东药铺前。它的主人就是戴与龄。

　　小朱德两岁的戴与龄也是四川仪陇马鞍场人，少时与朱德同在席家砭读私塾。1906年春，他们又一起到顺庆府念高等小学堂，而后又一起考入顺庆府中学堂，中学毕业又一起考入四川省立高等学堂，平时常有来往，多年感情深厚。戴与龄还曾跟随朱德参加滇军，他在南昌起义中受伤后，隐瞒自己的这段历史回到家乡，靠行医卖药为生。

　　戴与龄接到朱德的字条，很快筹措200大洋，帮助朱家遭遇严重饥荒、天天挨饿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

　　八路军总司令孝敬生母养母拿不出一文钱，不惜屈尊向昔日好友求助，成为美谈，甚至成为共产党领导干部“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范例。然而，此时此地，我更对那位不顾身家性命为老友排忧解难的药房掌柜，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朱老总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告诉我，当时已经变脸的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因为与朱德的关系，戴与龄及其家人受到牵连，被军警四处追捕。戴家老母亲已锒铛入狱。也许拿出200元大洋不算什么，但是“通共”的罪名可以让戴与龄一夜之间人头落地。

　　担责、仗义，那个时代的人用历史的皮鞭在狠狠地抽打我们的灵魂，让今天的我们不敢再奢谈“情义”二字，时时感觉到在他们面前，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多么地庸俗、廉价甚至无耻。

　　我试图在武乡看到的各种书籍和各个参观点以及网上寻找戴与龄的照片，都未能如愿。我能想象得出当年这位怀揣200大洋奔赴朱德养母刘氏居住地南溪的药房掌柜，当时是多么地心急如焚，又是多么地担惊受怕。可我想象不出他会是怎样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或许就像《林家铺子》中林老板那样的模样吧。据说国民党军警追捕时因见他“穿着褪色发白打着补丁的衣服”，误以为他是个伙计，从而让他得以乘机逃跑，躲过一劫。

　　朱和平说，戴与龄对爷爷的资助不仅只此一次，在他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屡屡出手相助。

　　朱老总高大的雕塑铜像耸立在太行山上。而我分明看到他身后跟着那位名叫戴与龄的药房掌柜，他仍旧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手里拎着一包包中药，笑容可掬，行色匆忙。

　　岁月可以流逝，但一代名帅和一个卑微商人之间在那个时代的情义，也如同巍峨耸云天、千里丰碑望不断的太行山那样，让人们长久地仰望，长久地怀想。

　　其实，历史既不在书本上，也不在云雾深处，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