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村文学：文学乡村与现实乡村的偏离(2)

　　我不否定文学在写作伦理上的道义自觉担当。事实上，我也多次在这种意义上肯定像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这些直面中国乡村现实的非虚构写作。他们写了一群真正意义的“穷人”，一群赤贫却尊严地、忍耐地活着的“穷人”。这些写作让我们想起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的：“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还不只是“对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至少首先要选择和正义、良知、尊严、善良、美好……站在一起，这种写作伦理上的声援不只是物质、道义之上的，而且使他们能够进入别一个世界人们的内心理解，体恤他们内心的无望和孤独。因此，不能说写到了民生疾苦，在立场、姿态上做到了“悯农”就抵达了中国当代乡村真实。文学的真实是看得见的现实，也是看不见的人性、心灵的真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能够理解李洱所说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存在问题主要由于“我们对现在的乡村可能没有足够的理解”。梁鸿认为：“千疮百孔的现实问题超越了一切对艺术的从容，压倒了艺术者的审视和渴望。也压倒了研究者对艺术的渴望和审视，读者，包括专业的批评者都希望看到、感受到真实的乡村境况。”文学应该有自身的审美尺度和标准，新世纪的“文学乡村”正在发育成为一种文学的“伪真实”，其背后潜隐着的是作家历史意识的匮乏、思想资源的贫瘠以及文学审美能力的单薄。当代不乏以写中国乡村见长的作家作品，但和苦难深广的中国乡村历史和现实相比，我们的文学实在不能算尽职尽力。

　　今天所谓的“乡村文学”之乡村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生活之外的乡村，有多么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的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和拼凑出来的。和活生生的中国乡村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乡村正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乡村”。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固然存在着瓦解和消逝，但像林白的“神灵犹存的村庄”是不是也是一种“真”生活？ 当下乡村文学写乡村都乐得簇拥到颓败的“乡村”，有多少人像林白这样关切神灵犹存的村庄？村庄神灵犹在，但我们都忙着去赶其他的时髦场子去。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经常把城市押上审判台：“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虽然韩少功的城乡对峙观念会妨碍他对中国当下城乡作更深入的审察，但今天有几人像韩少功这样身体力行地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劳动的”“乡下人”然后再议论风生？更多的是在城市的楼中徒生一点渺茫的田园乡愁。

　　我们进而从当下作家构成看，新世纪之前成名，现在正值创作盛年的作家大多有着由“乡”入“城”的经历。新世纪文学的乡村想象往往是作家悲欣交集、荣辱与共的“我乡”。 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这几茬作家，许多人一直靠着青春时代的乡村记忆这根救命稻草，维持着自己的写作生涯。他们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新世纪许多所谓的乡村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城乡对峙中去书写乡村作为生命之根以及人性之善良美好。他们不断回望他们青春时代的乡村，很容易成为有着怀旧癖的逃世者，成为新时代的“遗老”。问题不是记忆和历史可不可以成为作家的写作资源，而是我们能够从记忆和历史中看见作家立足当代对记忆和历史的清醒反思吗？将旧时代的乡村想象成当代一切病症的解毒剂，想象成都市的田园乡愁的异邦，这来自不太遥远青春的——究竟是精灵，还是幽灵；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癔症一样的 “编造”；是想象的自由飞翔，还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失语？

　　新世纪乡村文学与农民的隔阂

　　值得重视的文学现实还有：文学，尤其是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文学与中国乡村的阅读主体农民发生及时和现实的关系的不够多。这种状况在今天的乡村文学竞写中并没有得到改观。这个问题应该是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至少到今天为止农民自己的文学书写还停留在很低的层面上，我们缺少可靠而有效的农民文学书写状况的实证式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书写状况的调查之上的，而农民式的民间书写在中国从来就是自生自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至于农民阅读的文学，所谓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根据我这些年所做的农民阅读状况调查来看也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写了农民熟悉的生活就会为农民所“喜闻乐见”。早在1929年，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就意识到：“那时一般文人写文艺作品，不过是文人借此互相标榜，互相炫耀，专供少数人的欣赏，与一般知识的落后的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晏阳初延请孙伏园去乡村开展文学活动时说：“你应该到乡村去学习去创作，为老百姓，让老百姓作你的读者。”他五顾茅庐邀约熊佛西去定县主持平民戏剧，如晏阳初所说：“我们3万万多的农民终日胼手胝足，一年到头有什么娱乐？正应当给他们点娱乐，为什么不到乡间去把中国的魂抓着，找活的材料做剧本？”这样，当我们今天思考新农村建设中文学何为时，是不是应该重提“文章下乡”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而今天的文学事实却是，从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其以下的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当然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文学人才的下移有关系。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初期，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我在农村做文学生态调查时，许多老一点的基层作者都回忆起80年代县城文化单位组织的频繁的文学活动。因此，从整个制度设计和文学生态构成上，我们如何安放基层作家这个庞大、活跃的创作群体，将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靠近乡村的一群作家，他们的乡村文学经验有可能成为富饶的乡村文学资源，即便这种资源是原生态、粗陋的，但较之我们有的专业作家从社会新闻获得的乡村真实要丰富得多。也正因为此，文学的底层乡村关注，当然也应该包括基层作家关注。

　　如果我们视野放开阔一点，离开了辽阔的中国乡村，离开了农民，是无法去讨论和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乡村是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的生命出发地和精神源头，而且因为所谓的中国古典向现代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乡土中国的新变。这中间农民和农民的精神蜕变必然会成为一代代作家回望乡村、书写乡村变革无法回避的题中之义。而且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觉悟到乡村的心灵史和精神史恰恰是被寂然无声的农民所承载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新文学研究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谈论乡村和农民，但很少有人单独把“乡村文学”作为有着自身的疆域和谱系的“一种文学”。我们所熟悉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文学”研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本位的“精英”立场，“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种文学”也被“乡土”、“农村”、“农民”的知识分子想象所遮蔽。乡村文学除了向精英、雅致的方向发展，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虽然有的作家，如莫言所说“作为老百姓(农民)写作”，我还是坚持认为乡村文学仍然是一种代农民“言”、拟农民“腔”的文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代”和“拟”式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的知识体制中，我们无法改变庞大的农民阶层事实上无法“开口”的现实，这些“代”和“拟”式的“文学”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得以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到这个沉默的阶层中间。而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进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新文学之“乡村文学”的困境。乡村文学的操持者们如何从制约他们的重围中脱困而去让农民这个庞大的阶层澄明和照亮，去把握农民、把握乡村、把握农民的心灵世界并且以恰如其分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们当下的乡村文学要思考的问题。