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界为何多“李鬼”？

　　被访者：彭伦(99读书人资深编辑、译者)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祁斯韵

　　最近的翻译出版界比较“热闹”，先是北京大学葡萄牙语系教室闵雪飞在网上发帖称，韦白翻译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集《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部分内容严重抄袭了她和朋友杨铁军发表在网上的合译版本，但韦白认为他只是“参考”而不是抄袭。最后这场风波以上海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宣布停止发行该书告终。

　　上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译者马爱农起诉中国妇女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侵权，两个案子都将8月6日开庭审理。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欧阳韬在网上发起活动“大家一起来抓翻译界的李鬼”。

　　翻译出版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出现种种侵权现象？读者又该如何找到质量有保证的译本？听听业内人士怎么说。

　　有人“照搬”当“借鉴”

　　有人干脆“中译中”

　　有意与无知性质截然不同

　　羊城晚报：你既是译者，又是编辑，对现在翻译出版界的整体情况是怎么看的？

　　彭伦：还是以个案来说吧，因为闵雪飞和韦白的纠纷跟马爱农这件事有本质区别。相比马爱农起诉两家出版社这件事，闵雪飞说韦白抄袭这件事的性质轻很多。整体来说，韦白翻译，还是有很多是他自己翻译的，闵雪飞自己也在最后的回应中承认的，他们之间的来往还是比较客气。这个过程其中一段是已经辞职的世纪文景的责任编辑在网上贴出的回应激化了矛盾，如果没有那封信，这件事可能还有更妥当的解决方式。

　　羊城晚报：韦白给闵雪飞的公开信里谈到，他认为自己只是参考，不是抄袭。是否构成抄袭比较难以界定？

　　彭伦：这是韦白的认识问题，就是因为认识上存在误区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如果仔细辨别，还是可以辨别出来的。他没有意识到“借鉴”和“照搬”的本质区别，他的做法其实就是照搬，修改几个词，他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他的角度，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无意的，但这种无意其实是种无知。如果是有意的，那性质就更严重。

　　事实上，如果你是做重译，不可避免要看以前别人的译本，不管之前的译本是好是坏，对后来的译者都是借鉴。如果原来的译本本身就很好，那可以帮助后来的译者加深理解，如果不好，那后来者要知道哪些地方存在错误，进行修正。

　　羊城晚报：是否存在译者本身并不懂外文，只是依照之前的译本进行修改，也就是“中译中”？

　　彭伦：当然有，这就是马爱农那个情况，非常明显是书商恶意的抄袭和侵权。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周黎的《绿山墙的安妮》，明显是直接的抄袭，和马爱农的译本相似内容超过九成。中国妇女出版社说这本书是外包给公司做的，只是卖书号的关系，责任由对方公司承担，那对方公司的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说“周黎”是他们找的自由职业者，现在也找不到人。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看看文字上没什么问题，就放行发书号了。

　　一种可能性是有人假冒译者，抄了马爱农整个译稿，交给出版公司，而出版公司和出版社都没有抄袭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出版公司本身就知道这件事，就是为了抄马爱农的书去造假，那就是故意抄袭。

　　现在有些书商就是“剪刀加糨糊”，找来很多以前的译本拼拼凑凑，这里抄一句，那里抄一句，拼出一本新的译本，起个笔名出版。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几次，有些不入流的出版公司就是这样做。

　　羊城晚报：出版社编辑在考虑译者上也应该有把关过程。

　　彭伦：对，但因为很多不专业的出版社本身就没有外文编辑，那怎么保证质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有责任选择最合适的译者，译者交稿后还有编辑的编校过程。这是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往往把责任都推到译者身上，这是有点问题的。

　　编辑不是最重要的，但起码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书在没翻译之前，你要找译者，像译者交稿后对质量的控制也是编辑来控制的。

　　羊城晚报：世纪文景也是颇有口碑的出版公司，为什么还会出现韦白这样的情况？

　　彭伦：因为佩索阿是葡萄牙语诗人，据我了解，现在中国好像基本上没有懂葡语的编辑。而且韦白是从英文本转译的，不是直接从葡语翻译。我不知道原来那个责任编辑英文水平怎么样，如果英文水平也不行，那问题就更多。

　　目前我国的出版社里极少有会小语种的责任编辑。但也有解决方法，假如我要出佩索阿的诗集，那首先要找会葡语的译者，像闵雪飞这样的，虽然我自己不懂葡语，译者交稿后我可能会找佩索阿的英译本来校对。如果有问题，再跟译者核实。

　　对粗制滥造的打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羊城晚报：出版社编辑一般都怎么找合适的译者？

　　彭伦：每个编辑都不一样，经验丰富的编辑会有比较多的译者可以选择。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肯定要走一些弯路积累经验的。我刚开始做编辑的时候也找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译者，翻出来的质量一塌糊涂，给自己增添很多苦恼和麻烦。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译稿很差是可以退稿的。但一般来说，我们编辑总是能改就改。实在改不了呢，就再想其他办法，可以直接退稿，或者通过扣译者的稿费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羊城晚报：存不存在出版社给译者的时间太短，导致译者赶工影响翻译质量的情况？或者有没有因为翻译稿费不高，导致译者没法花长时间静下来做翻译？

　　彭伦：一般还是会给译者比较充分的时间，不是说他一定要几个月内翻译出来，半年、一年都有，要看书的篇幅和难度。主要我觉得还是编辑的水平问题，很多编辑自己可能不搞翻译，不从理解译者的角度考虑，往往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比如说要他三个月之内把这个书都翻译出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确实容易造成译本质量出现问题。

　　其实现在国内出版社给的翻译稿费都差不多，即便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译本。这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了。

　　羊城晚报：你认为解决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办法还是靠编辑吗？

　　彭伦：一个是靠编辑和出版社。这个问题不能都归咎到是民营出版公司还是国营出版社，像马爱农这件事上，国营和民营都有问题，国营出版社它卖书号，不负责任，民营出版公司可能存在恶意的抄袭、恶意地侵犯马爱农的姓名权。

　　另一个方法是直接起诉。我们现在老说翻译质量有问题，有些出版社粗制滥造什么的，但往往停留在口头或者媒体谴责，对那些违规或侵权的出版社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打击。所以像马爱农这样直接诉诸法律是比较好的。很多被侵权的译者或被侵权的出版社嫌麻烦，很多时候并没有采取法律行动。

　　羊城晚报：翻译被侵权的情况发生在经典的公版书比较多？

　　彭伦：对，所谓公版书就是公共版权，出版社不需要买版权。实际上这些经典公版书的读者，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学生家长，所以小孩家长更应当有这方面的意识，媒体也应当提醒家长，既然为孩子挑书买书，就应该负责任选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