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

　　阿昌族的人口较少，但有一大批人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孙家申、杨叶生、曹先强、罗汉、孙宝廷、曹明强、孙家林、赵家福等人，有的努力进行民 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的则积极进行个人的文学创作，极大地繁荣了阿昌族的文学花园。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孙家申、杨叶生、罗汉、曹明 强的采访。

　　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孙家申：我发表过《双轮双铧犁诉苦》《燕窝的歌》《凤尾竹下丝纤扬》等作品，后来写了一些关于阿昌族酒文化的研究文章。我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看到别的民族的作家写了很多文学作品，自己也咬紧牙关写了一些粗制品。我今年78岁了，我们这一代人起的是抛砖引玉的作用，后来兴起的文学新人写得越 来越好了。

　　杨叶生：我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回到云南从事教学，同时进行阿昌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74年，我开始收集阿昌 族的古歌。1979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民族文化更加重视，云南省民委专门组织了一个阿昌族民间文学调查组，来到梁河县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目的有 两个：一是调查阿昌族的民间文学到底有什么；二是重点搜集、整理阿昌族的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1983年，这部史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让这本 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们当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罗   汉：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来到部队以后就尝试写作。我起初是写小时候所经历的乡村生活，后来转向写部队战士的生活，所采用的文体主要都是小说。 长篇小说《紫雾》、中篇小说集《红泪》分别获得第六届和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自己较为满意的小说是写阿昌族人生活的《刀匠磨斧》和写 部队生活的《两地螺旋》。现在，我还在写小说，但也花很多的时间来写影视剧本。写小说，作家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对描写的对象进行精雕细刻；写剧本，要考虑 制片方的要求，剧本一般都讲究简洁、明了，也并不好写。但是，作家写剧本，物质回报相对要高一些，而且作品会被更多的人接受。

　　曹明强：我主要是写诗歌。我1982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叫做《蹬起来，窝罗》。后来，发表的诗歌就越来越多了。我们阿昌族人很 善于唱歌，我自己也喜欢唱，还编了一本《中国阿昌族情歌选》。我始终觉得，诗歌对我来说，有着一种特别的意味。如果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诗句，我会感到非 常兴奋。比如在《山乡之夜》这首诗中，“潮湿的被窝里蠕动着女人的叹息”这个句子我就很喜欢。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发现，但可能因为自己的汉语水平不够好， 没法将之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遗憾。

　　问：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曾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罗  汉：很多作家，比如莫言、马原、洪峰等，写得都很好，他们的作品我都很喜欢。每当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我就会不自觉地去分析它为什么好、好在哪些地方。我觉得，在写作上，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兵，还需要不断地学习怎样去安排章节、调度描写的技巧等。

　　曹明强：我喜欢读杜甫的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后来也经常读鲁迅的作品。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所写的故事非常迷人，语言也很精美，读起来太有趣味了。还有妈妈给我讲的那些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问：通过作品，主要想表达什么？

　　罗  汉：我的写作，经常是因为觉得一个事件好玩，就动笔写了。在写之前，我并没有太多预设的目的。写完之后，我发现，很多作品的题目都跟颜色有关，比如《紫 雾》《红泪》《绿雪》等。我觉得“紫雾”、“红泪”、“绿雪”等，都是很美好的事物。《紫雾》写的是边地的缉毒斗争，描写武警去当“卧底”的经历，整个叙 述有一种神秘感，“紫雾”这个标题和内容是契合的。《红泪》写的是一位女同志的悲惨命运，她流出来的眼泪和血是同一个颜色，标题“红泪”就是其命运的一种 象征。或许，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一些事件、对于现实人生的个人感觉。

　　曹明强：我早期的诗着重写我的妈妈、我的大山、我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人数很少，很多人因此心怀自卑，但我要去歌颂自己的民族，让他们对自己的 民族产生认同感。这些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民族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去表现、强化 这种心理。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孙家申：阿昌族文学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我们编辑出版了两册《民间文学资料集》，在阿昌族人民中受到很大的欢迎。阿昌族的“蹬窝罗”是诗乐舞合 一，它的唱词翻译成汉文就是一首诗。我的叙事长诗《燕窝的歌》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启发下写出来的，主要是描述阿昌族的苦难历史以及阿昌族人的奋斗历程。

　　杨叶生：搜集、整理这些民间文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存好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希望更多的青年作家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在我看来，真正能 够站得住脚的民族文学作品，要有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化作为基础，因此民间文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可喜的是，在曹先强、孙宝廷、赵家福、曹明强等 阿昌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找到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印迹。

　　罗   汉：在创作上，我没有受到阿昌族民间文学太多的影响。但是，从那些涉及阿昌族的篇章中，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到我对本族人民的理解。阿昌族人从不争强好胜，在 与其他民族的相处中，他们非常善于调和矛盾，与他人和谐相处。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你所穿的服饰、你所唱的民歌，还应包括本民族深层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对于传 统的民族文化，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保护那些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应该接受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继承，可能就会变得过于保守。

　　曹明强：民间文学直接启蒙了我的写作，所以我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都特别珍视。我现在在进行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翻译，同时还努力地 去保护阿昌族的语言。阿昌族语言是我们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阿昌族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阿昌族语言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体系就只能 依靠汉语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要保留阿昌族的语言，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比如把它和汉语进行对译，做成一个大辞典。这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问：对阿昌族青年作家有何期待？他们应该如何平衡好生活与写作？

　　孙家申：现在阿昌族有很多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大都上了大学，文化层次有了提高。但基本都是业余进行写作，没有专业作家。而且，没有专门的机构来 组织这些作者，还没有形成一种合力。对于阿昌族文学，我觉得“回头看我们有进步，但是向前看我们要跑起来”。我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能够把改革开放以来阿昌山 寨的巨变，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来。

　　罗   汉：我不主张文学完全地市场化、商业化，但是一部分作家应该尝试着走向市场。走向市场，甚至迎合市场写作，有时候是为了解决生计。如果一个作家连基本的生 活都保障不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很难有心境去写作品。当然，如果政府能够给有才华的作家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帮助，他们就可能免除这方面的顾虑，有更多的 时间去写作。

　　曹明强：就我个人而言，写作就是要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自己一方面在种植茶叶，一方面在坚持写作。如果我只种茶，就体会不到写作带来的内心 愉悦；如果我只写作，就很难体验到种茶的那份怡然。种茶与写诗，甘苦自在其中。我总觉得，一个丰富的人，他的思想应该是“战斗”的，他的肉体也是“拼搏” 的。既要在俗世中打拼，也要在精神世界里遨游，因此，我必须坚持写作。

　　　　(采访者：杨春、钟进文、孔林林、姜可欣、胡艳红、张楠、杨金超、王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