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雨：咱也干过“互助组”

　　虽说在14岁那年，我就担任了区通讯站副站长，工作、活动不少，但未脱产离村，所以，还当了不少年“老庄户”。是小“老庄户”，自父亲离家，没有了男劳力，母亲先成的“老庄户”，打场、扬场，以及锄地，她都比我在行。祖母算是个领导，她锄地不会换杌，老一边姿势，且越锄揽得垄越多，但她很会打算，一切都是在她打算下进行，用烂豆子当肥料，黄豆坚持种“小白果”，岭地高粱缺苗不补，收了杈秀秫秫，使一些老庄户都称赞。因为有祖母这位好领导，母亲这位好骨干，我11岁开始学推车，先推二百斤，两个小妹妹拉着(一个6岁，一个9岁)，到有人搒牛能推八百斤。除了耩地还不会，其他样样都能顶个男子汉。就是这个基础，兴互助组时，人家那些老庄户，才愿意和咱“互”。

　　人们打趣称互助组为“糊涂组”，是说没有什么正式规定，怎么合适怎么来。实际上，是一些搿犋组。搿犋，就是两家养牛户合作，加上有用牛的就几家合在一起，互帮互助。我家一直用我叫三老老爷家的牛，他和东苗家胡同一家搿犋，后来他又和另一家我叫大老爷的(此人的大儿子，我叫大爷)一家搿犋，我们三家一起，组成一个互助组。不知谁是组长，谁领导谁，谁被领导，都糊涂着。凡自己能干的，还是各家自己干，只有两头牛都用的时候，才在一起，这主要是耕地。耩地只用一头牛，都是我和三老老爷搿伴，他扶耧，我搒牛。耕地，是我早练出来的本事，所以，耕地的活，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我身上。两个老头，帮助套好牛，定好犁的尺寸，就优哉游哉，坐在地头上抽烟拉呱。一家的地，一季都在五六亩左右，三家是十五六亩到近二十亩，也就是说，我得一天天一趟趟，一只脚在犁沟里，一只脚在地上，一连十几天，才把这一件活干完。春田好耕，秋田，特别是穇子地，相当难耕，耕了耙，也特费力，两头牛躬腰昂首地用劲儿拉，人站在耙上，耙齿划地，脚底下用点力，一连几遍，才把穇子楂全耙出来，然后由半劳力们捡拾，好当柴禾烧。耕一季地，会累得肋条骨凸显出来。好在“互”的时间不长，当时在东北已参军的父亲给村里来了信，与家里取得了联系，我家成了军属，有了专门的代耕户，互助组又谁和谁“互”就不知道了。而我也很快调到报社了。

　　多年来，谁也看不出我曾是个“老庄户”。在报社先后干通联、编辑、记者，都像个老手。其实，干农活晒黑的肩膀，两年后才变过来。1951年，我以一个文艺工作者身份下乡莒南深入生活，一位当过工农通讯员的黑汉子，向一位姑娘介绍说：“这个主嘛，标准的知识分子咳！”一次乡里开会，乡长宣布：“欢迎省里的苗记者讲话！”那时我已到文艺单位编刊物，下乡也还是以记者名义。十多年后，在一个县搞社教，大队长觉得我是一介书生，下到一个人数最多的中心组，在众多基层工作者面前，“考验”我这个“大组长”，没想到我干得有条有理，很从容。末后又抓生产，专派一位公社老社长当正组长：“两个正组长，老社长排头里！”我对老社长说：“你抓生产，我生产！”我就犁地、耩地地干起来。正好有个机会轻快一阵。

　　“文革”中，机关干部“一鞭子赶”，上“五七”干校，山东省直机关干部都上了齐河农场。麦收后，拖拉机耕地，那耕不到的地头、地边等处，由大家用镢锨刨刨剜剜，连里弄了两张犁，找扶犁手，找来找去，只找了我们“黑帮组”中的一位苏老头，另一位就是找不出来，我们“老黑”的任务是看坡(到处转，防小偷)，我说：“我算一个吧！”用犁耕，比镢锨刨剜快得多，那些干镢锨活的“革命群众”们，很是羡慕：“嘿，看人家老黑！”那情绪很有些矮一块儿的味道。忙完了这季活，回济南探家，妻子见咱肋条骨又凸显出来，知道干校“学习”够累，一句“你这个主嘛”之后，再没说什么，就流泪了。本来因回家的愉快心情，也转而跟着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